刘禹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刘禹锡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祖籍中山,后迁居洛阳。其父刘绪曾为地方小吏,虽非高门望族,却也让他自幼浸染诗书。少年刘禹锡天资聪颖,十五岁时游学江南,拜在诗僧皎然与诗评家灵澈门下。彼时江南正值藩镇割据后的复苏期,他在吴兴目睹水乡烟雨与民生疾苦,笔下己初显“片言明百意”的锋芒。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十一岁的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时称“柳刘”。揭榜之日,长安朱雀街鼓乐喧天,他挥毫写下“东都才子江左客,年年道上随行车”,意气风发间,己将自己定位为革新世风的文坛新锐。同年,他又登博学宏词科,授太子校书,与柳宗元、王叔文等结成“二王刘柳”集团,在长安城的明光殿与曲江池之间,构筑着“永贞革新”的理想蓝图。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推行新政,刘禹锡被擢为屯田员外郎,掌管财政与农田水利。他与柳宗元连夜草拟免苛税、罢宫市的政令,试图扭转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颓势。然而,新政触动了保守派利益,仅持续一百西十六天便宣告失败。顺宗被迫禅位,宪宗即位后,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的贬谪地是朗州,此地潮湿多雨,民俗尚巫。初到朗州,他住在城西破旧的司马署,听着窗外“蛮歌豆蔻北人愁”的土著歌谣,写下《谪居悼往》:“一旦收遗簪,再贶不逾时。铭骨怀报称,逆鳞让批拂。” 虽含愤懑,却未沉沦。他深入民间,将沅湘民歌融入诗中,创作《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谐音双关的妙笔,将楚地俚语升华为文学瑰宝。十年后,他奉诏回京,却因游玄都观时题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暗讽新贵,再次被贬为连州刺史,此后辗转夔州、和州,长达二十三年漂泊于湘、蜀、皖等地。
在夔州任上,他见长江三峡船夫拉纤艰辛,写下《竹枝词九首》:“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以江滩险滩喻人世险恶,却又在“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中,捕捉到民间生活的坚韧与热望。这种在苦难中提炼诗意的能力,让他的诗风从少年俊爽转向沉雄苍劲,正如他在《浪淘沙》中所写:“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和州刺史,当地县令故意刁难,让他住城南临江小屋,后又迁到城北,再迁到城中仅容一桌一床的斗室。他却挥毫写下《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以“惟吾德馨”的傲骨,将逼仄陋室化为精神圣殿。此刻的他,早己褪去青年的棱角,却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坚守着文人的尊严。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奉召回京,途经扬州遇白居易。席间白居易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叹其“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他却回赠《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以沉舟病树自比,却放眼千帆竞发的天地,这份历经沧桑后的豁达,让白居易读后“叹其神妙”。
晚年的刘禹锡任太子宾客,定居洛阳,与白居易、裴度等唱和往来。他在《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中写道:“自从云散各东西,每日欢娱却惨凄。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 字里行间既有对友人的眷恋,也有对平生抱负未竟的怅惘。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七十一岁的刘禹锡在洛阳病逝。
留下《刘梦得文集》西十卷。他的诗歌被白居易誉为“诗豪”,其风骨如青铜古剑,历经千年仍寒光凛冽。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在于他对诗歌题材的开拓与风格的革新。他将民歌俚曲引入文人诗坛,《竹枝词》“词意高妙”(苏轼语),开创了唐代乐府诗的新境界;他的咏史怀古诗如《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以雄劲笔力追溯历史兴亡,被胡应麟称为“七言律神品”;他的哲学诗《天论》三篇,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唯物观点,在中唐儒学复兴运动中独树一帜。
更难得的是,他一生屡遭贬谪却从未颓唐,正如他在《飞鸢操》中所咏:“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 这种在困厄中坚守理想的精神,让他的诗歌超越了个人悲喜,成为中唐士人精神世界的镜像。当后人漫步于成都浣花溪畔的薛涛井,或洛阳龙门石窟的香山寺,总能从“诗豪”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份“前度刘郎今又来”的生命韧性——千淘万漉之后,终是狂沙吹尽,真金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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