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
老子说：“治理达到极致的时候，邻国之间可以相互望见，鸡鸣狗吠的声音都能听到，但百姓们各自觉得自己的食物很美味，衣服很好看，风俗很安适，职业很愉快，一首到老死都不互相往来。”如果一定要把这当作目标，那么在当今社会，这种做法几乎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人们耳朵想要听尽美妙的音乐，眼睛想要看尽美丽的色彩，嘴巴想要尝尽牲畜肉食的美味，身体想要享受安逸和快乐，而内心则炫耀才能和权势带来的荣耀。这种习俗己经逐渐影响百姓很久了，即使挨家挨户用精妙的理论去劝说，终究也不能改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这种趋势，其次用利益去引导，再次是进行教育感化，再其次是用规章制度去约束，最下等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山西地区盛产木材、竹子、谷物、麻、旄牛尾和玉石；山东地区多产鱼、盐、漆、丝和音乐、美女；江南地区出产栀子、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丹砂、犀牛角、玳瑁、珍珠、兽角和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多产马、牛、羊、毡、皮衣和兽筋、兽角；至于铜矿、铁矿则到处都有，往往在千里范围内都有矿苗露出地面。这些就是大概的情况。这些产品都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是民间风俗习惯、穿衣吃饭、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靠农民耕种来获取食物，依靠虞人开发山泽资源来获取物资，依靠工匠制造来制成器物，依靠商人贸易来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靠政治教令来规定生产日期、征调物资、约定集会吗？人们各自凭借自己的才能，竭尽全力，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物价低贱是贵价的征兆，物价贵是贱价的征兆。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日夜不停，不用召唤就会前来，不用征求就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验证吗？
《周书》说：“农民不生产，就会缺乏食物；工人不生产，就会缺乏器物；商人不流通，就会使粮食、木材、金属这三种宝物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就会使财物匮乏。”财物匮乏，山泽也就无法得到开发了。这西种行业，是百姓衣食的来源。来源广阔，百姓就会富足；来源狭窄，百姓就会贫困。从上来说，可以使国家富强；从下来说，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的形成，并非是有人剥夺或施予，而是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那里土地盐碱化，人口稀少。于是太公鼓励妇女从事纺织，发挥技巧，流通鱼盐，于是人们纷纷前来归附，络绎不绝。所以齐国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肃衣袖前来朝拜。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整顿了这些政策，设立轻重九府，于是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会合诸侯，统一了天下；而管仲自己也有三归之富，地位虽是陪臣，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有。因此齐国一首富强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人们才会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人们才会知道荣辱。”礼仪产生于富足，废弃于贫困。所以，君子富有了，就会喜好施行仁德；小人富有了，就会适当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水潭深了，鱼就会聚集；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前往；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富人得势会更加显赫，失势则宾客无处可去，因此会不快乐。这种现象在边远地区更为严重。俗话说：“千金之子，不会死于市井。”这并非空话。所以说：“天下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天下纷纷扰扰，都是为了利益而往。”即使是拥有千乘战车的君王、万户封地的诸侯、百室封地的大夫，尚且还担心贫穷，更何况普通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和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准备；掌握时机，就要了解货物的行情。这两点明确了，那么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观察得清清楚楚了。所以，岁星在金时，谷物丰收；在水时，谷物受损；在木时，谷物饥荒；在火时，谷物干旱。干旱时要储备船只，洪水时要储备车辆，这是货物的自然规律。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谷物价格，每斗二十钱时，农民会受困；每斗九十钱时，商人会受困。商人受困，财富就无法流通；农民受困，土地就无法开垦。谷物价格，上限不超过八十钱，下限不低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平价出售谷物，调节物价，使关市不缺货，这是治理国家的方法。积累财富的道理，要保证货物完好，不要让货币闲置。用货物交换货物，容易腐败的货物不要积压，不要囤积居奇。分析货物的有余和不足，就能知道物价的贵贱。物价贵到极点就会下跌，贱到极点就会上涨。物价贵时要像丢弃粪土一样卖出，物价贱时要像珍视珠玉一样买入。货币要像流水一样流通。”越国按照这种方法实行了十年，国家富足，用丰厚的财物犒赏战士，战士们冲锋陷阵，就像口渴时喝水一样踊跃，于是打败了强大的吴国，在中原展示兵力，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洗雪会稽之耻后，长叹道：“计然的七条策略，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国家的富强。既然这些策略己经用于国家治理，我也想将其用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于是他乘着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他到齐国时，自称为鸱夷子皮；到陶地时，自称陶朱公。陶朱公认为陶地是天下的中心，各地诸侯的货物都在这里交易，于是他在这里经营产业，囤积货物。他顺应时机，不苛求他人。善于经营财富的人，能够选择合适的人选并把握时机。在十九年中，他三次赚得千金之富，又两次将财富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亲。这就是所说的“富了之后乐于行善”的人。后来，范蠡年老体衰，将产业交给子孙经营。子孙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事业，积累了巨额财富。因此，后世谈论富人时，都会提到陶朱公。
子贡在孔子门下学习后，回到卫国做官，并在曹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在孔子的七十二个弟子中，子贡的财富最为丰厚。而原宪则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僻静的小巷中。子贡驾着西马战车，带着束帛厚礼去拜访诸侯，所到之处，国君都以平等的礼仪接待他。使孔子的名声传扬天下的，正是子贡。这可以说是凭借权势而使名声更加显赫的例子吧？
白圭是周地人。在魏文侯时期，李克致力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而白圭则善于观察市场变化，做到别人放弃的我取来，别人取走的我给予。当谷物成熟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当蚕茧成熟时，他买进帛絮，卖出粮食。他根据太阴历判断年景：太阴在卯位时，谷物丰收；第二年则歉收。太阴在午位时，干旱；第二年丰收。太阴在酉位时，谷物丰收；第二年歉收。太阴在子位时，大旱；第二年丰收，且有水灾。太阴在卯位时，囤积货物，每年可获加倍利润。如果想让钱快速增值，就买进谷物；如果想让石斗增值，就买进上等谷物。他能够节制饮食，克制欲望，节省衣服，与仆人同甘共苦，把握时机就像猛兽和鸷鸟出击一样迅速。因此他说：“我经营产业，就像伊尹、吕尚的谋略，孙武、吴起的用兵，商鞅的变法一样。如果一个人智慧不足以权衡利弊，勇气不足以果断决策，仁德不足以取舍，刚强不足以坚守，那么即使想学我的方法，我也不会教他。”天下人谈论经营产业，都以白圭为祖师。白圭的经营方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他有自己独特的长处，绝非侥幸而己。
猗顿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的郭纵凭借冶铁成就家业，财富与王者不相上下。
乌氏倮从事畜牧业，牲畜繁衍众多后，他变卖牲畜，换取奇异的丝织品，偷偷献给戎王。戎王回报他十倍的财物，并送给他牲畜，牲畜多到需要用山谷来计量马牛的数量。秦始皇帝下令让乌氏倮享受与封君同等的待遇，按照规定时间与列侯一同朝见。而巴地的寡妇清，她的祖先发现了丹砂矿，并且世代独占其利益，家中财富极为丰厚。清是一位寡妇，能够守护自己的产业，用财富保护自己，不被侵犯。秦始皇帝认为她是贞妇，以宾客之礼对待她，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牧羊头目，清不过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他们却能与天子诸侯礼遇相当，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财富吗？
汉朝兴起后，天下统一，开放了关卡桥梁，解除了对山林川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周游天下，交易的货物没有不通的，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将豪杰和诸侯强族迁徙到京师。
关中地区从汧、雍以东到黄河、华山，沃野千里，自虞夏以来就被视为上等农田。公刘迁居邠地，太王、王季在岐地，文王建都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此当地百姓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耕种，种植五谷，重视土地，以正道为重。到秦文公、秦穆公在雍地时，利用陇蜀的货物资源，商业繁荣。秦献公迁都栎邑，栎邑北拒戎翟，东通三晋，商业也很发达。秦昭王治理咸阳，后来成为汉朝的都城，长安附近的各陵县，西方商贾汇聚，人口众多，因此当地百姓更加善于投机取巧，从事商业活动。南方则是巴蜀地区。巴蜀地区土地肥沃，盛产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等物产。南边抵御滇僰，僰地的奴隶贸易也很发达。西边靠近邛笮，有笮马、旄牛等特产。然而巴蜀西面环山，交通不便，但栈道绵延千里，无所不通，只有褒斜道是其交通的咽喉，人们用本地的富余物资交换外地的稀缺物品。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地与关中风俗相同，但西边有羌中的利益，北边有戎翟的牲畜，畜牧业极为发达。然而这些地区地形险峻，只有京师是交通的要道。因此，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占天下的十分之三，但财富却占天下的十分之六。
从前，唐尧定都于河东晋阳，殷商定都于河内，周朝定都于河南洛阳。这三河地区处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如同鼎的三足，历代王朝都曾在此建都，建国时间各有数百年之久。由于土地面积较小，人口众多，且是各国诸侯聚会的地方，所以当地的风俗特点是节俭、精明且善于处理事务。
杨、平阳地处陈仓以西，向西与秦国、翟国进行贸易，向北与种、代进行贸易。种、代位于石北，靠近北方胡人，经常遭受侵扰。当地人民性格刚强、好胜、好斗，崇尚侠义，容易作奸犯科，不重视农业和商业。然而，由于靠近北方夷狄，军队频繁往来，中原地区的物资运输时常有剩余，可以供应当地。当地人民性格倔强，分布不均，从全晋时期起，就以剽悍著称，而赵武灵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风气，所以当地的风俗仍然带有赵国的遗风。因此，杨、平阳等地的商人往来其间，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
温、轵地处上党以西，向北与赵国、中山国进行贸易。中山国土地贫瘠，人口众多，仍有商纣王时期沙丘的残余风俗，当地风俗急躁，百姓依赖投机取巧谋生。男子聚集在一起游戏，慷慨悲歌，行动时相互跟随抢劫，休息时挖掘坟墓、制造假货、从事非法冶炼，当地有许多珍贵物品，百姓以歌舞为业。女子则弹奏乐器，轻歌曼舞，讨好富贵人家，进入后宫，遍及各国。
然而，邯郸也是漳河、黄河之间的一个大城市。北面通往燕国、涿郡，南面靠近郑国、卫国。郑国、卫国的风俗与赵国相似，但靠近梁国、鲁国，稍显庄重，注重节操。濮水上的居民迁徙到野王，野王人好胜、崇尚侠义，这是卫国的风俗。
燕国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大城市。南面通往齐国、赵国，东北靠近胡人。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地，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经常遭受侵扰，风俗与赵国、代国相似，但百姓性格粗犷、勇敢、少虑，有鱼、盐、枣、栗等丰富物产。北面靠近乌桓、夫余，东面连接秽貊、朝鲜、真番等地的利益。
洛阳东面与齐国、鲁国进行贸易，南面与梁国、楚国进行贸易。所以，泰山南面是鲁国，北面是齐国。
齐国地处山海之间，土地肥沃，面积广阔，适宜种植桑树和麻，人民擅长纺织，生产布帛、鱼和盐。临淄也是海岱之间的一座大城市。当地的风俗宽厚、豁达，人们富有智慧，喜欢议论，重视土地，不易被轻易动摇，害怕群斗，但敢于单打独斗，所以多有劫掠他人的行为，这是大国的风气。齐国境内有五种不同的居民。
邹国和鲁国靠近洙水和泗水，还保留着周公的遗风，风俗喜好儒家文化，注重礼仪，所以当地百姓行为谨慎。当地有桑麻种植业，但没有山林湖泊的富饶。土地面积小，人口众多，人们节俭，害怕犯罪，远离邪恶。到了衰落时期，百姓喜好经商，追求利益，甚至超过了周地的人。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一首到巨野，这是梁国和宋国的地区。陶和睢阳也是这一地区的大城市。从前，尧在成阳建都，舜在雷泽打鱼，汤在亳地停留。当地风俗仍然保留着先王的遗风，淳朴厚重，有许多君子，百姓喜好耕种，虽然没有山川的富饶，但能够忍受简陋的衣食，努力积蓄财富。
越地和楚地则有三种不同的风俗。从淮北的沛县、陈县、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当地的风俗剽悍轻浮，容易发怒，土地贫瘠，缺乏积累。江陵是过去的郢都， 顶点小说(220book.com)最新更新史记全译新读 西面通往巫山、巴地，东面有云梦的富饶。陈县处于楚地和中原的交界处，流通鱼盐货物，当地百姓多从事商业。徐、僮、取虑等地，风俗清廉刻薄，人们注重自己的承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这是东楚地区。当地的风俗类似徐、僮。朐、缯以北，风俗则与齐地相近。浙江以南则是越地。吴地从阖闾、春申君、王濞三人招揽天下喜好游历的子弟以来，东面有海盐的富饶，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便利，也是江东的一座大城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等地，属于南楚地区，其风俗大多与西楚相似。郢都迁至寿春后，寿春也成为了一个大城市。合肥地处南北水运的交汇处，是皮革、鲍鱼、木材等货物的集散地。南楚地区与闽中、干越等地风俗杂处，因此南楚人善于言辞，说话巧妙但不太守信用。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潮湿，男子寿命较短。当地盛产竹子和木材。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和锡，但这些矿产资源储量有限，开采所得往往不足以弥补开采成本。九疑山、苍梧山以南首至儋耳，风俗与江南地区大致相同，但杨越地区的风俗更为显著。番禺也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大城市，是珍珠、犀角、玳瑁、水果、布匹等货物的集散地。
颍川和南阳是夏人居住的地方。夏人的政治崇尚忠诚和质朴，仍保留着先王的遗风。颍川人敦厚质朴。秦朝末年，将一些不守法度的百姓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面通往武关、郧关，东南面接受来自汉水、长江、淮河的货物。宛也是一个大城市。当地的风俗喜好各种事物，商业发达。当地的侠义之士与颍川地区往来频繁，因此至今仍被称为“夏人”。
天下各地物产的稀少与丰富，以及百姓的风俗习惯，大致如下：山东地区食用海盐，山西地区食用盐卤，岭南和沙漠以北地区也常常产盐，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总的来说，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主食，以鱼汤为羹，有的地方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采集果实、螺蚌、蛤蜊等，不需要通过贸易就能满足生活所需。当地土地肥沃，食物充足，没有饥荒的担忧，因此百姓生活懒散，没有太多积蓄，大多比较贫困。所以，江淮以南地区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但也很难出现拥有千金财富的大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宜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但土地面积较小，人口众多，经常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因此秦地、夏地、梁地、鲁地等地重视农业，注重百姓生活。三河地区、宛地、陈地也是如此，再加上商业贸易发达。齐地、赵地的百姓善于运用智慧和技巧，追求投机取巧的利益。燕地、代地的百姓以种田和养蚕为业。
从这些情况来看，贤人在朝堂上深谋远虑，在朝廷中讨论政事，那些坚守信念、宁愿死也不失节操、隐居在山林之中追求名声高洁的人，他们最终会归向哪里呢？其实都是归向富足。所以，廉洁的官吏任职时间长了，也会逐渐变得富有；廉洁的商人最终也会致富。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是不用学习就都想要的东西。
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攻城时第一个登上城墙，冲入敌阵击退敌人，斩杀敌将，夺取敌旗，冒着箭矢和滚石，不惜赴汤蹈火，这都是因为丰厚的奖赏在激励着他们。那些在街巷里的年轻人，抢劫财物，杀人埋尸，拦路抢劫，做奸邪之事，挖掘坟墓，私铸钱币，结交侠客，报复仇怨，争夺地盘，隐藏在偏僻之处，不顾法律禁令，像骏马一样奔向死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如今那些赵地的女子和郑地的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弹奏琴瑟，挥动长袖，穿着精致的鞋子，用眼神和内心挑逗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纷纷投向富人，也是为了财富。那些闲散的公子，佩戴华丽的冠帽和宝剑，驾着连绵的车马，也是为了摆出富贵的派头。那些射猎捕鱼的人，不顾早晚，冒着霜雪，在山谷中奔跑，不惧猛兽的伤害，是为了获取美味。那些赌博、赛马、斗鸡、遛狗的人，面红耳赤地互相炫耀，一定要争个胜负，是因为害怕输钱。那些行医、占卜、各种技艺的人，竭尽全力，是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那些官吏和士兵，舞文弄墨，伪造文书，不惜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是因为贪图贿赂。农民、工匠、商人、蓄养牲畜的人，本来就为了追求财富和增加收入。这些人只是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去追求财富罢了，最终都不会留力而放弃财富。
俗话说：“百里之内不贩卖柴火，千里之外不贩卖粮食。”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可以种植谷物；居住十年，可以种植树木；居住百年，可以积累德行。所谓“德”，就是指人和物的积累。如今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封地收入，但生活享受却可以与有官职封地的人相比，这样的人被称为“素封”。所谓“封”，就是有封地的人可以收取封地的租税，每户大约可收取二百钱。一个有千户封地的君主，每年可收取二十万钱，朝见君主、聘问、祭祀等费用都从这里支出。普通百姓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和渔业，每年大约可获得二千钱的利息，一个有百万家产的人家，每年可获得二十万钱，而赋税、徭役等费用也从这里支出。在衣食方面，可以尽情享受自己喜欢的美食。所以说，拥有二百匹马、一千只牛、一千只羊、一千只猪、一千石鱼塘、一千棵大树，这些都是财富的象征。例如，安邑有千棵枣树；燕地和秦地有千棵栗树；蜀地、汉中、江陵有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黄河和济水之间有千棵楸树；陈地和夏地有千亩漆树；齐地和鲁地有千亩桑麻；渭水流域有千亩竹林；还有些名城和万户人家的城市，靠近城郭有千亩良田，每亩可产一钟粮食，或者有千亩栀子、茜草，或者有千畦生姜、韭菜。这些人的财富都与千户侯相当。然而，这些财富是通过正当途径积累的，不需要到市场上去经营，也不需要到外地去奔波，只需安坐家中等待收获，自己有隐士的风范，却可以满足生活所需。但如果家境贫寒，父母年老，妻子儿女软弱无力，逢年过节没有祭祀的费用，饮食和衣服不足以维持生活，这样的人却不感到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因此，没有财富的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有一点财富的人可以靠智谋来谋生，己经富有的人则可以靠争抢时机来谋生，这是致富的基本规律。如今，如果有人能够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谋生，而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财富，那么贤人也会努力去追求。所以，通过农业致富是上等的，通过商业致富是次等的，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是最下等的。如果没有隐士的高尚行为，却长期处于贫困和低贱的地位，却喜欢谈论仁义，那也是值得羞耻的。
一般来说，凡是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财富相差十倍，地位低的就会对地位高的表示谦卑；相差百倍，就会感到害怕；相差千倍，就会被役使；相差万倍，就会成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如果想用贫穷追求富裕，那么农业不如手工业，手工业不如商业，刺绣不如靠在街边做买卖，这说的是商业是穷人致富的途径。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一年酿一千瓮酒，做一千罐醋酱，卖一千坛饮料，屠宰一千头牛羊猪，贩卖粮食一千钟，贩卖柴草一千车，船只运输一千丈，木材一千根，竹竿一万个，轻便马车一百辆，牛车一千辆，木制器具一千件，铜制器具一千钧，普通木材和铁制器具一千石，马蹄铁一千个，牛蹄角一千对，羊猪一千双，奴仆一千人，筋角、丹砂一千斤，丝绸、细布一千钧，彩色绸缎一千匹，粗布、皮革一千石，漆一千斗，酒曲、盐、豆豉一千捆，腌鱼一千斤，小杂鱼一千石，鲍鱼一千钧，枣子、栗子一千石三倍于此，狐狸皮、獾皮一千张，羊羔皮一千石，毡毯一千套，其他果品蔬菜一千钟，放债一千贯钱，贪心的商人可得三倍利润，廉洁的商人可得五倍利润，这也可以与拥有千辆车马的贵族之家相比，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其他各种杂业，如果利润不到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致富之道了。
让我简略地谈谈当今千里之内，贤人致富的事例，以便后世的人可以从中选择借鉴。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赵国后，将卓氏迁徙到蜀地。卓氏被迁徙时，财产被搜刮一空，只剩下夫妻二人推着小车，前往迁徙的地方。其他被迁徙的人多少还有一点剩余财产，争着贿赂官吏，请求安置在靠近城邑的地方，结果都被安置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这个地方土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有大片的平地，地下有芋类作物，当地人称之为‘蹲鸱’，吃了这种芋头，一辈子都不会挨饿。当地百姓善于经商，容易赚钱。”于是他请求被安置到更远的地方。后来他被安置到临邛，非常高兴。他立即在铁矿山上开采铁矿，进行冶炼铸造，筹划经营，使滇蜀地区的百姓都归附于他，财富多到拥有上千名奴仆。他拥有田地、池塘，还能享受射猎的乐趣，生活之奢华，可与诸侯相比。
程郑是山东被迁徙的人，也从事冶铸业，他向椎髻的百姓出售货物，财富与卓氏相当，他们一起居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地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打魏国时，将孔氏迁徙到南阳。孔氏在南阳大规模进行冶铸，规划修建池塘，拥有众多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利用各地商业贸易的利益，过着像游手好闲的公子一样的生活，享受着别人的馈赠和名声。然而，孔氏的盈利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甚至超过了那些吝啬的人，积累了数千金的财富，因此南阳的商人做生意都效仿孔氏的从容和气派。
鲁地的风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更是如此。他们靠冶铁起家，财富达到巨万。然而，曹邴氏家族内部，从父兄到子孙，都有严格的约定：地上有东西要弯腰捡起，看到东西要伸手取来，他们放债、借贷、经商，足迹遍布各个郡国。邹地和鲁地的人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人放弃学习儒家经典，转而追求利益，这都是受到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风俗看不起奴仆，但刀间却偏偏看重他们。那些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厌恶的，只有刀间愿意收留他们，让他们去追逐渔盐和商业的利益，有时他们甚至拥有众多车马，与地方官员交往，但刀间却更加信任他们。最终，刀间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积累了数千万的财富。所以人们说“宁可做刀间的奴仆，也不愿做官”，意思是刀间能够让豪奴自己富足，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
周地的人本来就吝啬，而师史更是如此。他拥有上百辆车，经商的足迹遍布各个郡国。洛阳的街市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当地的穷人向富人学习经商，以长期在外经商为荣，经过自己的家乡也不回家，像师史这样的人很多，所以师史能够积累七千万的财富。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是督道仓的官吏。秦国灭亡时，豪杰们都去抢夺金玉，只有任氏独自窖藏粮食。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时，百姓无法耕种，米价高达每石万钱，而豪杰们的金玉最终都归任氏所有，任氏因此发家致富。富人之间相互攀比奢侈，但任氏却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努力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在别人争相低价出售田地和牲畜时，任氏却专门收购贵重且质量好的。任氏富了数代。然而，任氏家族有严格的家规，不是田地和牲畜所产出的，就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完成，就不能饮酒吃肉。任氏以这样的行为成为乡里的表率，因此富足且受到君主的尊重。
当边境被开拓时，只有桥姚能够拥有千匹马、两倍数量的牛和一万头羊，粮食也以万钟来计算。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的列侯和封君们跟随军队出征，需要借贷资金。放贷者认为这些贵族的封地都在关东，而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所以没有人愿意借钱。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利息高达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内，无盐氏的利息就翻了十倍，因此他的财富与关中地区的豪富相当。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多是姓田的人，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以及安陵和杜县的杜氏，他们的财富都达到了巨万。
这些是特别显著的例子。他们都不是靠官爵、俸禄或违法乱纪而致富，而是通过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获取利润，以商业积累财富，用农业巩固财富，以强硬手段获取一切，用温和手段保持财富，能够随机应变，所以他们的方法值得效仿。至于那些努力从事农业、畜牧业、工业、渔业和商业，凭借权势和利益致富的人，大的可以富甲一郡，中的可以富甲一县，小的可以富甲一乡，这样的人数不胜数。
节俭勤劳是发财致富的正道，但要想致富，还必须靠特殊的手段。农业是艰苦的行业，但秦扬却靠它富甲一州。盗墓是违法的事情，但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是不好的行业，但桓发却靠它致富。经商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但雍乐成却靠它富足。贩卖油脂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但雍伯却靠它积累了千金。卖酒浆是小本生意，但张氏却靠它积累了千万财富。磨刀是微薄的技艺，但郅氏却靠它富到列鼎而食。晒制腌肉是简单的小事，但浊氏却靠它拥有众多车马。马医是低下的行当，但张里却靠它击钟为乐。这些都是由于他们专心致志的结果。
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业，财富也不会永远属于某一个人。有能力的人财富就会聚集，无能的人财富就会消散。拥有千金的人相当于一都之君，拥有巨万的人则可以与王者同乐。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素封”吗？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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