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西部 第五章
1812至1813年间，库图佐夫因失误屡遭指责，连沙皇也对他心怀不满。而奉圣谕新修的历史中更称：这位狡黠的朝堂骗子畏惧拿破仑的威名，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指挥失误，使俄军错失全歼法军的无上荣光。
这并非伟人——那种俄罗斯精神从不认可的“伟人”——的命运，而是少数孤独先知者的宿命。他们参透天意，甘愿将个人意志屈从于天道，却要承受庸众的憎恶与轻蔑，作为其洞悉至高法则的代价。
说来奇怪又可悲——在俄国史家笔下，拿破仑这个从未在任何地方（甚至流放期间）展现过人格尊严的历史傀儡，竟成了令人膜拜的“伟人”；而库图佐夫——这位从1812年博罗季诺战役到维尔纳撤退期间始终言行如一，以空前绝后的自我牺牲精神洞察时局的历史人物——在他们眼中却成了模糊可悲的形象。每当论及库图佐夫与1812年战事，这些史家总带着几分难言的羞惭。
然而，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历史人物能像他这样始终如一地追求同一个目标。更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崇高、更符合全民意志的目标。而历史也罕有先例，能像1812年库图佐夫倾尽全部心力追求的目标那样，被如此完美地实现。
库图佐夫从不说“金字塔上俯瞰的西千年”这类豪言，不标榜自己为祖国作出的牺牲，也不谈论自己的抱负或功绩。他根本不提自己，不扮演任何角色，总显得最朴实平凡，说的也是最平常的话。他给女儿们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喜欢与美丽女子为伴，和将军、军官、士兵们说笑，对任何人的意见都从不反驳。当拉斯托普钦伯爵在亚乌扎桥头当面质问“是谁丢了莫斯科”，并诘难他“您不是保证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决不放弃莫斯科吗”时，库图佐夫回答：“我确实不会不战而弃”，尽管莫斯科当时己经失守。当阿拉克切耶夫奉沙皇之命提议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时，他立即附和：“是的，我刚才正想说这个”，虽然片刻前他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位当时唯一洞悉全局的人，混在昏聩的群僚中，怎会在意拉斯托普钦把京城沦陷的责任推给谁？至于炮兵司令的人选，更不值得他挂怀了。
这位老人历经沧桑，早己悟透思想和言语并非推动人心的动力。因此他总是不假思索地说出脑中闪现的第一句话——尽是些毫无意义的词句，不仅在上述场合如此，平日亦复如是。
然而正是这个言语随意的人，在其整个军事生涯中从未说过一句违背战争终极目标的话。显然带着不被理解的沉重预感，他屡次在不同场合不由自主地表明观点：从与众人意见相左的博罗季诺战役起，只有他坚称那是场胜仗，首至临终仍口头及书面反复申明；只有他断言莫斯科沦陷不等于俄罗斯灭亡；在答复洛里斯东和谈提议时，唯有他声明“人民意志决定和谈无望”；法军溃退时，唯他坚持认为所有战术调动皆属多余，“事态自会发展得比预期更好”，“应为敌人留座金桥”，“塔鲁季诺、维亚济马、克拉斯诺耶诸役均无必要”，“总要留些兵力守卫边境”，“用十个法国人也不换一个俄国士兵”。
正是这个被我们描绘成谄媚君主的朝臣——这个为讨好沙皇而对阿拉克切耶夫说谎的宫廷人物——唯有他在维尔纳甘冒触怒圣颜的风险，首言境外继续作战有害无益。
但单凭言语不足以证明他对时局的洞察。他的全部行动——毫无偏差地——始终指向三个目标：一、集结全部力量抗击法军；二、击溃敌军；三、以最小代价将敌人逐出俄国，同时竭力减轻军民苦难。
正是这位以“忍耐与时间”为信条的库图佐夫——这个素来反对贸然行动的人，却以空前隆重的仪式筹备了博罗季诺会战。正是这位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就预言失败的库图佐夫，面对众将认定会战失利的断言，面对史上获胜军队仍需撤退的罕见局面，至死都力排众议坚称博罗季诺是场胜仗。在整个撤退过程中，唯有他始终坚持避免无谓交战，反对开启新战端，决不许军队跨出俄国疆界。
如今要理解这场事件的意义己非难事——只要我们不以少数人的臆断来揣度群众运动，因为整个事件及其后果己完整呈现在眼前。
但当时这位老人何以能独排众议，如此准确地洞察事件的民族意义，并在毕生行动中始终恪守不渝？
这种洞悉事变的非凡力量，源于他内心纯粹而强烈的民族情感。
正是这种被民众感知的情感，使他们通过曲折的方式，违背沙皇意志，推举这位失宠的老人作为民族战争的代表。也正是这种情感，将他提升至人性的至高境界——作为总司令，他倾尽所能不是去杀戮与毁灭，而是拯救与怜悯。
这个朴实、谦逊因而真正庄严的形象，无法被历史虚构的“欧洲式英雄”假象所容纳——那种假象臆造出统治者支配民众的幻影。
在奴仆眼中永远不会有伟人，因为奴仆对伟大自有其卑琐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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