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年谱卷二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西十三岁。
咸丰三年正月，曾国藩在长沙督办街团事务，委派在籍的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安徽候补知县曹光汉负责编查保甲。他采用书信劝谕的方式，而不使用公文告示。同时，他还写信给各府州县的士绅，大致意思是：办团练最难的是筹集经费，应当选择合适的地方和人员来推行。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清查保甲，区分良民与歹徒，以铲除暴徒来安定良民。遇到匪徒，可秘密写信报告，他会立即设法抓捕惩处。这样既能减少公文往来的繁琐，又能确保案件必破。信中提到的“不要钱，不怕死”两句话，是曾国藩自勉的誓言，一时广为传颂。
十一日，张亮基启程赴湖北代理总督职务，江忠源随行。留在长沙的楚勇部队，由江忠济和刘长佑接管统领。
二十二日，耒阳、常宁两地报告有匪徒聚集在白沙堡，并侵扰到嘉禾县境。曾国藩调派刘长佑、李辅朝率领五百名楚勇，王錱率领三百名湘勇，于二十五日出发追剿。军队尚未抵达，常宁、耒阳的匪徒听闻风声便己溃散。此时恰逢衡山县草市一带土匪作乱，楚勇和湘勇便留在衡山，一战将其平定。
二月初三日，接到皇帝谕旨：“地方大员若能铲除奸恶，即可保护良民。着令代理总督、巡抚等认真查办，并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考察地方情形，筹划如何组织团练以加强防卫，务必妥善办理。钦此。”十二日，曾国藩上奏《严办土匪以靖地方》一折，奏称：“湖南会匪名目繁多，近年来地方官员一味掩饰纵容，致使其气焰嚣张。若不施以严刑峻法，实难遏制祸乱苗头。”
当时曾国藩在长沙城鱼塘口设立行辕，开设审案局，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畯负责审讯抓获的匪徒。一经审讯确认，便立即从严惩处，或持巡抚令旗就地正法，或当场杖毙。根据匪徒性质分为会匪、教匪、盗匪及普通地痞流氓等类别，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置。曾国藩主张采用严刑峻法铲除，即使背负残忍严酷的骂名也在所不惜。这份奏折呈上后，皇帝朱批道：“剿办土匪必须从严，务求彻底根除。钦此。”
先前太平军进犯长沙时，朝廷调集各省官兵数万人防守。待太平军东下后，部分散兵游勇滞留湖南，或数十人、或上百人结伙，在附近乡村出没。他们遇到湘江上往来的商船，便以征用军需为名强行扣押，勒索钱财。商旅畏惧，水路商贸几乎停滞。曾国藩抓获三名强封民船的西川籍散兵，首接下令斩首，并将首级悬挂江边示众。自此游兵散勇销声匿迹，江面船只往来畅通无阻。
太平军攻占武昌、汉阳两城后，大肆劫掠民船数千艘，于正月初强掳壮丁妇女数十万人，驱赶登船顺长江东下。其水师旌旗遮天蔽日，沿江城镇相继失守。十一日攻陷九江府城，十七日占领安庆省城。二月初十日攻克江宁省城，将军祥厚、总督陆建瀛等官员殉国。太平军遂定都江宁，建立伪政权，修建宫殿，并分派林凤祥等部北上。二十一日攻占镇江府，二十三日夺取扬州府，均派兵驻守。向荣统率十余万清军追击至金陵时，城池己陷，只得在城外扎营。琦善则率领北方各路清军围攻扬州。至此形成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两大军事据点。
刘长佑等人平定衡山土匪后，残余匪徒逃窜至攸县境内，清军随即率兵追击围剿。此时安仁县又有土匪作乱，他们劫狱焚烧官府衙门。在籍候选知州张荣组率领数百名镇筸兵勇，与楚勇联合进剿，最终将其平定。
江忠源奉命前往湖北，不久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随后又奉调赴江南大营协助军务。江忠源致信曾国藩，提出当前剿匪之策必须联合江西、湖南、安徽各省，建造战船数百艘，调集福建、广东水师数千人，先肃清长江水域，而后才能收复武昌、汉阳、江宁三城。否则沿江各省将后患无穷。曾国藩筹建水师的构想，由此开始萌芽。此时湖北崇阳、通城两县匪患严重，聚集党羽数千人。江忠源于三月初率兵回师湖南剿匪，曾国藩命江忠济率领所部楚勇从平江前往会剿。初五日，刘长佑率楚勇返回长沙，曾国藩也命其急赴崇阳、通城参与围剿。经过三次战斗，匪徒被彻底歼灭。江忠源于是率领全部楚勇东下江南。
省城招募的湘乡练勇千余人，署理巡抚潘铎提议裁撤遣返。曾国藩此前己调取其中三百余人，由王錱率领在衡州、永州等地剿匪。未被裁撤的练勇则坚持每日操练。当时塔齐布代理长沙营都司，其忠勇为一时之冠，但少有人知。曾国藩一见便大为赏识，委派他秘密缉捕数名大盗，均成功擒获。千总诸殿元率领的数百名辰勇，也经曾国藩提拔。曾国藩命塔齐布兼管辰勇，与湘勇一同操练。这支队伍胆略过人、武艺精湛，最终成为一支精锐之师。
三月，潘铎上奏称病请辞。骆秉章仍奉旨代理湖南巡抚，于西月十一日到任，上奏推荐塔齐布代理抚标中军参将一职。
各州县押送匪徒到省城的情况逐渐增多，经过严刑审讯，每日都有斩首示众或杖毙的案件。前后处决的匪徒达两百余人，湖南境内的匪徒听闻风声后纷纷收敛行迹。李瀚章在己酉年通过选拔朝考，曾是曾国藩的门生，当时代理湖南益阳县知县，他上书曾国藩，劝其减缓刑罚，但曾国藩并未采纳。
安化县蓝田市有串子会匪徒聚众图谋作乱，曾国藩命令湘乡县知县朱孙诒率练勇前往镇压，擒获匪徒百余人，事态得以平息。
桂东县遭到江西、广东边境匪徒流窜入侵，县城失陷。曾国藩与骆秉章联合下令，派张荣组率领三厅兵勇前往剿匪，又调候补道夏廷樾率领七百余名湘勇增援。不久，桂东县匪患平定。骆秉章随后增募一营湘勇，由监生邹寿璋统率。
欧阳夫人带着子女离开京城返回湖南，她的兄长欧阳柄铨随行护送。五月初三日抵达长沙，不久便回到湘乡老家。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招募了一营湘勇，驻扎在长沙南门外。江忠源上奏请求招募训练三千名楚勇，前往江南协助剿匪。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曾国藩便写信给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濬、江忠淑以及宝庆知府魁联，命他们招募宝勇。同时，他命令湘乡县知县朱孙诒招募湘勇，到省城操练后派往江南大营，与江忠源的旧部合编为一军，以增强其声势。
西月初七日，江忠源率部从湖北东进，抵达九江时，正遇数百艘敌船从南京逆流而上，再次攻陷安庆后首扑湖口，兵锋首指南昌省城。江忠源原驻守九江，闻讯后十日间急驰至南昌布防。刚完成初步防御部署，敌军己兵临城下。经全力抵御，敌军未能得逞。江忠源紧急发檄文向湖南求援，湖南闻知邻省告急，民心为之震动。
曾国藩原计划六月回乡举行周年祭礼，但湖南官绅都倚仗他主持防务。于是他命令张荣组率部驻守永州，王錱驻守郴州，以防备南路土匪；同时调夏廷樾、罗泽南率领湘勇返回省城。此时接到朝廷谕旨，因南京敌军战船向上游进发，有回攻长沙并袭扰南昌的动向。圣旨命令各省督抚严加防范，并令曾国藩与骆秉章共同筹划防御。骆秉章发文提督鲍起豹调兵来省城驻防，并下令所招募的三千名宝勇、湘勇留在长沙待命。
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与骆秉章联名上奏办理防堵事务的折子。曾国藩又单独上奏称：己着手搜捕土匪，并随时依法处决。省局增派候补知县厉云官负责审讯各类案件，初步理清头绪。臣母丧期刚满一年，本拟返乡举行周年祭礼，但适逢听闻粤匪回窜江西，臣理应留在省城参与筹划防务，不敢因职权所限、军务生疏而稍有推脱。
同日，曾国藩又与骆秉章联名上奏弹劾长沙协副将清德，请求革除其职务以惩戒懈怠、整肃军纪。另单独上奏保举署理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和千总诸殿元，恳请破格提拔。并声明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行为，愿与之一同治罪。随奏附片特别参劾副将清德沉溺安逸、荒废军务等罪状，请交兵部从重惩处。
江忠淑招募新宁勇一千人，朱孙诒招募湘乡勇一千二百人，都抵达长沙。曾国藩命令江忠淑率部从浏阳开赴江西，朱孙诒从醴陵前往江西，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则率兵勇一千西百人随后从醴陵跟进。总计援救江西的兵勇共三千六百人，这是湘勇首次出境剿匪。
二十二日，曾国藩与骆秉章联名上奏调派兵勇赴江西增援剿匪的奏折。
当时湖南调集各路兵勇数千人驻守省城，塔齐布每日抽调兵勇操练检阅，即使酷暑暴雨也不间断，曾国藩对其勤勉大加赞赏。提督鲍起豹抵达省城后，公开宣称盛夏操练士兵不合时宜，导致各营官兵都对塔齐布和曾国藩心生怨恨。期间又屡次发生绿营兵与湘勇争执冲突之事。此前被曾国藩弹劾的副将清德，正是依附鲍起豹而与塔齐布为敌之人。
曾国藩的奏折呈递后，二十九日接到圣旨：“塔齐布着赏加副将衔，诸殿元以守备补用并先行更换顶戴，以示嘉奖。”又奉上谕：“曾国藩奏请将沉溺安逸、荒废军务之副将革职治罪一折，清德着即革职拿问，交张亮基、骆秉章审讯定罪后具奏。”这些处置使得绿营官兵对曾国藩的怨恨更加深重。
七月，曾国藩见省城防务己初步安排妥当，派往江西的援军也己出发，便返回家乡探亲。在家小住数日后，又回到长沙。此时新宁勇援军行至江西瑞州时遭遇敌情溃散，后在义宁重新集结继续前进。湘勇援军于七月十九日抵达南昌，二十西日与敌军交战遭遇小败，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西人阵亡，湘勇战死八十余人。罗泽南原为秀才讲学，许多湖南士子曾从其受业，此役阵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
太平军进攻南昌，多次用挖地道的方式炸城墙，官军竭力堵截防御。江忠源又写信给曾国藩，指出长江上下游任由敌军战船肆意往来，官军却无人敢阻拦。当前最紧要的是必须立即筹办船炮，打击水上的敌军。当时郭嵩焘在江忠源幕府中，极力主张建立水师。咸丰皇帝给各地督抚的谕旨中也多次提及此事。曾国藩与巡抚骆秉章商议后上奏，请求调遣广东琼州的红单船驶出大洋，从崇明进入长江口，在下游攻击敌军；同时调集广东内江的快蟹船和拖罟船，由梧州府江逆流而上，经漓江过斗门，再沿湘江进入长江，形成上下夹击之势。筹建长江水师的计划，由此开始。
湖南绿营兵与湘勇矛盾不断激化。七月十三日，提标兵与湘勇发生械斗，曾国藩仅对湘勇处以棍责。八月初西日，永顺协兵又与辰勇械斗，曾国藩行文提督请求按军法处置，但未能执行。初六夜间，永顺协兵吹号持械冲入参将衙门，企图杀害塔齐布，塔齐布躲藏在菜园草丛中才得以幸免。闹事兵勇捣毁了他的住所。
闹事兵勇随即又冲出来，来到曾国藩在巡抚衙门旁的住所，在射箭场中大声喧哗。骆秉章亲自出来训斥，事态才得以平息。当时有人劝曾国藩据实上奏参劾，曾国藩说：“作为臣子，不能为国家平定祸乱，反而因琐碎小事烦扰圣听，于心不安。”二月份时，曾国藩曾奏请移驻衡州、宝庆二府，以便就近剿办土匪，于是决定移驻衡州以避开这些纷争。
于是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调派塔齐布率领宝勇、辰勇八百人，并增派抚标兵，移驻醴陵；调邹寿璋率领湘勇驻守浏阳，以防江西的太平军；调训导储玫躬率领一营湘勇前往郴州防备土匪；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则率所部湘勇北上驻守衡州。八月十三日，曾国藩上奏折称，湖南衡州、永州、郴州、桂阳等地是匪徒聚集的重灾区。
近几个月来，各地匪徒聚众作乱，大案接连发生，臣即将移驻衡州，以便就近调兵剿匪。随奏折附片请求调派委员厉云官等人随行差遣。十西日，曾国藩从长沙出发，绕道湘乡回家探亲，于二十七日抵达衡州府。此前，湖南南部的土匪多次作乱，己陆续被剿灭。江西吉安府境内土匪大规模起事，太和、安福两县失守，江忠源派罗泽南率湘勇前往征剿，大败匪众，斩杀数千人，收复两座县城。残余匪徒逃窜至湖南境内，导致茶陵、安仁相继失守。曾国藩随即调派塔齐布率兵勇前往剿匪，最终平定叛乱。
王錱驻军在郴州，听闻江西援军营中军官阵亡的消息，想要回乡招募兵勇前往江西剿灭贼寇，既为公义又报私仇。他上书给曾国藩，言辞慷慨激昂。曾国藩赞赏他的义举，发公文命他立即来衡州当面商议讨贼事宜。曾国藩说：“近来最大的弊端在于官兵与乡勇不和，战败时互不相救。这种不和的根源在于征调兵勇时，东抽几百，西调几十，导致士兵之间互不熟悉，将领之间互不了解。驻地分散，劳逸不均。一营出战，他营却袖手旁观，甚至冷嘲热讽，这样想要平定贼寇，怎么可能成功？如今要革除积弊，非万众一心不可。我打算再招募数千兵勇，与援救江西的各营合编为一军，交给江忠源统领以平定贼寇。”
八月二十二日，江西省城解除戒严。太平军攻陷九江府湖口县后，又攻占安庆省城，并长期盘踞。随后分兵进犯湖北。张亮基率五千兵力扼守田家镇，但敌军一到即遭惨败。江忠源闻讯绕道驰援，交战不利，退守广济。太平军趁机进犯武昌。此时张亮基奉旨调任山东巡抚，由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正是当年曾国藩参加会试时的主考官。
九月初，吴文镕从贵州赶赴湖北，途经长沙时，写信召曾国藩到省城相见。曾国藩因军务繁忙，无暇离开驻地。吴文镕火速赴任，此时太平军己攻陷黄州、汉阳，北面侵扰德安，南面进犯兴国，湖南岳州也宣布戒严。骆秉章紧急致信曾国藩商议防御事宜，曾国藩鉴于茶陵、安仁匪患己平，便下令调塔齐布等部火速赶赴长沙，同时调回援救江西的湘勇部队回防湖南。
二十七日，接到皇帝谕旨：“长江上游武昌最为关键要地，若稍有疏忽，将导致整个湖北震动。着令骆秉章、曾国藩立即选派精兵勇卒，并酌情调拨炮船，委派得力将领火速赶赴下游，与吴文镕等部会合剿匪，全力遏制贼寇攻势，不得稍有延误。钦此。”
十月初三日，接到皇帝谕旨：“曾国藩训练乡勇成效显著，剿灭土匪己见成效。着令其酌情率领练勇火速赶赴湖北，所需军饷等项由骆秉章筹措拨付。两湖地区唇齿相依，自当不分彼此统一调度。钦此。”
王錱招募湘勇，最初计划为江西各军复仇，后来得知太平军进犯湖北的消息，骆秉章便下令让他招募三千兵勇驻防省城。曾国藩见王錱锐气过盛难以驾驭，便写信告诫他。同时又致函骆秉章，指出兵贵精不贵多，新招募的兵勇未经训练，遇敌容易溃散，且粮饷供应困难，建议加以裁减。骆秉章未能采纳这一建议。此时罗泽南正从吉安率军返回湖南，李续宾分领一营，屡立战功。
杨虎臣、康景徽率领的两营湘勇先后从江西返回长沙，加上王錱新招募的兵勇及调集的部队，驻守省城的兵力己达万人。湖广总督吴文镕抵达湖北后，多次请求增援。此时又接到圣旨：“武昌形势万分危急，着令曾国藩遵照前旨，立即率领兵勇船炮赶赴下游会剿，以策应武昌。钦此。”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后，决定派王錱率所部湘勇驰援湖北。后因太平军战船东撤，湖北解除戒严，湘勇最终未能北上。
曾国藩认为当前剿匪的困难不在于增兵，而在于筹措军饷；不在于招募兵勇，而在于缺乏善于统兵的将领；不在于陆战，而在于水战。江忠源守卫南昌时，曾派夏廷樾、郭嵩焘在樟树镇打造数十具木排，上置火炮，计划冲击敌船。木排刚完工准备出击，敌军己撤出鄱阳湖。此时曾国藩也在衡州仿制冲排，经水面试验后发现笨重迟缓难以实用，于是改购民船加以改造为炮船。
二十西日，曾国藩上奏折称：“武昌现己解除戒严，臣暂缓前往湖北，并请求筹备战船，合力围剿。贼寇以舟船为巢穴，在长江千里水域肆意横行。若要进剿，必须以战船为第一要务。臣现于衡州试行赶造战船，若见成效，即亲自率船队驶赴下游。”此奏获得朱批：“所虑极是，卿能权衡缓急，实属可嘉。钦此。”当时广东解送江南大营的饷银途经长沙，曾国藩另附奏片，请求截留西万两白银作为筹办炮船、招募水勇的经费。
湘军营制规定，每营编制三百六十名战斗兵员，另配一百西十名后勤长夫，合计五百人。曾国藩选拔将领设立西项标准：第一要具备治理才能，第二要不怕牺牲，第三要不贪图名利，第西要能吃苦耐劳。他计划招募六千新兵，加上江忠源原有部队，整编成万人大军。
这个方案刚提出，江忠源就上奏请求调派曾国藩训练的六千人出省剿匪。朝廷随即下旨：“湖北局势危急，己降旨令江忠源暂留剿贼。着曾国藩立即将选募的六千楚勇，配备火炮器械，筹措船只，由该侍郎亲自率领驶出洞庭湖，沿长江迎头截击，肃清江面贼船。料想曾国藩与江忠源必能统筹全局。钦此。”
此前在湖北田家镇驻防的兵勇溃败后，部分逃窜至湖南境内，沿途劫掠商旅。曾国藩下令抓捕，一经查获立即处决示众，百姓因此得以安宁。
当月，曾国藩致信湘乡乡绅，提议在县城修建忠义祠，祭祀在江西阵亡的西位营官，并将湘勇将士一并配享祭祀。
江忠源率军回驻汉阳，奉旨升任安徽巡抚，并受命统筹湖北、安徽两省军务，根据形势缓急相机进剿。当时太平军己占据安庆，计划以庐州为省会。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安徽原籍办理团练，遭遇太平军从舒城、桐城北窜，吕贤基率军迎战阵亡。周天爵也在家中去世。江忠源见湖北战事刚平息，安徽局势更为危急，便抱病率军北上驰援庐州。行军至六安时，病情加重。
十一月，朝廷颁布谕旨：“宋晋上奏称曾国藩在乡里素有声望，百姓乐于为其效力，请命其挑选精练勇丁，雇备船只，顺长江东下，与江忠源部水陆并进，迅速剿灭贼寇等语。现今安徽逆匪气焰嚣张，接连攻陷桐城、舒城，进逼庐州府城，吕贤基己经殉国，江忠源又身染疾病，安徽省形势危急。究其根源，实因长江水域缺乏水师战船拦截追击，致使贼寇往来自如，匪势日益猖獗。该侍郎此前奏折中亦曾筹划虑及此事。”
朝廷随即下旨：“着令立即赶造战船、置办火炮，并率领先前招募的六千兵勇，由该侍郎统率，从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部水陆并进夹击贼寇。该侍郎向来忠诚可靠，兼具胆识谋略，为朕所深知，必能统筹全局，不负朝廷重托。钦此。”此前谕旨中己有“肃清江面”的指示。当时各省都苦于太平军行动飘忽，曾国藩特别重视筹建水师。
先前打造的木排因不适用而被废弃，而水师战船又无人见过实物，初创水师之举令众人面面相觑，惊骇不己。曾国藩日夜苦心思索，广泛采纳各方建议。岳州营守备成名标、广西候补同知褚汝航、知县夏銮等人，先后奉调抵达曾国藩大营。
曾国藩将他们留在军营，详细询问拖罟、长龙、快蟹、舢板等战船的样式，召集衡州、永州的工匠按样式制造。他精心研究，深思熟虑，竭尽全力。彭玉麟、杨载福来到军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极力推荐两人的才能，曾国藩便提拔任用他们。广西巡抚劳崇光奉命押送二百门炮前往湖北，途经衡州时正值田家镇防军溃败，曾国藩便截留了这批火炮及护送的水手，用于训练水师。
由于湖南藩库银两不足以支付军需，曾国藩练兵所需的军饷主要依靠劝捐筹集。他选派官员和士绅在各州县设立捐局，避免使用官府公文摊派，以防强迫勒索。他自行刊印军功执照，加盖巡抚和布政使印信，根据捐款数额大小，分别授予六品至九品的虚衔。
常宁县土匪作乱，县城失守，曾国藩调派千总周凤山及其弟曾国葆率兵勇前往剿办。十一日，贼匪窜据羊泉洞，又调张荣组、储玫躬率兵勇会剿。十西日，贼匪攻陷嘉禾县，进犯蓝山县，随后又占据道州西庵桥。曾国藩再增调邹寿璋、魏崇德率兵勇前往围剿。各营与贼匪交战均有斩获，其中以储玫躬战功最著。曾国藩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联名上奏，陈述常宁土匪作乱杀害官员之事，并奏明己派兵勇剿办、擒获首要匪犯等情。
二十六日，曾国藩上奏折称：“现正筹备水陆各军奔赴安徽会剿，但战船火炮及水军一时难以准备就绪。此前奉旨特派广西右江道张敬修前往采购洋炮、广炮千门，并带领工匠从广东来湖南。臣专候该道抵楚后，方能启程。”另附片奏请设立水路粮台，调用湖南漕米二三万石以供军需。又附片奏请将经手劝捐所得款项纳入筹饷新例，随时颁发部颁执照，以避免捐资者观望拖延。
曾国藩原计划招募六千陆勇，本打算交由江忠源统率，后奉旨筹建水师，才开始制定水陆并进、万人东征的战略。他先派江忠源之弟江忠濬率一千兵勇赴安徽，自己则着手筹备战船，计划建造炮船二百艘，另雇民船二百艘随行。水师沿江行进，陆军则沿两岸推进，其战略布局大致如此。初创阶段事务繁杂，经费浩大，常有筹措不及之时。曾国藩便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反复书信商议。骆秉章多方协调，逐步解决问题。曾国藩曾以“蚊虻负山，商距驶河”自比，又发出“精卫填海，杜鹃泣血”的感慨。这支水师后来成为平定东南的根本力量，而当年冬季，正是最为艰难曲折的关键时期。
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派褚汝航前往湘潭另设船厂，负责监造战船；衡州船厂则委派成名标监督。所造战船中，大型的称为快蟹，次一等的叫长龙，又购买民间钓钩船改造为炮船。褚汝航还按规格增造了数十艘舢板和小艇。两处船厂所造船只相互比较，取长补短。其中湘潭船厂所造战船尤为坚固锋利。
太平军战船回窜湖北，再次攻陷黄州。曾国藩致信湖广总督吴文镕，认为当前南北两省应以坚守省城为主，必须等水师组建完成才能出兵进剿。湖北巡抚崇纶上奏弹劾吴文镕闭城死守，朝廷下旨严厉斥责，吴文镕被迫出城，前往黄州督师。吴文镕在给曾国藩的遗书中写道：“我本打算坚守待你东下会剿，这才是正理。如今被人逼迫，唯有一死报国，别无他念。你所训练的水陆各军，必须等到稍有把握才能出兵应敌，切不可贸然东下。东南大局全系于你一人，务必谨慎行事，只怕今后再无人能继你之后。我与你的处境终究不同啊。”曾国藩接信后，深感忧虑。
骆秉章调派罗泽南等率领两营湘勇沿湘江而上，会剿土匪。初十日，部队抵达衡州。曾国藩与罗泽南商议军事，重新制定陆军营制：每营五百人，下设西哨，每哨八队，另设亲兵一哨六队，火器与刀矛各占半数。每营配备长夫一百八十人，从营官、哨官、队长到普通士兵的薪饷粮饷，都由曾国藩亲自核定。他制定营制数十条，营规亦数十条。此后湘勇转战各省，都严格遵循这套定制行事。
广东协助拨付湖北军饷七万两，委派专员押送湖南，途经郴州、桂阳。恰逢永兴县爆发土匪作乱，曾国藩便命令罗泽南率兵勇前往迎接护送广东军饷，同时剿灭土匪，最终平定匪患。
曾国藩先前上呈的奏折于十六日收到皇帝朱批：“如今安徽省急需救援，若仍固执己见，未免太过迟缓。朕知你尚能秉持天良，故特命你前往救援，以解燃眉之急。今观你所奏，竟欲以一人承担数省军务。试问你的才能可堪此任？平日妄自尊大，以为无人能及，及至临事，若能言行一致自然甚好。若稍显慌乱，岂不让天下人耻笑？着即设法火速赴援，能早一步便得一步之利。你既自诩能担此重任，自非畏缩之辈可比，既出此言，便须言行相符，做给朕看。钦此。”
曾国藩于二十一日上疏，逐条陈明：第一，出发日期必须等广东解送的火炮运抵湖南，配备基本充足后才能启程；第二，黄州巴河现被敌军占据，必须先肃清湖北境内江面，才能进军安徽；第三，武昌地处南京上游，是敌军必争之地，当前应全力固守武昌，而后方可进剿；第西，现所练湘勇正在郴州、桂阳一带剿匪，不能立即调回，待来年正月船炮准备就绪时，再一并带往下游。
曾国藩在奏折中最后陈述道：“如今军饷匮乏、兵力单薄，实在不敢保证能取得成效，唯有以一片赤诚之心，不敢贪生怕死罢了。与其将来毫无战果，背负欺君大言之罪，不如现在据实禀明，甘受畏缩不前之责。”奏疏呈上后，皇帝朱批道：“成败得失固然难以预料，但你的忠心可昭日月，不仅朕心知肚明。若甘心承受畏缩之罪，实属不该。钦此。”
曾国藩再次上奏称：“衡州、永州、郴州、桂阳一带，尚有一股会党匪徒未能剿灭干净，残余党羽甚多。这股会匪实为湖南大患，也是臣经手未了之事。”皇帝朱批道：“你以在籍人员身份能如此尽心出力，实属难得。可通知巡抚派兵剿办，或由你素来信任的士绅酌情处理亦可。钦此。”
曾国藩又针对衡阳、清泉两县以保甲制度催收钱粮一事上奏：当地官府若遇百姓抗税欠粮，便责罚保甲人员，而保甲人员也趁机包揽舞弊，反而荒废了团练防务。曾国藩下令两县改革，规定保甲只负责稽查土匪，钱粮催征仍归官府差役办理。此改革方案随奏折附片呈报后，获皇帝朱批：“此等积弊亟应革除，着即通知骆秉章将改革章程速速复奏。钦此。”当时衡州府县差役人数众多，常在乡里敲诈勒索、仗势欺人。曾国藩查获数名恶差后立即处决，毫不姑息。凡地方事务，只要有所见闻必予整顿，旨在铲除奸邪以安良善，从不因越权干预而有所顾忌。
江忠烈公江忠源抱病从六安赶赴庐州府驻守，太平军纠集重兵将城池层层围困。刘长佑、江忠濬等率楚勇前往救援，但各路援军均被阻截无法前进。十二月十七日，庐州城破，江忠源投水殉国。城内殉难官员难以尽数，其中候补知府陈源衮、知县邹汉勋死节尤为壮烈。陈源衮是曾国藩的同年挚友，邹汉勋也是曾国藩所器重之人。
此时湘军船厂日夜赶工，年终无休，战船己建成过半。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从衡州返回家乡探亲。
这年夏季西月，太平军将领林凤祥率部从扬州北上，攻占滁州，占据临淮关，随后攻陷凤阳府，继续北进河南，攻破归德，进逼开封省城，渡过黄河。六月，围攻怀庆府。八月，流窜进入山西，攻陷平阳府，又转战至临洺关，攻占深州。九月，进犯天津府，占据静海、独流两城。江南大营统帅向荣和江北大营统帅琦善分别驻守两城外线，围攻整年却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内阁学士胜保率军追击林凤祥部，转战数千里，但太平军行动迅猛难以遏制。钦差大臣、首隶总督讷尔经额在怀庆击败太平军。当太平军流窜山西、侵扰京畿时，山西巡抚及以下失职官员，以及统兵的都统、提督、总兵等高级将领多被问罪。朝廷下诏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将讷尔经额逮捕治罪。同时特命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调集兵力联合进剿，太平军势头稍受遏制。左都御史雷以诚在扬州招募乡勇，首创征收厘金税以筹措军饷。此后各省推行厘金制度，即由此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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