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疆省城。与京城部委的宏大叙事截然不同，幸福里社区服务中心的日常，充满了具体而微的琐碎与烟火气。
刘青，或者说现在的“小刘”，正坐在服务大厅一个角落的工位上，面前堆着厚厚一叠待录入的表格。他穿着最普通的夹克衫，神情专注，偶尔推一下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努力适应着这里的一切。
离开省委大楼时，他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一个简单的行李箱和一份陈十一“最低限度备案”的、不会暴露他身份的组织介绍信，让他得以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进入这个社区担任编外社工。没有人知道他曾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大家只当他是个沉默寡言、有点内向的新人。
社区工作远比他想象中更为繁杂。清晨一来，可能就要面对因为楼下噪音而怒气冲冲前来投诉的大妈；刚安抚好，又得赶紧去张贴上级下发的最新通知海报；接着是电话排查辖区内某类人员信息，一打就是几十个；中间还要穿插着接待来办理各种证明的居民，解释为何需要这个材料、那个盖章。
“小刘，把这个‘爱国卫生运动’的活动总结写一下，下午街道要报。” 一位姓赵的老社工递过来一摞杂乱的材料。 “小刘，快去会议室摆一下桌椅，十分钟后创文检查组来了！” “小刘，张大爷家又因为楼道堆放杂物和邻居吵起来了，你去看看……”
这就是他的日常。填不完的表格，应付不完的检查，处理不完的鸡毛蒜皮。他试图运用自己的逻辑和分析能力，优化一下信息统计的表格，却被赵姐不耐烦地打断：“哎哟，小刘，就你花样多，上面让怎么填就怎么填呗，改来改去多麻烦！”
一次，一位居民来开居住证明，材料不全。刘青根据规定耐心解释，对方却一下子火了，拍着桌子吼道：“什么破规定！你们就是故意刁难！别以为坐在这儿就了不起，臭摆什么架子！” 唾沫星子几乎溅到他脸上。他一时愕然，在北疆省委，何曾有人敢如此对他说话？委屈和愤怒刚涌起，却看到周围其他社工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只能强行压下情绪，反复解释。
他试图在走访中了解居民对社区服务的真实想法，但多数人只是敷衍，或者首接抱怨：“跟你们说了有用吗？反正啥也解决不了。” 他发现，许多同事更关心的是如何顺利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类指标任务，而不是居民的实际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一种无形的疲惫感和“应付”心态，弥漫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租住的简陋单间，刘青常常陷入沉思。他亲眼看到，上级推广的一个“智慧养老”APP，功能花哨，但社区里绝大多数老人用的还是老人机，或者根本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一个好政策成了空中楼阁。他也看到，为了迎接一个检查，大家要花整整两天时间反复修改、打印、装订资料，而这些资料检查一过就可能被束之高阁。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此真切地横亘在他面前。他带来的那些书本知识、宏观思考，在具体、琐碎甚至有些“顽固”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平台的光环彻底消失，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作为一个普通个体的渺小与无力。
幸福里社区最大的“老大难”问题，就是18号楼加装电梯的僵局。高低层业主之间因费用、采光、噪音等问题吵了几年，社区调解了无数次，甚至闹到过信访办，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刘青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初生牛犊不怕虎，主动向社区主任请缨，想试试啃下这块硬骨头。主任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点头：“行，小刘，你去碰碰吧，注意方式方法。” 他心里或许想着，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碰碰钉子也好。
然而，刘青的“麻烦”远不止这一件。社区工作重新分工，因为他“年轻力壮”、“学历高”，被“委以重任”：不仅接手了政策性强、报表繁多的条线工作，在“块”上，更是被分到了整个社区情况最复杂、纠纷最多的第三网格。
这个网格，是老旧小区与待拆迁区域的结合部，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租房率高，人员流动性大；同时，又夹杂着几栋老干部宿舍楼，住着一些退休的老同志，观念传统，维权意识极强。新与旧，本地与外来，不同观念和利益诉求在这里交织碰撞，矛盾层出不穷。
刘青很快就体会到了什么是“冰火两重天”。
第一件：垃圾分类的“百米之遥”。网格内有个点位，按规定，居民需将垃圾投放到一百米开外的标准分类岗亭。但一些居民（尤其是一些老人）为图省事，自发在楼下墙角用破旧铁桶围了个“临时投放点”，时常垃圾满溢，蚊蝇滋生，周边住户苦不堪言。刘青前去劝说，讲政策、说环境，嘴皮子磨破，收效甚微。一老伯甚至怼他：“一百米？我老寒腿走不动！你们社区那么为人民服务，怎么不把岗亭挪过来？” 他坚持清理了两次铁桶，结果当晚就被不知谁扔的垃圾砸了窗户。有居民嫌他“多事”，打破了“便利”，反而投诉他工作方式简单粗暴。
第二件：劳资纠纷的“二十元路费”。一个在附近餐馆打工的小伙子被辞退，老板结清了工资，但小伙子坚持要额外赔偿一个月工资和来回老家路费，否则就赖在社区不走。刘青调查后得知，老板手续基本齐全，小伙子要求于法无据。他试图调解，小伙子情绪激动，声称要跳楼。刘青本着息事宁人、维护稳定的原则，自掏腰包给了对方二十块钱当“路费”，劝其息怒再寻工作。事后，老板得知，反咬一口，投诉刘青“和稀泥”、“助长不正之风”，不支持合法经营户。
第三件：孕妇消费者的“连续索赔”。网格内一位孕妇，仗着身体特殊，成了“职业索赔人”。今天说在A餐饮店吃了东西拉肚子，要赔偿；明天说在B水果店买了水果不新鲜，影响胎儿发育，要补偿。店家知其难缠，往往破财消灾。刘青介入后，发现她拿不出任何医疗证明，行为己涉嫌讹诈。他严肃批评了该孕妇，并告知店家有权拒绝无理要求。结果，孕妇家属跑到社区大吵大闹，投诉刘青“漠视孕妇权益”、“欺负弱势群体”，声音凄厉，引来众人围观。
第西件：感情纠纷的“浑水”。一对租住在此的小情侣闹分手，女方哭诉男方介绍她去卖淫，男方则指控女方早己出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私德问题，本就难断。双方在社区调解室里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起手来。刘青奋力拉开，情急之下呵斥了先动手的男方一句：“打女人你还有理了？” 就这一句话，被男方抓住，投诉他“偏袒一方”、“处理不公”，甚至扬言要找他上级领导。
这些事，每一件都耗心费力，每一件似乎都处理了，但又仿佛都没处理好，反而引火烧身。刘青凭着一腔正义感和书本上的原则去处理，却发现自己深陷泥潭。他坚持了程序，却得罪了人；他同情了弱者，却可能被利用了善良；他想息事宁人，却被指责毫无原则。
年底评优评先，社区里平时那些看起来“和光同尘”、从不轻易表态、也绝不主动揽事的老社工们，纷纷榜上有名。而“表现突出”、处理了最多“硬骨头”也惹了最多投诉的刘青，却因为“工作方式有待改进”、“群众评价存在争议”等原因，失去了资格。
看着公示栏里的名单，刘青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和迷茫。身体上的疲惫尚可恢复，但这种付出努力、坚守原则却反而陷入孤立、得不到认可的感觉，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初来时的不少热情。他深夜回到冰冷的出租屋，望着窗外城市的灯火，第一次真切地怀疑：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是不是错了？自己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里，真的行得通吗？事业尚未起步，仿佛就己陷入了看不见未来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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