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掘金行动”的所有线索或告成功、或遗憾终止，最终报告被封装并呈送至桂林总统府的最高决策层时，这项历时数月、横跨数省的秘密行动，其深远影响才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它最初被设想为一次在敌方阵营废墟中的“人才抢救”，但其最终成果，却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不仅在战术层面收获颇丰，更在战略层面引发了连锁反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被俘是此次行动最耀眼、最具决定性的成果。其意义早己超越了俘虏一名敌方统帅的军事价值。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他更是清廷在汉人士大夫阶层中的精神支柱，是儒家“忠君卫道”理念在现实中的标杆，是咸丰皇帝和整个清廷维系江南统治所依赖的象征性人物。他的被俘，等同于抽掉了清廷统治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这个消息一旦公之于众（“兴业”政权选择暂不公开以最大化利用其心理威慑），将对北方清廷政权造成毁灭性的心理打击。它向天下宣告：旧王朝不仅军事上失败了，其赖以存在的道德和人才基础也己彻底崩塌。这极大地加速了北方各省官员和士绅的离心倾向，为“兴业”政权北上统一减少了无数潜在的阻力，其政治价值无法估量。
人才补充的多样性与示范效应：构建新朝的多元人才库
行动成功网罗了背景各异、才能突出的人才：
洪仁玕代表了具有近代化视野的思想者，他的加入为“兴业”政权的制度建设和外交策略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赖文光等实战将领的归附，带来了宝贵的战场经验和一支有生军事力量，特别是弥补了“兴业”军在骑兵和流动作战方面的某些短板。
李世贤等年轻将领则象征着可塑的未来力量。
而曾国藩的落网，其意义更为特殊。他作为旧式士大夫领袖和成功军事组织者的双重身份，为“兴业”政权如何对待、改造和利用庞大的旧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研究样本和示范案例。如何处置他，如何转化他的影响力，将成为考验“兴业”政治智慧的关键课题，其示范效应将首接影响未来对北方广大士绅的招抚政策。
“掘金行动”体现了“兴业”情报系统和战略决策层的高度灵活性。行动并未拘泥于原定计划，而是敏锐地抓住了曾国藩逃亡这一千载难逢的“意外之机”，迅速调整资源配置，实现了“擒王”的壮举。同时，对洪仁玕等人的成功接引，也展现了其言出必行、重视人才承诺的一面。这种既能在草莽中“掘金”，又能在末路上“擒王”的能力，显示了新生政权兼具原则性与实用主义的成熟特质。尽管未能挽救陈玉成、李秀成，但努力本身也传递出一种不同于清廷残酷镇压的人道主义信号。
曾国藩被俘的消息，被“兴业”最高层列为最高机密，暂不公开。这种“引而不发”的状态，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极其厉害的心理武器。清廷中枢隐约知晓曾国藩失踪，但生死不明，这种不确定性比确切的死讯更能折磨人，在咸丰皇帝和满朝文武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加剧了猜忌、恐慌和绝望情绪，导致其决策更加混乱失措。这为“兴业”军后续的北伐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心理环境。
如何安置和处理曾国藩、洪仁玕等身份特殊的重要人物，立即成为“兴业”政权面临的首要政治难题。这不仅仅是给予官职那么简单，更涉及到如何界定新政权与旧传统的关系，如何平衡革命原则与现实需要，如何将这些“旧瓶”中的“新酒”（或“旧酒”）融入新的国家机器。对他们的安排，将成为天下人观察“兴业”政权气度和能力的试金石。是简单粗暴地清算，还是富有远见地改造利用？这考验着李云峰及其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
这些曾经在战场上互为死敌的对手——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和将领赖文光等——如今以不同形式汇聚于“兴业”的旗帜之下，这一事实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它强烈地暗示：无论是维护清廷的“忠臣”，还是反抗清廷的“义军”，其原有的道路都己走不通，唯有“兴业”所指明的方向，才是历史的正道。这为“兴业”政权构建自身的历史正统性和合法性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注脚。
“掘金行动”的成功，为“兴业”政权今后的人才政策树立了一个范例：即打破出身界限，唯才是举，甚至敢于和善于从曾经的对手中发掘人才。这种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将吸引更多怀抱理想或寻求出路的人才来归，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国家建设储备了宝贵的智力资源。
“掘金行动”以其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兴业”政权在战略谋划、情报工作和政治运作上的高超水准。它不仅是一次战术上的精彩穿插，更是一场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它加速了旧时代的灭亡，并为新朝的诞生扫清了重要的障碍，铺垫了人才基础。当曾国藩、洪仁玕这些名字与“兴业”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历史舞台的幕布，己然被彻底更换。一个全新的时代，正伴随着这些被“掘”出的“真金”和“擒”获的“王者”，悄然拉开序幕。接下来的课题，将是如何在这个崭新的舞台上，演出波澜壮阔的统一与建国大戏。
咸丰三年春，当“兴业”军的红旗在南京城头高高飘扬，标志着长江下游战事基本告一段落。然而，对于新生的“兴业”政权而言，军事上的胜利只是第一步。广袤的南方腹地，犹如一幅刚刚收入囊中却尚未抚平的画卷，其中仍隐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清廷的溃散官兵、地方性的团练武装、割据一方的土匪势力，以及边疆地区心怀观望的土司头人，如同画卷上的污渍与褶皱，亟待清理与抚平。为此，“兴业”最高统帅部下达了代号为“南疆涤荡”的全面清剿与巩固命令。各大战区依据其地理特点、敌情状况，展开了各有侧重、多管齐下的肃清行动。
西南地区，包括西川、云南、贵州全境，地形极其复杂，大巴山、武陵山、云贵高原连绵起伏，交通不便，民族众多。这里的清剿行动，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场极其精细和耐心的“政治手术”，考验的不仅是军队的战斗力，更是政策的亲和力与执行力。
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石达开和政委依约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溃退至此的清军残部，与当地的土匪、哥老会等秘密会社勾结，利用深山老林作为屏障，时常下山劫掠。更重要的是，该地区聚居着苗、彝、藏、壮、瑶等多个少数民族，其土司、头人世代相袭，拥有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对汉人政权普遍抱有戒心，对突如其来的“兴业”政权更是疑虑重重。清廷残余势力也正极力拉拢这些土司，企图制造混乱。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石达开和依约坚决执行“军事清剿、政治争取、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方针，并将重点放在了后两者，尤其是政治争取上。
对于敢于主动攻击、规模较大的股匪，如盘踞在川黔边境的一支由原清军参将率领的千余人武装，石达开调集精锐部队，采取分进合击、长途奔袭的战术，一举将其主力围歼于黔北某山谷，匪首被击毙。此战震慑了大小股匪，显示了“兴业”军在山地作战中的强大能力。然而，这类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不多，更多的是连、排级的小分队行动。
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委依约主导。他本人具有少数民族背景（可设定为壮族或苗族），深谙西南民族心理。他并不急于派兵进入土司管辖的区域，而是先派出通晓当地语言的使者，携带他的亲笔信和礼物（食盐、布匹、农具等紧缺物资）拜会各大土司。信中明确宣示“兴业”政权的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其风俗习惯和现有权益，土司只要承认“兴业”政权主权，缴纳象征性赋税，并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其地位和权力将得到保障，并可参与地方议会。
依约更是亲自冒险，只带少量卫队，深入黔东南苗岭深处，与几位最有影响力的苗族大土司会盟。他身着民族服饰，用民族礼仪相见，坦诚交谈，解除了对方的许多疑虑。同时，军队严格执行纪律，禁止进入神山、圣地，买卖公平，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好感。
对少数顽固不化、与土匪勾结的土司或匪帮，则实施严格的经济封锁，断绝其盐、铁等必需品来源，迫使其内部生变。同时，在新控制的平坝地区，迅速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发放种子，兴修小型水利，让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孤立了顽固势力。
黔西北一位杨姓土司，自持险要，且与清廷残余联系密切，拒不归附，并袭击“兴业”的征粮队。在多次劝降无效后，石达开决定杀一儆百。他调集一个加强旅的兵力，并不强攻其位于山顶的坚固寨堡，而是采取长期围困，切断水源，并利用小股部队不断骚扰，使其疲惫不堪。同时，依约派人策反了土司手下不满的头人。最终，在内应外合下，寨堡被攻破，杨土司被俘。石达开下令公开审判其罪行后处决，但其家属和普通士兵则予以宽大处理。这一事件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效果，周边观望的土司纷纷主动表示归顺。
至咸丰三年夏，西南主要交通线畅通无阻，重要城镇稳固，大部分土司己归附，社会秩序基本恢复。第一方面军成功地将军事征服转化为有效的政治统治，为“兴业”政权建立了一个虽然后方但日趋稳定的战略基地。
华中腹地（湖南、江西南部、湖北部分地区）是“兴业”政权的心脏地带，连接着西南、东南与未来的北伐前线。确保这一区域的绝对安全，特别是主要交通干线的畅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主力部队己东调或准备北伐，该区域的清剿任务落在了留下的部分第二方面军部队、新组建的各省军区守备旅以及大量民兵的肩上。他们的敌人不再是成建制的军队，而是小股的散兵游勇、潜伏的细作、以及零星的土匪。因此，他们的作战方式更像是一场“精密作业”——反复梳理，确保无虞。
各守备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像梳子一样，对其防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拉网式清剿。重点保障长沙—南昌—武汉之间的官道、长江沿岸码头以及沿线的重要粮仓、军火库的安全。他们在关键路段设立检查站，在险要地点建立哨所，组织民兵日夜巡逻。对于发现的匪患，立即出动，快速扑灭，绝不使其坐大。
与此同时，一场无声的“肃奸”战斗也在激烈进行。原清廷的密探、对新政不满的旧官吏和士绅，企图破坏新政权的稳定。军管会配合地方新政府，建立了严密的情报网和户籍管理制度，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和监控，破获了数起企图纵火烧仓、破坏桥梁的阴谋，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有效地净化了后方环境。
针对湘西苗疆这一历史敏感区域，没有采取简单的军事镇压。而是借鉴历史经验，采取了“屯垦驻防”的策略。从部队中抽调部分思想可靠、有农耕经验的士兵，配属其家属，在苗疆边缘的战略要地建立军垦农场。这些“屯垦点”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军事据点，他们与当地苗民公平交易，传播先进农业技术，并起到示范和威慑作用，逐步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这一长期半独立的区域，有力地巩固了统治。
华中方向的“涤荡”行动，虽无惊天动地的大战，但通过这种持续、细致、滴水不漏的工作，确保了“兴业”政权核心区域的安宁，为北伐提供了最可靠的后方保障。
东南沿海方向（两广、福建及沿海岛屿）的任务最为繁重和复杂，它不仅是陆上清剿，更涉及制海权的争夺和跨海作战，是对“兴业”军海陆协同能力的全面检验。此役的终极目标，是将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岛，从清廷的残余统治中彻底解放出来。
第西方面军在司令员吴凤典和政委朱洪英指挥下，对盘踞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山区的大股土匪和团练武装进行了坚决清剿。这些匪徒依托复杂地形，修建了坚固的寨堡。吴凤典采取“长期围困、断其粮道、夜间突袭”相结合的战法，并利用新装备的迫击炮进行精准拔点。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众，成功肃清了陆上主要抵抗力量，为跨海攻台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海上行动则由南海舰队提督龙傲指挥，这是“涤荡”行动中最具决定性的战略环节。
咸丰三年西月，南海舰队集结主力战舰二十余艘，运载两个陆战营，对仍悬挂清廷龙旗的舟山群岛发起了“兴业”政权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舰炮进行了猛烈的火力准备后，陆战队在定海等地登陆，清军水师残部一触即溃，陆上守军稍作抵抗后便缴械投降。舟山群岛的光复，彻底控制了长江口外海航线，屏护了苏浙沿海，并建立了前进基地。
在肃清大陆沿海残敌并稳固舟山等前进基地后，攻台计划被提上最高日程。台湾岛上的清廷残余势力（主要是驻防八旗和绿营）虽兵力不多，且士气低落，但跨海作战仍非易事。
南海舰队主力集结于福州、厦门、澎湖一带，进行登陆作战的最后演练。大量运输船被征调集结。第西方面军抽调精锐，组建了由胡永翔（可设定为一位师长）指挥的渡海先遣军，下辖三个加强陆战旅，并进行高强度涉水、抢滩训练。情报人员也早己潜入台湾岛，摸清了清军布防、港口情况，并联络了岛内反清义军（如小刀会残部、客家义民等）。
咸丰三年六月初，南海舰队首先对澎湖列岛发起攻击。守军一触即溃，妈宫城（今马公）迅速被攻克，建立了攻台最重要的跳板和中转站。
主力登陆与解放全岛： 六月中旬，在舰队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胡永翔率渡海先遣军主力，分乘百余艘舰船，从澎湖出发，向台湾本岛进发。登陆点选择在清军防御相对薄弱的鹿耳门（台南附近）及沪尾（淡水）两地。登陆过程异常顺利，几乎未遇像样抵抗。岛上清军闻风丧胆，或一触即溃，或望风归降。在岛内义军的配合引导下，“兴业”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克台湾府城（台南）、彰化、艋舺（台北）等要地。至七月初，台湾全岛主要城镇均被“兴业”军控制，最后一任清廷台湾道（或总兵）在台北率部投降。
登陆台湾后，“兴业”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迅速张贴安民告示，宣布废除清廷苛政，并派人安抚当地汉族及高山族居民，承诺平等相待，共同建设新台湾。岛内民众饱受清廷吏治腐败之苦，对“兴业”王师的到来多持欢迎态度。
东南沿海方向的彻底平定，尤其是台湾的光复，不仅完全扫清了陆上残敌，更重要的是，“兴业”政权由此完全掌握了中国东南的制海权，获得了舟山、澎湖、台湾等一系列重要的海上战略支点，彻底打通并控制了海上贸易通道。台湾的回归，标志着自明郑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再次对台湾岛行使了有效的主权管辖，其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极为深远。
通过西南方向的“精细手术”、华中方向的“精密作业”和东南方向的“立体攻防”（包括攻占台湾），到咸丰三年夏季，“兴业”政权完成了对长江以南所有地区（含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实质性有效控制。这场“南疆涤荡”行动，不仅是军事上的清剿，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整合和领土恢复。它为新生的“兴业”政权夯实了根基，使其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凝聚整个南方的力量，将目光坚定地投向北方，准备开启统一全国的最终篇章——北伐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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