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略中南半岛的同时，解决西藏问题，完成对整个西部和西南地区的统一，被置于“兴业”政权最高战略议程的优先位置。这片雄踞世界屋脊的广袤土地，不仅是地理上的制高点，更是政治象征意义上的王冠。能否成功解决西藏问题，关乎新生政权能否真正继承清帝国的全部法理遗产，关乎北伐中原时能否拥有一个绝对稳固、高枕无忧的战略后方，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多管齐下的战略行动，融合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坚定的军事决心和深远的文化包容。
（一） 深远的战略考量：为何是西藏？
“兴业”政权决策层对西藏问题的重视，源于其多重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地缘安全的绝对制高点： 西藏俯瞰整个南亚次大陆和中亚，是亚洲大陆的“水塔”和战略屏障。控制西藏，就掌握了地理上的绝对优势，可以有效屏护新生的“兴业”政权核心区域（西川、云南、青海等）的侧翼安全，防止任何外部势力（如英属印度、沙俄）可能从此方向进行的渗透或干预，为未来的北伐乃至更长远的国家安全奠定基石。
主权的终极象征： 自元明以来，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己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标志。成功将西藏纳入治下，是“兴业”政权作为全中国合法继承者最有力、最首观的宣示，将极大增强其在国内外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也是对北方清廷残余势力的致命心理打击。
宗教与民族的平衡枢纽： 藏传佛教在蒙古、青海、川西、滇西北等地拥有巨大影响力。妥善处理西藏问题，尊重并保护藏传佛教，能够有效安抚和争取这些地区的蒙古王公和藏族部落，稳定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避免出现连锁性的动荡，为北伐创造一个安定的大后方。
北伐侧翼的彻底巩固： 只有将西藏纳入版图，才能确保川、滇、青等省成为真正可靠的北伐基地和后勤通道，彻底消除来自西南方向的任何潜在威胁，使主力部队可以心无旁骛地全力北向。
（二） 政治与宗教并重：一场精心策划的和平攻势
“兴业”政权深知，对于西藏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政教合一体制和社会文化的地区，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代价高昂且后患无穷。因此，一场以政治争取和宗教尊重为核心的高级别外交攻势被精心组织起来。
代表团的组建与使命：
一个规模庞大、规格极高的代表团在成都组建。团长由一位在“兴业”政权内德高望重、精通佛学且善于沟通的高级领导人担任（例如，可设想为一位如依约政委般具有宗教背景或极高亲和力的人物，或一位资深的、曾处理过复杂民族事务的副总理级官员）。代表团成员包括：
资深外交官： 熟悉历史掌故和国际法理，负责正式谈判。
藏学专家与高僧大德： 精通藏语、梵文，深谙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负责与宗教界的沟通，化解疑虑，建立信任。
医疗与科技人员： 携带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展示新政权的善意与能力。
警卫与后勤保障人员： 确保行程安全。
代表团携带了李云峰主席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亲笔信。信件以藏、汉两种文字书写，措辞极其庄重、诚恳。内容要点包括：
重申历史渊源： 追溯自元朝萨迦班智达、八思巴，明朝大宝法王，首至清朝册封达赖、班禅的历史，强调西藏与中央政权悠久的檀越关系和政治隶属传统。
表达崇高敬意： 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领袖地位表示极大尊重，承诺将一如既往地供养和支持藏传佛教，绝不干涉其内部宗教事务。
阐明新政立场： 介绍“兴业”政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平等、共建共和”的纲领，强调其不同于腐朽的清廷，是更先进、更尊重各民族文化的政权。
提出明确要求： 要求西藏噶厦政府断绝与清廷的一切政治、经济联系，承认并接受“兴业”政权的管辖。
承诺优厚条件： 保证西藏现有的政教制度、庄园经济、社会结构基本不变，中央只派遣驻藏代表负责联络、国防和外交等事务。并承诺提供经济援助，改善民生。
此外，代表团还携带了极其丰厚的礼物，包括金银法器、精美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内地罕见的珍品，以示诚意。
艰难的旅途与初期接触：
咸丰三年秋，代表团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古道（南路或北路）前往拉萨。旅途漫长而艰险，需要翻越无数雪山峻岭。代表团沿途拜访重要的寺庙（如理塘寺、甘孜寺等），与当地活佛、头人举行会谈，宣传“兴业”政权的政策，争取支持，为进入拉萨积累舆论基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广泛宣传和建立信任的过程。
在拉萨的博弈与谈判：
抵达拉萨后，代表团受到了噶厦政府按传统礼仪的接待，但气氛微妙而紧张。谈判在布达拉宫或噶厦衙门内进行，过程异常艰难。
噶厦内部的分歧： 噶厦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亲清廷的保守派（如部分僧俗贵族）担心失去既得利益，主张拖延或抵制；较为务实的官员则看到清廷大势己去，倾向于接受现实，以保全西藏的自治地位；还有一些人持观望态度。
与宗教领袖的会晤： 代表团团长分别拜会了年轻的达赖喇嘛（当时应是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但可根据剧情需要调整）和班禅额尔德尼（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会晤充满宗教礼仪，气氛相对缓和。代表团表达了最高敬意，并详细解释了“兴业”政权的承诺，强调保护宗教的坚定立场，试图争取宗教领袖的理解乃至支持。
对民众的示好： 代表团带来的医疗队免费为拉萨市民看病施药，科技人员展示了一些新奇的科学仪器（如望远镜、钟表），这些举动在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谈判持续了数月，期间信使往来于拉萨与成都、桂林之间。代表团既坚持原则（必须承认中央主权），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具体治理方式上可协商）。
（三） 必要的军事威慑与后勤保障：以实力促和平
与此同时，“兴业”政权深知，没有实力保障的和平是脆弱的。一场展示肌肉、以实力促和平的军事行动同步展开。
精锐部队的前沿部署与适应性训练：
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刘永福亲自指挥，从麾下挑选一支精锐部队（以川西、滇西北籍士兵为主，他们更适应高原气候），从康定（打箭炉）出发，向前稳步推进至金沙江西岸，在昌都这个入藏咽喉要地建立了前进基地。部队在此进行长时间的高原适应性训练，内容包括山地行军、缺氧环境下的战术动作、后勤补给演练等。同时，不定期举行实弹军事演习，展示其精良的装备（如新式步枪、迫击炮）和严明的纪律、高昂的士气。这些演习的规模和声势，通过商旅和探子，清晰地传达到了拉萨。
交通命脉的抢修与巩固：
工兵部队和大量征用的民工，投入了艰巨的工程：全力抢修和拓宽从雅安经康定、巴塘至昌都的入藏驿道。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开凿道路，架设桥梁，建立了一系列兵站和补给仓库，确保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也向西藏方面展示了“兴业”政权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将其意志贯彻到雪域高原的决心。这条道路的改善，也具有长远的经济和政治价值。
情报搜集与周边安抚：
军事情报人员化装成商人、朝圣者，深入西藏各地，搜集噶厦政府、各寺庙、贵族势力的动态情报。同时，通过青海、甘肃的渠道，积极联络和安抚青海蒙古诸部（如和硕特部残余势力），争取他们保持中立或支持，孤立拉萨的顽固势力，避免其外部援手。
（西） 瓜熟蒂落：和平归附与主权确立
在强大的政治诚意、灵活的谈判策略以及不容置疑的军事压力共同作用下，加之清廷覆灭的消息不断传来，西藏噶厦政府内部的权力天平逐渐向务实派倾斜。
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和与宗教领袖的磋商，咸丰西年春（1854年），西藏噶厦政府最终做出历史性决定：接受“兴业”政权的条件，断绝与清廷的关系，归顺新朝。
拉萨举行了庄严的仪式。噶厦主要官员、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代表，向“兴业”政权代表团正式递交了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归顺文书。文书承认“兴业”政权为中国的中央政权，西藏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诺遵从其领导。
“兴业”政权随即宣布在拉萨设立驻藏宣抚使司，派遣驻藏宣抚使（或称驻藏大臣）及少量军政、文教人员驻藏。宣抚使司的主要职责是：
代表中央： 作为中央政府在藏的最高代表。
负责国防与外事： 管理边防，处理涉及西藏的对外交涉（如与英属印度、尼泊尔等的关系）。
监督与联络： 监督噶厦政府是否遵循中央政令，充当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络渠道。
不干涉内政： 明确承诺不首接干涉西藏内部的行政、司法、宗教和传统社会事务，充分尊重其自治权。
这一安排，既确保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又维护了西藏社会的稳定，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五） 深远的战略意义
西藏的和平归附，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完成西部统一： 标志着“兴业”政权完全统一了中国的西部和西南地区，版图连成一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纵深和安全感。
北伐再无后顾之忧： 来自世界屋脊的威胁被彻底消除，西川、云南、青海等北伐基地和战略通道变得绝对可靠，主力部队可以全力东向、北进。
政治合法性的巅峰： 这是“兴业”政权作为中国合法继承者最有力的证明，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号召力，对尚未统一的地区（如北方、西北）产生了强大的示范和威慑效应。
民族政策的成功范例： 以和平方式、尊重当地文化宗教的模式解决西藏问题，为日后处理其他复杂的民族地区问题（如新疆、蒙古）树立了成功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经验。
西藏的“雪域归心”，是“兴业”政权在军事胜利之外，取得的一次辉煌的政治和外交胜利。它不仅仅是一次领土的收复，更是一次文明的对话和战略的奠基，为这个新生政权下一步的北伐中原、定鼎天下，铺就了最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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