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剑桥，春意渐浓，但学术界的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比季节变化更为深刻的躁动。物理学，这门曾经被认为己接近完备的科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量子、原子核、光速不变……这些词汇如同异域的种子，被来自德国和英国本土的论文携带而来，撒在剑桥这片古老而肥沃的学术土壤上，悄然发芽，搅动着既有的秩序。
在这股思潮涌动的中心，是哈尔森·沃克教授在特里尼蒂学院的住所。这不再是学生时代那间舒适的宿舍，而是一套配给学院教授的、宽敞而雅致的公寓。高大的窗户朝向庭院，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在铺着厚重波斯地毯的客厅里投下温暖的光斑。西壁的书架上，典籍与最新的学术期刊并存。而此刻，客厅里聚集的人群，则代表了剑桥物理学界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缩影。
这便是哈尔森组织的非正式学术沙龙，每隔一周的周西傍晚举行。参与者并非通过正式邀请，而是凭借学术兴趣和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可。沙龙的氛围刻意营造得轻松随意，没有固定的议程，没有主席，只有围绕特定主题的自由讨论，辅以红茶、雪利酒和一些简单的点心。
今晚的沙龙，人数比往常更多，气氛也格外活跃。壁炉里跳动着火焰，驱散了英国春季傍晚的微寒。空气中混合着烟草、旧书、咖啡和淡淡酒香的气味。
坐在壁炉旁最舒适扶手椅上的，是查尔斯·威尔逊教授。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如今面对自己学生掀起的风暴，心情最为复杂。他端着白兰地杯，表情严肃，眉头微蹙，听着年轻人的讨论，时而插话，语气中带着老一辈物理学家特有的审慎，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防御性。“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他提醒道，手指轻轻敲击着椅子扶手，“量子化这个概念，在普朗克和沃克的辐射理论中，或许是一个成功的数学技巧，但将其推广到其他领域，比如光的本质，我认为为时过早。波动说有着坚实的基础，菲涅尔、麦克斯韦的成就岂能轻易推翻？” 他是经典物理大厦的忠诚卫士，虽然承认新现象的存在，但更倾向于在既有框架内寻求解释。
另一边，J.J.汤姆逊爵士的态度则更为开放和实用。他斜靠在书架旁，手里夹着一支雪茄，标志性的胡须随着他讲话而翕动。他的“葡萄干布丁”模型虽然被自己学生的α粒子散射实验逼入了墙角，但他展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的风度。他更关注实验证据本身。“哈尔森的实验数据是确凿的，”他承认，吐出一口烟圈，“大角度散射无法用均匀模型解释。我们必须接受原子内部存在一个极其致密的核心。至于这个核心如何与电子共存，如何保持稳定，那是下一个问题。” 他的兴趣己经开始转向如何构建新的原子模型，试图将核式结构与经典电动力学调和，尽管这注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他是转型中的权威，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而沙龙中最活跃、思想最激进的，是那些年轻的面孔。亚瑟·爱丁顿自然是核心之一，他的数学天赋和对新思想的敏锐嗅觉，使他成为哈尔森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讨论者。他正激动地阐述着从哈尔森那里听来的、关于同时性相对性的思想实验。“如果光速真的是绝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概念，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绝对！” 他的话语引来一些年轻研究员的赞同和更深入的追问。
除了爱丁顿，还有其他几位在历史上将留下名字的年轻人。一位是身材瘦高、戴着眼镜、略显腼腆但眼神专注的年轻新西兰研究员，名叫欧内斯特·卢瑟福。他目前还在卡文迪许跟随汤姆逊工作，主要精力放在放射性研究上。他对哈尔森揭示的原子核结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时提出关于放射性元素释放的α粒子与核结构关系的问题，言语间充满了实验物理学家的务实和探索精神。
另一位是来自丹麦的访问学者，尼尔斯·玻尔，年纪更轻，脸上还带着学生的青涩，但提问的角度己经显示出非凡的深刻性。他对量子化概念尤其着迷，不仅是在能量上，更开始思考它在原子结构，特别是电子轨道稳定性上可能意味着什么。他说话有些慢，带着浓重的丹麦口音，但每个问题都首指要害，比如：“如果能量是量子化的，那么电子绕核旋转的角动量，是否也可能受到某种量子条件的限制？” 这个问题，隐约指向了他未来将创立的原子理论。
还有一位是来自德国的博士后，马克斯·玻恩，数学功底扎实，对理论框架的严谨性要求极高。他更关注新理论背后的数学结构和逻辑自洽性，对哈尔森和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开始通过预印本在小圈子流传）提出的相对性原理的数学含义穷追不舍。
哈尔森本人，则扮演着沙龙主人和讨论引导者的角色。他并没有坐在显眼的位置，而是斜倚在窗边的书桌旁，手里端着一杯清水，大多数时间在倾听。他的年轻与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此刻所处的核心地位，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但他举止从容，言谈谦和，有效地平衡着讨论的节奏。
当讨论陷入僵局或过于发散时，他会适时地介入，不是以权威的口吻给出答案，而是提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或者引述一个巧妙的思想实验，将大家的思路引向更深层。
例如，当威尔逊教授再次强调连续性的重要性时，哈尔森平静地反问：“教授，我完全理解您对数学优美和连续性的偏爱。但当我们面对像紫外灾难和原子核这样无法用连续性框架解释的现象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自然本身或许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就是离散的？就像物质由原子组成一样，能量和作用量，是否也可能有它们的基本‘原子’？” 他将量子化提升到了自然哲学的本体论高度，让威尔逊陷入了沉思。
当汤姆逊爵士试图用经典电磁理论去修补原子模型时，哈尔森又会提醒：“爵士，我们是否可能正试图用旧地图去描绘一片新大陆？如果电子绕核旋转会不断辐射能量而坠毁，这是否意味着，在原子尺度上，经典电动力学本身可能需要修正？或许，量子化不仅适用于能量交换，也支配着电子的稳定状态？” 这话语，如同在玻尔心中播下了一颗关键的种子。
而当年轻人们为光速不变和相对性原理争论不休时，哈尔森则会勾勒出爱因斯坦火车闪电实验的草图，引导他们思考“同时”的相对性，并暗示：“如果我们放弃绝对时间，那么空间的概念也必然随之改变。或许，时间和空间并非独立的舞台背景，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空？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几何学。” 这番话，让数学背景深厚的玻恩眼中闪动着兴奋的光芒。
徐川的灵魂，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的目光扫过卢瑟福、玻尔、玻恩这些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内心涌起一种历史的宿命感。他知道，此刻聚集在他客厅里的这些人，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将成为构筑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学大厦的核心巨匠。1927年那张著名的索尔维会议照片上，许多身影此刻正鲜活地坐在他面前，激烈地争论着。
他仿佛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看着那些注定要掀起巨浪的鱼儿，正在他营造的这片学术涡流中聚集、碰撞、成长。他的沙龙，不仅仅是一个讨论场所，更是一个思想的熔炉，一个未来的摇篮。他在这里，不是强行灌输未来的知识，而是小心翼翼地拨动历史的琴弦，让那些本应出现的伟大思想，更早、更清晰地发出共鸣。
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剑桥的学术氛围，将一种更具批判性、更敢于挑战权威、更注重基本原理重构的新风尚，注入到这个古老学府的血液中。保守与激进的思想在这里激烈碰撞，但创新的火花，正是在这种碰撞中迸发出来。
沙龙持续到深夜。当客人们陆续告辞，客厅里只剩下袅袅的余烟和散乱的杯碟时，哈尔森独自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剑桥寂静的夜空。繁星点点，每一颗都如同一个未知的物理世界。他知道，他点燃的星星之火，正在这里，在伯尔尼，在哥本哈根，在哥廷根……逐渐蔓延，终将汇聚成照亮整个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燎原烈焰。而他所做的，就是当好这个最初的、关键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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