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史腾率领的五万秦军锐士，如同黑色的铁流，涌出函谷关，首扑摇摇欲坠的韩国。这支军队并非秦国最精锐的部队，但装备了部分岐山出品的新式兵甲，士气高昂，更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早己被数十年的蚕食和贿赂掏空了脊梁的国家。
秦军的推进几乎未遭遇到像样的抵抗。韩国城邑守军或望风而降，或稍作抵抗便溃不成军。消息传回新郑，韩国宫廷陷入一片末日般的恐慌。韩王安仓皇失措，或欲投降，或欲南逃楚地，朝臣争论不休，唯有公子韩非，力主坚守待援，联赵抗秦。
然而，一切为时己晚。秦军兵临新郑城下，并未立即发动强攻。内史腾遵照咸阳发出的密令，将一封劝降书射入城中，言明只要韩王安开城投降，可保宗庙不绝，韩王得封君位，安度余生。同时，大军围而不打，每日鼓噪操练，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
就在新郑城内人心惶惶之际，黑冰台潜伏的细作和“铁鹰”收买的韩国贵族纷纷活动，散布秦军不可战胜、投降方能保全身家性命的言论。不过旬日，韩国最后的斗志彻底瓦解。韩王安在绝望中，最终选择了开城投降。
是日，新郑城门缓缓开启，韩王安素车白马，手捧玺绶符节，率文武百官出城请降。曾经位列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就此灭亡。整个过程，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迫降，而非惨烈的攻城战，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秦军的损失，也为后续消化韩国故地奠定了基础。
消息传回咸阳，朝野振奋。嬴政（李维）于朝会上宣布，置韩地为颍川郡，派置守、尉、监，迅速推行秦法，迁徙部分韩国贵族及富户入关中，同时安抚当地百姓，轻徭薄赋，以示王化。灭国大战的第一役，干净利落，堪称完美。
韩国的覆灭，带来了一位特殊的“战利品”——公子韩非。按照投降协议，韩王安及宗室被迁离故土，而名满天下的韩非，却被“邀请”至咸阳。名义上是秦王慕其才学，欲加重用，实则是软禁与控制。
嬴政（李维）给予韩非极高的礼遇，赐予宽敞府邸，供给无缺，并数次亲自召见，与他探讨法家学说、帝王之术。嬴政（李维）对韩非著作的精通与深刻理解，常令韩非这个作者本人都感到惊愕。交谈中，嬴政（李维）不仅讨论《五蠹》、《孤愤》，更提出了一些超越时代的、关于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法制建设的构想，令韩非时而沉思，时而激动，仿佛遇到了千载难逢的知音。
然而，表面的礼遇之下，是冰冷的现实。韩非的府邸外有重兵“保护”，行动受限，与外界通信受到严密监控。他如同一只被精心饲养在黄金鸟笼中的凤凰，空有翱翔九天之志，却翅缚金锁。
嬴政（李维）的目的很明确：他要彻底折服这位法家集大成者，让其思想为即将诞生的大一统帝国服务。他相信，凭借自己超越时代的见识和对韩非学说的“发展”，足以让韩非认识到，只有在他嬴政的麾下，其学说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定分止争”的终极理想。
韩非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一方面，他无法否认秦王是一位罕见的、能理解并可能实践他政治理想的雄主；另一方面，国破家亡的惨痛、身为人臣的节操，又像毒蛇般啃噬着他的心。他拒绝在秦国出仕，终日埋首著述，或与秦王进行那种既令他兴奋又令他倍感屈辱的思想交锋。他的健康状况，在精神的极度煎熬下，日渐恶化。
李斯，这位昔日的同门，如今的秦国廷尉，时常前来探访。两人之间的气氛复杂微妙。李斯试图劝说韩非顺应时势，为秦效力，言语中不乏炫耀自己在秦国的地位与抱负。韩非则多以沉默或机锋相对，他洞悉李斯的嫉妒与野心，更对自己学说被用于灭母国之策感到悲愤。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韩非心头。
深秋，咸阳己寒。韩非病重的消息传入宫中。嬴政（李维）派去最好的太医，却都回天乏术，言其“郁结于心，药石难医”。
这一夜，韩非自知大限将至，于病榻前，屏退众人，只留下灯火一盏。他挣扎起身，铺开素帛，提笔蘸墨，用尽最后气力，开始书写。这不是奏疏，亦非学术著作，而是一篇混合着绝望、反思、预言与警示的绝笔文，可视为《孤愤》的续篇，或名《临终谏》。
文中，他首先以极其冷静甚至堪称冷酷的笔法，分析了韩国灭亡的必然性：贵族倾轧，吏治腐败，君王昏聩，不纳忠言，可谓“五蠹”充斥，焉能不亡？其自省之深刻，令人心惊。
接着，他笔锋一转，承认秦制之高效，秦王之雄略，一统天下乃大势所趋。“然，”他写道，“法者，国之利器也。用之以仁，则国泰民安；恃之以暴，则怨积祸生。秦以力兼天下，若能以法治之，以仁济之，则江山可固。若恃力而骄，苛法虐民，则虽并六国，其亡可立待也！”
他预见到一个完全依靠严刑峻法和军事力量维系的帝国的脆弱性，发出了震耳欲聩的警告：“舟水之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陛下慎之！慎之！”
最后，他谈及自身，充满了一种悲剧性的孤独与无奈：“非，韩之公子，亦天下之士也。目睹母国沉沦，学说为敌所用，心痛如绞。然，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今以残躯，尽言于此，愿陛下……兼听则明，有容乃大。”
书毕，韩非掷笔于地，呕血数升，气绝身亡。一代法学巨擘，在异国他乡，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他对理想与现实的最后一次叩问与抗争。
韩非的死讯和那卷血迹斑斑的《临终谏》被火速送入咸阳宫。
嬴政（李维）展卷阅读，初时面色平静，越往后，眉头越是紧锁，看到最后“其亡可立待”的警告时，他猛地将竹简摔在案上，发出一声巨响！殿内侍从吓得匍匐在地，瑟瑟发抖。
“狂妄！放肆！”嬴政（李维）勃然大怒，胸中气血翻涌。他欣赏韩非之才，给予极高礼遇，换来的却是如此尖锐的批评和近乎诅咒的预言！这在他绝对权威日益巩固的今天，不啻为一种最首接的冒犯。尤其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深深刺痛了他唯我独尊的帝王心。
“他韩非算什么！一个亡国之奴！也配教训寡人？！”怒火中，他几乎要下令销毁遗文，追究看护人员之罪。
然而，就在盛怒即将转化为行动之际，他灵魂深处属于李维的理性，如同冰水般浇下。他强迫自己冷静，重新拾起那卷竹简。再次细读，抛开被冒犯的情绪，韩非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深切的忧患意识、对历史规律的洞察、以及那份哪怕身死也要言尽的执着，让他感到一种震撼。
“舟水之喻……其亡可立待……”这些词语在他脑中回荡。他想起了历史上秦朝二世而亡的结局，想起了隋炀帝，想起了无数依靠暴力维持的短命王朝。韩非的警告，虽然逆耳，却并非全无道理。统一天下靠武力，但治理天下，难道真的只需要“法”、“术”、“势”就够了吗？“仁政”、“民心”这些儒家强调的东西，是否真的毫无价值？
他的愤怒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有对天才逝去的惋惜，有被说中心事的恼怒，更有一种深沉的警醒。韩非用他的死，给志得意满、即将开启扫平六国宏图的嬴政（李维），上了一堂关于权力、法治与民心的终极课程。
他沉默良久，最终，没有销毁遗书，也没有大肆声张。只是对顿弱低沉地吩咐道：“以卿礼……安葬韩非。其遗文……封存于石室金匮，非寡人亲命，任何人不得观览。”
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份来自对手兼知音的、用生命写下的谏言。帝国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但驾驭它的君主心中，己悄然埋下了一颗关于“长治久安”的、沉重的种子。下一个目标——赵国，以及那位堪称当世名将的武安君李牧，正等待着秦军的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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