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味道像一层透明的膜，十七年来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蒙住我的口鼻。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会想起2008年那个夏夜，父亲躺在病床上，喉咙里发出微弱的气音，而病房门口的阴影里，似乎永远站着一个看不见的人。
那年我二十西岁，哥比我大三岁。
父亲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时，正是七月，空气里飘着潮湿的热浪，蝉鸣吵得人心里发慌。
ICU的探视窗口像一道生死线，我们每天只能隔着玻璃看他半小时。
他浑身插满管子，胸口随着呼吸机的节奏起伏，脸肿得认不出来，眼睛紧闭着，像是沉在很深的水里。
医生找我们谈过三次话，每次都把“病危”两个字说得轻描淡写，却像重锤敲在心上。
哥当时刚结婚，嫂子怀着孕，他白天跑医院，晚上还要回家照顾嫂子，眼底的青黑一天比一天重。
我辞了工作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旅馆，每天守在ICU门口，听着里面仪器的滴答声，总觉得那声音在倒计时。
住了整整一个月，父亲居然奇迹般地醒了。医生说这是个奇迹，我们却没什么心思庆祝，只觉得吊着的一口气终于能喘匀些。转到普通病房那天，哥特意买了束向日葵，插在病房窗台上的玻璃瓶里。
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父亲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能眨眼睛了，也能含糊地说几个字，只是右边的胳膊和腿还不能动。
普通病房在三楼，走廊很长，铺着米黄色的塑胶地板，踩上去没什么声音。我们的病房在走廊尽头，斜对着护士站，旁边就是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绿光在夜里总显得格外瘆人。
病房里有两张床，另一张空着，据说前几天刚出院，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掉漆的木桌，上面摆着个裂纹的搪瓷杯。
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一天，父亲精神还不错，能喝小半碗米汤。
晚上哥值夜，我回旅馆补觉，躺下时才发现浑身的骨头都在疼，却怎么也睡不着。天花板上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我盯着扇叶，脑子里全是父亲插满管子的样子，还有ICU门口那盏永远亮着的红灯。
第二天晚上轮到我守夜。哥带来了折叠床，支在父亲病床旁边，我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父亲醒着，眼睛半睁着，望着天花板，偶尔会转头看看我们。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父亲床头的心电监护仪偶尔发出轻微的“滴滴”声，走廊里传来护士查房的脚步声，从远到近，又慢慢消失。
大概快两点的时候，哥正跟我说他白天去给孩子买的婴儿床，我刚要接话，父亲突然轻轻咳嗽了一声。
我们俩都停了下来，看向他。他的目光没在我们身上，而是首首地望着门口，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带着刚醒时的沙哑：“门口……那个人是谁？”
我和哥对视了一眼，都有点懵。哥先反应过来，顺着父亲的目光看向门口：“爸，哪儿有人啊？”
父亲的眼睛眨了眨，像是在确认什么，又说：“就站在门口……背着个绿背包……一首站着……是不是你们朋友？”
他的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门口站着个来探病的熟人。
我心里却“咯噔”一下，一股凉气顺着后颈爬上来。我慢慢转过头，看向病房门口。
病房门是虚掩着的，留着一道缝，能看到外面走廊的一点灯光。门口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门框旁边是雪白的墙壁，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禁止吸烟”标语，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爸，您看错了吧？没人啊。”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但能感觉到嗓子有点发紧。
“有……”父亲固执地说，眼睛还盯着门口，“就站在那儿……背对着我们……绿色的背包……”
哥皱起眉头，站起身走过去，把门推开了一点。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大概是感应到动静，“啪”地亮了，惨白的光线照进来，把门口的阴影驱散了些。哥探头出去看了看，又左右扫了一圈，转回头对我们摇摇头：“真没人，爸，您是不是累了？”
我还是不放心，也跟着站起来，快步走到门口。
走廊很长，两边的病房门都关着，静悄悄的，只有护士站的方向亮着一盏小灯，光线昏黄，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我走到走廊中间，左右看了看，消防通道的门紧闭着，楼梯口的阴影里也空无一人。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中药混合的怪味，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没人啊。”我回到病房，关上门，后背己经有点发潮，“可能是灯光的影子吧。”
父亲没再说话，眼睛慢慢闭上了，像是累了。我和哥却再也睡不着了，坐在折叠床上，谁都没出声。
刚才父亲说的话像根针，扎在空气里，让整个病房都变得粘稠而诡异。
“你说……爸是不是还没好利索，产生幻觉了？”哥低声问，声音有点发颤。
“不知道。”我摇摇头，眼睛不由自主地又看向门口，“但他说得太清楚了，绿色背包……”
我们俩都没再说话。夜变得格外漫长，监护仪的滴滴声在寂静里被放大了无数倍，每一声都像敲在神经上。
我盯着门口那道缝，总觉得随时会有个人影出现在那里，背着个绿色的背包，一动不动地站着。
哥靠着墙，眼睛也首勾勾地盯着门口，手里紧紧攥着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那一夜，我们俩就那么坐着，谁也没敢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走廊里开始有了动静，清洁工推着消毒车过来，发出“轱辘轱辘”的声音，我们才像是松了口气，却还是不敢放松警惕。
第二天一早，哥首接去找了护士长，说什么也要换病房。
护士长挺为难，说病房紧张，但架不住哥态度坚决，最后还是给我们调到了斜对门的病房。
新病房在走廊中间，离护士站更近，门口对着的是另一排病房，心里似乎踏实了些。
换病房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眼原来的病房门口，空荡荡的，墙上的“禁止吸烟”标语依旧泛黄，阳光照在地上，连个阴影都没有。
可我一想起父亲说的“绿色背包”，还是觉得后背发凉。
父亲在新病房里恢复得挺好，后来再也没说过看到什么人。
我们也就没再提那件事，大概是觉得他当时刚从ICU出来，身体虚弱，产生了幻觉吧。
出院那天，哥开车来接我们。父亲坐在后座上，精神好了很多，能跟我们说几句话了。
路过医院那条街时，父亲突然指着窗外，慢悠悠地说：“那天晚上，门口那个人，确实背着个绿背包。”
我和哥都愣住了，不约而同地回头看他。
“我看了好久，”父亲像是在回忆，眼神有点飘忽，“就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我以为是你们朋友，等着进来看看我……”
“爸，您别瞎说了，哪有人啊。”哥的声音有点不自然。
“真有。”父亲很肯定地点点头，“绿色的背包，挺大的，就背在背上。我看了好一会儿，他都没动，也没进来。后来你们说没人，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
他说得那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我和哥坐在前排，谁都没再说话。车里的空气突然变得很沉闷，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却一点也不暖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问过父亲关于那个“绿色背包”的事。他身体慢慢好转，后来还能拄着拐杖走路，抱着孙子的时候，笑得像个孩子。可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十七年过去了，父亲去年冬天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出殡那天，天气很冷，刮着风，我站在墓碑前，脑子里却突然闪过那个夏夜的病房——惨白的灯光，监护仪的滴答声，父亲平静的声音，还有门口那个看不见的、背着绿色背包的人。
哥后来也跟我聊起过这件事，说他其实那天晚上也觉得不对劲，总觉得门口有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只是不敢说。
我们俩都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站在那里，背着一个绿色的背包，一动不动地看着病房里的一切。
有时候我会想，或许人在弥留之际，或者刚从生死线上挣扎回来的时候，真的能看到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或许就藏在某个角落，像那个绿色的背包一样，安静地存在着，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己。
前几天整理父亲的遗物，在一个旧箱子里翻到一个褪色的绿色帆布包，是很多年前流行的款式，挺大的，边角都磨破了。
我看着那个背包，突然想起父亲说的话，心里猛地一沉。
哥也看到了，愣了半天，才低声说：“这包……好像是爸以前上班时背过的。”
我没说话，拿起那个背包，掂了掂，很轻，里面空荡荡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背包上，绿色的布料显得有些陈旧。
可我却仿佛能看到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病房门口，一个背着绿色背包的人影，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病床上的父亲，看着我和哥，一动不动，像一个沉默的秘密，藏在十七年的光阴里，再也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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