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统治，不仅仅体现在咒骂和随时落下的巴掌上，更体现在那仿佛永无止境、并且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劳役上。从我跌跌撞撞能自己走稳路开始，属于我的“活路”就一件件压了上来，像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早早地将我捆绑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和这个冰冷的家里。
最初的劳役是轻微的，却带着羞辱的意味。
“平儿，过来，把痰盂倒了。”奶奶靠在躺椅上，有气无力地吩咐，仿佛使唤我是一件天经地义、甚至是对我莫大恩赐的事情。
那黄铜的痰盂，边缘往往沾着黏腻的痰渍和烟丝，散发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腥臭气味。我个子矮小，需要费力地双手才能捧起它，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子，生怕洒出来一点。从堂屋走到院坝边的阴沟，那短短一段路，对我而言却漫长无比。奶奶半眯着眼睛盯着，只要我手抖一下，或者脚步踉跄，刻薄的骂声立刻追来：“没用的东西！端个东西都端不稳！洒出来了看我不叫你舔干净！”
倒完痰盂，还要去溪沟边胡乱冲洗一下。冬天的溪水冰冷刺骨，冻得我小手通红，像胡萝卜一样僵硬。
除了倒痰盂，更多的是“跑腿”。
“去，到冉家小卖部，打半斤煤油回来。”奶奶会递过来一个脏兮兮的玻璃瓶和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去小卖部的路让我恐惧，冉老师那个孙子和他的一帮伙伴常常堵在路口，看到我就扔石子，骂“野人”、“没人要的”。我往往要绕很远的路，或者等到天黑才敢怯生生地靠近，打完煤油就飞也似的跑回家，经常吓得一身冷汗。
“眼瞎了？没看见鸡进堂屋了？撵出去！”奶奶一声吼，我就要立刻放下手里任何东西，去追赶那些扑棱着翅膀、到处拉屎的鸡，往往追得满头大汗，鸡飞狗跳，反而惹来奶奶更厉害的责骂。
这些零碎活计，像一张细密的网，将我小小的身影牢牢困在奶奶的视线范围内，几乎没有喘息玩耍的时间。而随着我年岁稍长，大约西岁左右，真正的“农活”开始了。
最开始是“看鸡”。稻谷晒在院坝里，我的任务就是拿根小竹竿，蹲在旁边，防止鸡鸭来偷吃。这活计极其枯燥，日头毒辣辣地晒着，我不能离开，也不能打瞌睡。稍有不慎，让鸡啄了一口谷子，被奶奶看见，少不了一顿狠骂甚至掐打。
接着是“喂鸡鸭”。奶奶会把谷糠和潲水混合在一起，让我用一只破瓢舀着倒进鸡鸭的食槽里。那些鸡鸭蜂拥而上，争抢着，常常踩到我的光脚背，或者啄到我的小腿，疼得我首抽气。喂完鸡鸭，还要记得把它们赶回圈里。
再大一点点，大约五岁光景，我开始被允许跟着爷爷下地了。当然，不是去玩，而是有“任务”。
爷爷去地里锄草，我会跟在他后面，把他锄掉的杂草捡到一起，抱到地头堆起来。或者，在他挖红薯的时候，我跟在后面，把一个个沾满泥土的红薯捡到背篓里。爷爷沉默寡言，很少吩咐我做什么，只是默默地干活。我也不敢说话，只是模仿着他的动作，小跑着跟在他身后。
奶奶对此很是满意，仿佛终于把我这个“吃白食”的“赔钱货”派上了点用场。她常常对来串门的邻居，用一种看似抱怨实则炫耀的语气说：“哎呀，没得法嘛，屋头人手不够，这么点大的娃儿也要跟着下地喽，能帮一点是一点嘛，总比光吃饭强。”
邻居们往往会附和几句：“是啊是啊，桂英嫂你会调教人，娃儿从小干活，以后勤快。”
这些话，让奶奶那张阴阳脸上偶尔会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而我，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被泥土染黑、被草叶划出细小血痕的脚丫，心里没有任何“勤快”的骄傲，只有沉沉的疲惫和一种说不出的委屈。
干活累了，饿了，也不敢说。吃饭时，奶奶分的饭量依旧只有那么一点点，我往往吃不饱，眼睛忍不住瞟向锅里。奶奶立刻就能察觉，眼睛一瞪：“看哪样看？吃了去变牛啊？干活不出力，吃饭倒积极！”
爷爷有时会默默地把碗里的一小块红薯，或者几根咸菜，拨到我的碗里。动作很快，趁奶奶不注意的时候。我不敢出声，只是飞快地扒进嘴里，连味道都来不及尝就咽下去，心里涌起一点点酸涩的暖意，但很快又被更大的恐惧和茫然淹没。
傍晚，干完活回家，浑身像是散了架。手上起了细小的水泡，磨破了，火辣辣地疼。脚底板更是厚厚一层泥垢，被石子硌得生疼。没有热水洗澡，只能用冷水胡乱冲一下脚，就爬上那冰冷的、硬邦邦的床铺。
窗外，老梧桐树的影子在月光下张牙舞爪。院坝下的垃圾场在夜里静悄悄的，散发着白日里被太阳晒过的、复杂的臭味。
我蜷缩在薄薄的被子里，又冷又累，身上到处都疼。脑海里会模糊地闪过妈妈温暖却遥远的怀抱，闪过爸爸沉默的背影，但很快，就会被奶奶狰狞的脸、尖利的骂声和永远干不完的活计所取代。
劳役，从最轻微的倒痰盂开始，一点点加重，像渐渐收紧的绳索，将我童年的时间、力气和快乐，一点点榨干。它让我过早地明白了“辛苦”的含义，也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和价值——一个可以随意驱使、打骂、并且需要尽快创造价值的“小长工”。
童年的颜色，在日复一日的劳役中，早早地褪成了和脚下泥土一样的灰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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