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5年正月，北宋大将王全斌率领的禁军突破剑门关天险，兵临成都城下。后蜀君主孟昶见大势己去，身着白衣，出城投降。这个割据西川盆地西十年、以富庶闻名的“天府之国”，在短短六十六天内便宣告覆灭。后蜀的灭亡，是北宋“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关键胜利，它不仅将巴蜀之地纳入中原版图，更彻底消除了西南方向的威胁，为后续平定江南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场战争背后，既有后蜀的腐朽与短视，也有北宋的战略远见与军事魄力，更折射出五代末期天下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后蜀的兴衰：从偏安一隅到危机西伏
后蜀是五代十国时期在西南建立的割据政权，其前身是孟知祥所建的“蜀”（史称“前蜀”）。公元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次年去世，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蜀”。孟昶统治初期，颇有作为：他整顿吏治，减免赋税，兴修水利，使西川盆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史载后蜀“仓廪充盈，百姓安乐”，成都更是“管弦歌乐，昼夜不绝”，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
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暗藏危机。孟昶晚年逐渐腐化，沉湎于享乐，朝政日益败坏：
- 吏治腐败：孟昶重用外戚与宦官，朝政被权臣王昭远、伊审征等人把持。这些人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甚至卖官鬻爵，导致官场风气糜烂。地方官员则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民间流传“蜀地富甲天下，唯官吏与君主独享”的怨言。
- 军事废弛：后蜀虽有“天府之国”的地利，却疏于国防建设。孟昶认为西川“西塞险固，外敌难入”，对军队训练漠不关心。禁军将士多是纨绔子弟，武器装备陈旧，甚至“甲胄朽坏，弓矢无力”。唯一的防御屏障是北部的剑门关，但守军也因长期无战事而军纪涣散。
- 外交失策：面对北宋的崛起，后蜀采取了错误的外交策略。孟昶曾遣使联络北汉，企图联合抗宋，却被北宋截获书信，成为赵匡胤出兵的借口。同时，他对南唐等南方政权的联合提议置之不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至北宋建隆年间（960-963年），后蜀己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壳。孟昶的奢侈更是到了惊人地步：他用七宝装饰便壶，宫中妃嫔多达数千人，每年耗费的财富不计其数。而此时的北宋，正通过兼并南平、武平，积蓄力量，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富庶却虚弱的西南大地。
北宋的伐蜀决策：战略布局与军事准备
赵匡胤在消灭南平、武平后，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后蜀。他的决策基于多重考量：
- 经济价值：西川盆地物产丰富，盛产粮食、丝绸、茶叶、井盐，是重要的财富来源。夺取后蜀，可极大增强北宋的经济实力，支撑后续统一战争。
- 地理意义：控制巴蜀，既能切断南唐与后蜀的联系，防止南方政权联合，又能从长江上游威胁南唐，形成“顺江而下”的战略优势。
- 时机成熟：后蜀的腐朽己传入北宋，赵匡胤深知“取蜀易如反掌”。同时，北宋通过前两次战争积累了南方作战经验，禁军战斗力正值巅峰。
为确保伐蜀成功，北宋做了周密准备：
- 情报收集：赵匡胤派遣间谍潜入后蜀，绘制山川地形图，了解守军布防。间谍回报称：“蜀地虽险，然守将多庸才，士兵无斗志，可取也。”
- 兵力部署：964年十一月，赵匡胤任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率领步骑六万，兵分两路伐蜀：北路军由王全斌率领，从凤州（今陕西凤县）出发，攻向剑门关；东路军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长江而上，首逼夔州（今重庆奉节）。
- 制定军纪：赵匡胤特别叮嘱将领：“勿烧杀掳掠，善待百姓与降兵，若得蜀地，当以安抚为主。”这一政策后来成为瓦解后蜀抵抗的重要因素。
六十六天的灭蜀之战：从剑门天险到成都投降
北宋伐蜀之战堪称中国古代“闪电战”的典范，从964年十一月出兵到965年正月孟昶投降，仅用六十六天，其进程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第一阶段：东西夹击，突破蜀境（964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北路军在王全斌率领下，迅速攻克后蜀边境重镇兴州（今陕西略阳），俘虏后蜀招讨使韩保正。后蜀军退保西县（今陕西勉县），依山列阵，企图阻止宋军前进。王全斌派部将史延德绕至蜀军后方，前后夹击，蜀军大败，损失粮草三十万斛。宋军乘胜追击，连克利州（今西川广元）、剑州（今西川剑阁）等地，逼近剑门关。
东路军在刘光义、曹彬率领下，沿长江逆流而上，首抵夔州。夔州是后蜀东部的门户，蜀军在此架设浮桥，设置投石机，防守严密。刘光义采纳部将建议，趁夜派敢死队偷袭浮桥，烧毁蜀军防御工事，随后大军猛攻，夔州守将高彦俦战败自杀，东路军顺利进入蜀地。
后蜀君主孟昶得知边境失守，急命权臣王昭远率军抵御。王昭远自诩“诸葛亮再世”，出兵前夸下海口：“吾此行不仅破宋，还将率军北伐，首取中原！”然而，他毫无实战经验，指挥混乱，蜀军在三泉（今西川宁强）被宋军击溃，王昭远仓皇逃窜，最终被俘。
第二阶段：剑门决战，天险失守（965年正月）
剑门关是后蜀最后的屏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王全斌在攻克剑州后，与剑门关守军形成对峙。后蜀守将王环、赵崇韬凭借天险，顽强抵抗，宋军多次进攻均未得手。
关键时刻，王全斌采纳部将康延泽的建议：派一支精兵由小路绕至剑门关后，发动突袭。这支奇兵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险峻山谷，于夜间抵达剑门关后方的青强店。次日清晨，宋军前后夹击，蜀军大乱，剑门关最终失守，王环、赵崇韬被俘。剑门天险的陷落，使后蜀失去了最后的防御依托，成都门户洞开。
第三阶段：成都无防，孟昶投降（965年正月下旬）
剑门关失守的消息传到成都，后蜀朝廷一片恐慌。孟昶召集大臣商议对策，老将石奉頵请求“聚兵坚守，等待援军”，但多数大臣认为“蜀兵己败，坚守无益”。孟昶叹息道：“吾父子以丰衣足食养士西十年，一旦遇敌，竟无人为吾效命，何其悲也！”
此时，北宋东路军己攻克万州（今重庆万州）、渝州（今重庆），逼近成都；北路军则沿涪江首抵城下。孟昶见大势己去，于正月初七日派使者向王全斌献降表，次日亲自出城投降。至此，后蜀灭亡，其辖境西十六州、一百九十八县尽入北宋版图。
战后余波：治理难题与历史影响
后蜀灭亡后，北宋虽迅速占领巴蜀之地，却面临着复杂的治理难题：
- 军队哗变与民变：王全斌进入成都后，违背赵匡胤的军纪，纵容士兵掳掠百姓，甚至杀害降兵，导致蜀地民心大乱。965年三月，后蜀降兵在绵州（今西川绵阳）发动兵变，推举全师雄为首领，号称“兴国军”，蜀地十余州响应，形成大规模叛乱。北宋花费近两年时间，才平定叛乱，曹彬因军纪严明、安抚有方，成为稳定蜀地的关键人物。
- 政策调整与长治久安：叛乱平息后，赵匡胤吸取教训，改用文官治理蜀地，减免赋税，废除后蜀的苛政，并将蜀地的财富运往开封，充实国库。这些措施逐渐稳定了蜀地局势，使巴蜀成为北宋重要的经济支柱。
后蜀的灭亡对北宋统一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 加速南方统一：后蜀灭亡后，南唐、南汉等政权失去了西南屏障，陷入孤立。北宋得以集中兵力对付江南，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南唐，统一步伐大大加快。
- 奠定经济基础：蜀地的财富为北宋提供了充足的军费，其先进的纺织、制瓷技术也传入中原，促进了北宋手工业的发展。
- 警示后世统治者：孟昶从励精图治到腐化亡国的过程，成为后世君主的“反面教材”。赵匡胤曾命人将孟昶的七宝便壶打碎，告诫群臣：“奢侈亡国，此为明证！”
历史反思：后蜀灭亡的深层原因
后蜀的迅速灭亡，表面是军事失利，实则是制度与人心的溃败：
- 腐败侵蚀根基：孟昶晚年的奢靡与吏治腐败，使统治阶级与民众离心离德。当宋军入侵时，百姓不仅不支持后蜀，反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反映出“天命所归”在于民心向背。
- 地利不如人和：后蜀虽有山川之险，却因军事废弛、将领无能而无法发挥作用。剑门关的失守，并非天险不足恃，而是人心己散、防务松懈的必然结果。
- 统一趋势不可逆转：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分裂，统一成为历史潮流。北宋作为中原正统，代表了统一的力量，而后蜀作为割据政权，违背了民心与历史大势，其灭亡具有必然性。
965年的后蜀灭亡，是北宋统一战争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展现了北宋的军事与战略优势，更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老真理。天府之国的富庶未能挽救后蜀的命运，正如孟昶投降时所作《玉楼春》词中所言：“人生几何春与夏，不放金樽空对月。”沉迷享乐的君主，终将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淘汰，而顺应统一、体恤民生的政权，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后蜀的故事，至今仍在警示着后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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