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宏远科技的干扰问题后，江玥和陈景明教授团队迅速投入到“五星连珠与地震活动”的研究中。江玥首先从古籍中梳理出与“五星聚”相关的地震记载：《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公元107年“五星连珠”后次年，“陇西郡（今甘肃临洮）发生大地震，山崩地裂，死伤数千”；《明史·五行志》提到，公元1385年“五星聚于奎宿”后三个月，“山西徐沟（今山西清徐）地震，坏屋万余间”；而《清史稿·灾异志》则记录，公元1725年“五星连珠”后半年，“云南东川（今云南会泽）地震，铜矿矿井坍塌，死者百余人”。
“这些地震发生的时间，都在‘五星连珠’后的3-6个月内，且震中都位于板块活动带。”江玥将这些信息整理成表格，与之前矿脉发现的地点进行对比，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公元107年陇西地震的震中，距离豫章郡金矿约800公里；公元1385年山西地震震中，距离陕州银矿约600公里；公元1725年云南地震震中，就在东川铜矿附近——两者都与深大断裂带密切相关。
“这说明‘五星连珠’引发的地球内部变化，可能同时影响热液活动和地壳稳定性。”江玥将这个发现告诉陈教授，“我们需要在实验模型中加入地壳应力的模拟模块，观测行星磁场叠加是否会导致地壳应力变化。”
陈教授立刻安排李然升级实验模型。李然在原有“地球系统模拟模型”的基础上，新增了“地壳应力监测模块”——该模块能模拟地壳不同岩层的弹性系数、密度等参数，计算行星磁场变化对地壳应力的影响。
为了让模拟更精准，李然还联系了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取了甘肃临洮、山西清徐、云南会泽三个震区的地壳结构数据。“这些地区的地壳厚度、断裂带分布都有详细的勘探资料，能让模型更贴近真实地质环境。”李然在团队会议中介绍。
经过一周的模型调试，第一组模拟实验开始了。李然输入公元1725年“五星连珠”的行星磁场参数，模拟时间跨度设定为“连珠前1个月-连珠后6个月”。实验结果显示：在“五星连珠”期间，地球内部地磁场的震荡不仅加快了热液活动，还使云南会泽地区（震中）的地壳应力值逐渐升高——连珠前，该区域的地壳应力值稳定在25MPa（兆帕）；连珠期间，应力值缓慢上升至28MPa；连续后3个月，应力值突破30MPa（该区域地壳的临界应力值为29MPa）；连珠后6个月，应力值达到32MPa，模型中出现“地壳断裂”的模拟信号，与古籍记载的地震时间完全吻合。
“这个结果太惊人了！”张薇博士反复验证数据后，兴奋地说，“行星磁场的叠加虽然不会首接引发地震，但会通过影响地磁场，间接增加地壳应力，当应力超过临界值时，就可能触发地震——这就是‘五星聚，地动发’的科学原理！”
为了进一步验证，团队又对公元107年、公元1385年的“五星连珠”事件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陇西郡和山西徐沟地区的地壳应力变化趋势，与云南会泽完全一致，且地震发生时间都对应应力值突破临界值后的3-6个月。
江玥立刻将这些实验结果与古籍记载、现代地震数据结合，撰写了《五星连珠事件与地壳应力变化及地震关联研究报告》。报告中，她提出了“行星磁场-地磁场震荡-地壳应力变化-地震触发”的完整作用链条，并附上了三个震区的应力变化模拟曲线和地震时间对应图。
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国地震局的高度关注。地震局立刻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并邀请江玥和陈教授团队参与“行星磁场与地震预警”的专项研究。“如果能通过行星磁场变化预测地壳应力趋势，就能为地震预警提供新的思路。”地震局的赵副局长在评审会上说。
然而，在后续的实验中，团队遇到了新的难题：当模拟不同年份的“五星连珠”时，部分事件对应的地震发生概率并不高。例如，公元1524年的“五星连珠”后，并没有明确的强震记载。
“这说明‘五星连珠’只是影响地震的因素之一，还存在其他干扰变量。”江玥在团队会议中分析，“可能是当时的地壳应力本就未达到临界值，或者有其他行星（如天王星、海王星）的磁场参与，抵消了部分应力增加的效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决定升级模型，加入“多行星磁场叠加计算”和“地壳初始应力值参数”。李然通过天文学软件，获取了天王星、海王星在不同年份的磁场数据，将其纳入模型；张薇则从地震局获取了全球主要断裂带的“地壳初始应力值”数据库，为不同地区的模拟提供更精准的基础参数。
升级后的模型进行了第一次测试——模拟公元1524年“五星连珠”事件。结果显示：该年份“五星连珠”时，天王星和海王星的磁场方向与五大行星相反，形成了“磁场抵消效应”，导致地球内部地磁场的震荡幅度仅为公元1725年的50%；同时，全球主要断裂带的地壳初始应力值均低于临界值的80%，因此未触发强震，与历史记载一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五星连珠’事件后没有地震！”江玥茅塞顿开，“只有当‘五星连珠’形成的磁场叠加效应未被其他行星抵消，且震区地壳初始应力值接近临界值时，才会增加地震发生的概率。”
这个发现让研究更加完善。团队随后建立了“行星磁场叠加效应评估模型”，通过计算行星磁场的叠加强度、方向，以及震区地壳初始应力值，来预测“五星连珠”后地震发生的概率。模型测试显示，该模型对历史地震事件的预测准确率达到了75%。
与此同时，江玥在古籍中又有了新发现。她在《天象秘要》的残卷中，找到了一段关于“行星逆行与地震”的记载：“荧惑（火星）逆行于心宿，三月内必有地动，且多在南方。”
“火星逆行是否也会影响地壳应力？”江玥立刻将这个线索反馈给团队。李然随即对“火星逆行”进行了模拟实验——输入火星逆行期间的磁场参数，模拟南方地区（如广东、广西）的地壳应力变化。结果显示：火星逆行时，其磁场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周期性扰动”，使南方地区的地壳应力值出现小幅波动，波动幅度虽不如“五星连珠”，但仍可能在初始应力较高的区域触发小型地震。
这个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行星磁场与地震关联”的研究体系。江玥和陈教授团队决定，将“五星连珠”“行星逆行”等星象事件的磁场参数，与全球断裂带的地壳应力数据结合，建立一个“星象-地震预警数据库”，为地震预警提供参考。
此时，距离“全国天文与地质交叉学科研讨会”的第二次会议还有一个月。江玥和团队计划在会议上发布“行星磁场叠加效应评估模型”和“星象-地震预警数据库”的初步成果，争取更多的科研支持。
然而，就在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时，陈教授突然病倒了。医生诊断为“过度劳累引发的心肌缺血”，要求他住院休养至少两周。“实验不能停，研讨会的汇报也不能耽误。”陈教授躺在病床上，通过视频会议对团队说，“江玥，这次会议的汇报工作，就交给你牵头，李然和张薇协助你完善模型和数据库。”
江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她知道，这是团队的信任，也是推动研究的关键。她立刻调整工作计划，每天和李然、张薇召开两次线上会议，跟进模型优化进度；同时，她还要整理汇报材料，准备应对专家的提问。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星象-地震预警数据库”的初步版本终于在研讨会前一周完成。数据库包含了公元前200年至今的12次“五星连珠”事件、35次“火星逆行”事件，以及对应的地震记录、地壳应力数据和磁场模拟结果，用户可以通过查询星象事件，获取对应的地震概率预测。
研讨会当天，江玥代表团队进行汇报。当她展示“行星磁场叠加效应评估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和“星象-地震预警数据库”的功能时，台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国地震局当场决定，与团队合作开展为期一年的“星象-地震预警”试点项目，在云南、西川等地震高发区，利用模型进行地震概率预测，验证其实际应用价值。
汇报结束后，江玥收到了陈教授发来的消息：“做得很好，我们的研究终于迈出了实际应用的第一步。”看着消息，江玥露出了笑容——她知道，这只是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星象奥秘等待着他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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