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刚在证据面前，最终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但他交代的动机，却比警方之前推测的因职称问题报复更为扭曲和黑暗。
他并非仅仅因为职称评定受挫而心生怨恨。更深层次的原因，源于他自身——他患有某种罕见的、进行性的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这种疾病目前无法治愈，会逐渐剥夺他的运动能力，最终在痛苦和意识清醒中走向死亡。他深知自己未来的命运，巨大的恐惧和不公感吞噬了他。
作为一名药学专家，他无法接受自己精通药物却救不了自己的残酷现实。他将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愤怒，投射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那些代表着“新生”和“希望”的婴儿身上。他认为，既然命运对他如此不公，他也要剥夺别人的希望，让更多的人体会他所预见的痛苦和绝望。选择地高辛，正是因为这种药物曾在他家族病史的阴影中出现过，带有一种宿命般的讽刺。
王亚琳不过是他精心挑选和蛊惑的一枚棋子，利用她的丧子之痛，既能更方便地作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警方的注意力。
真相大白，令人不寒而栗。一个高智商的专业人士，因为自身无法摆脱的疾病和心魔，竟然将毒手伸向了最无辜、最脆弱的群体。
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审理过程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法庭上，陈永刚面无表情地听着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甚至在某些细节上带着一种病态的“专业”炫耀。而王亚琳则全程以泪洗面，悔恨交加，但法律不会因被蛊惑而免除她的罪责。
最终，陈永刚因犯故意杀人罪（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亚琳作为从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槌落下的那一刻，旁听席上受害者家属的哭声再次响起，那悲怮的回声在庄严的法庭内久久回荡。
庭审结束后，杜若作为关键鉴定人，接受了媒体的联合采访。无数话筒和镜头对准了她。
“杜主任，这起案件是否暴露了医院在安全管理上的巨大漏洞？”一个记者尖锐地问道。
杜若穿着深色的西装，表情冷静而肃穆，她对着话筒，声音清晰而沉稳：
“此案首先是一起极端个别的、严重的刑事犯罪。凶手利用其专业知识和职务便利，精心策划，刻意规避监管，其行为己远超常规安全管理范畴所能预防。当然，任何单位都应从此案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内部流程管控和人员心理关怀。但我们必须明确，罪恶的根源在于凶手扭曲的心灵，而非体系本身。”
“您如何看待凶手的动机？以及对医护群体形象的影响？”
“动机是扭曲且不可接受的。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绝不能代表广大医护工作者。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恪尽职守，无私奉献，是守护我们生命健康的忠诚卫士。我们不能因个别人的极端行为，而否定整个群体的付出和牺牲。相反，我们更应该关注医护人员面临巨大压力下的心理健康问题，建立更完善的心理支持和疏导机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她的回答有理有据，既阐明了案件性质，也维护了医护群体的整体形象，更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呼吁，赢得了现场许多人的认同。
采访结束后，杜若没有停留，默默地离开了喧嚣的人群。
她独自一人回到办公室，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潮。
案件破了，凶手伏法了，舆论平息了。
可她心里，却没有感受到多少破案后的轻松和喜悦。
那三个婴儿稚嫩的面容（她从家属提供的照片上看到过），总是不经意地在她脑海中浮现。他们还那么小，还没来得及感受世界的温暖，就成为了人性黑暗的牺牲品。
她作为一名法医，能做的只是在悲剧发生后，竭尽全力去还原真相，告慰亡灵，惩罚罪恶。但她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无法在罪恶萌芽之初就将其扼杀。
这种无力感，有时比面对尸体本身更让她感到沉重。
她拿起桌上那枚冰冷的二等功奖章，着光滑的表面。荣誉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无法言说的生命之重。
电话响起，是江母打来的，问她晚上想吃什么，说她熬了汤。
听着电话那端熟悉的、关切的声音，杜若冰凉的内心才仿佛注入了一丝暖流。
“阿姨，我一会儿就回去。”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家，永远是她最温暖的港湾，也是她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她收拾好东西，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灯火通明，还有许多同事在忙碌着。
生活总要继续，战斗永不停歇。
她能做的，就是握紧手中的手术刀和证据，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为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也为了那些依旧跳动着的、渴望安宁的心。
雪，不知何时己经停了。
清冷的月光洒在雪地上，反射出皎洁而宁静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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