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京的会面，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李慕白心中激荡起层层涟漪。那份关于“心理宇航”实验室的邀约，沉甸甸地放在他心头，其重量不亚于当初决定开拍《记忆之囚》。这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路径选择，而是将创作理念延伸至现实疆域的诱惑与挑战。
他需要时间思考，但外界的热潮却不会因此停歇。
《记忆之囚》的票房走势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现象：首周爆发后，次周跌幅极其微小，工作日的夜场甚至常常满座。这不再是依靠初期营销的拉动，而是依靠强劲的“自来水”口碑和反复观影的支撑。影评人开始深入解读影片中的符号与隐喻，心理学公众号持续分析“记忆篡改”与现实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联，甚至有高校的哲学系将其列为课堂讨论案例。这部电影，己然超越了娱乐产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然而，树大招风。
一天下午，制片人王总面色凝重地推开了李慕白办公室的门，将平板电脑递到他面前。
“慕白，看看这个。”
那是一篇在某知名影视公众号上发布的，标题颇为惊悚的长文：《〈记忆之囚〉：技术华丽的盛宴，还是危险的深渊？》。文章作者自称是某科研机构的学研究员，他并未质疑电影的艺术价值，而是将矛头首指影片核心设定的隐患。
文章写道：“……电影中‘记忆潜入’技术，其初衷或许是治疗，但影片本身也展现了其被滥用进行记忆篡改的可怕后果。这并非危言耸听！在现实科技前沿，脑机接口、神经解码等领域正飞速发展，《记忆之囚》与其说是一部科幻片，不如说是一部预警片。我们必须警惕，当技术真的发展到那一步，谁能保证它不会被用于思想控制、记忆擦写，甚至制造完美的‘缸中之脑’？电影主创在享受技术带来的视觉红利时，是否也应当承担起对潜在风险的警示责任？而非仅仅将其作为一个炫技的背景板……”
这篇文章角度刁钻，迅速被多家媒体转载，引发了一轮新的、却带着一丝火药味的讨论。支持者认为文章过于上纲上线，混淆了艺术与现实；反对者则觉得言之有理，科技发展必须先行。
“这是有人眼红了，在带节奏。”王总语气肯定，“我们票房口碑双丰收，动了别人的奶酪。这文章看似讨论，实则是在给电影扣帽子，暗示我们只顾炫技，缺乏社会责任感。”
李慕白默默看着文章下的激烈争论，眉头微蹙。他并不完全认同文章的指责，电影中周明远的悲剧本身就是对技术滥用的控诉。但不可否认，这篇文章触及了一个他创作时也曾思考，却未在叙事中明确点破的层面——技术的双刃剑属性，以及创造者的责任边界。
“老王，先不急着反驳。”李慕白放下平板，眼神冷静，“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说得并非全无道理。我们确实展现了技术的危险性，但或许，我们可以更主动地引导这场讨论。”
他立刻召集了宣发团队的杨琳。“联系发布这篇文章的公众号，还有几家有影响力的科技、类媒体，我们组织一场小型的线上对谈会。主题就定为‘科幻的预言与责任：《记忆之囚》背后的科技思考’。我亲自参加，也可以邀请几位真正的科技学家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一起。”
杨琳眼睛一亮：“妙啊！李导。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升维，把这场争议变成我们引领深度讨论的机会！”
几乎在同一时间，李慕白的私人邮箱收到了一封措辞严谨、来自某国际顶尖科技公司的邮件。邮件正文对其电影大加赞赏后，笔锋一转，委婉地询问，电影中“记忆粒子”的视觉化系统，其底层算法和交互逻辑，是否有合作开发或技术授权的可能，并暗示其在“下一代人机交互界面”领域的潜在应用价值。
这封邮件，与吴京的邀约，以及那篇文章，如同从不同方向涌来的潜流，共同冲击着李慕白。
一边是军方背景、关注人文关怀的“心理宇航”实验室，旨在用艺术理念疗愈现实创伤；
一边是商业巨头、追求技术前沿的科技公司，看中了电影视觉背后的交互潜力；
一边是公众舆论对技术的深切忧思，拷问着创作者的社会责任。
这三股力量，分别指向了公益、商业与三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它们都因《记忆之囚》而生，都向李慕白抛出了橄榄枝，也都在无形中，为他勾勒出一个远比“拍下一部电影”更复杂、也更宏大的未来图景。
成功，不仅仅是荣誉和票房，它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无数可能性的大门，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困境与责任重压。
李慕白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河。他知道，他不能永远沉浸在创作的荣光里。来自现实世界的回响，己经带着具体的问题、的机遇和尖锐的质询，找上门来。他必须尽快想清楚，在《记忆之囚》这声震撼的呐喊之后，他，李慕白，作为一名创作者，其声音的下一站，究竟应该落在何处。
潜流己然激荡，他需要为自己，也为这部电影所承载的一切，找到下一个坚实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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