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日清晨，天刚蒙亮，北风刮过北方小城家属院的土墙。
周家低矮的三间灰瓦房静静立在冷风里，屋内炕头还残留着昨夜烧柴的余温。
江悦睁开眼时，意识还在飘。她记得自己是食品集团的创始人，连续加班三天后倒在办公室，再醒来就成了七零年代周家的二儿媳。
她今年二十八岁，身体臃肿，脸圆浮肿，头发乱挽成髻，穿着洗得发灰的粗布棉袄。
耳边传来孩子轻微的咳嗽声，鼻尖是霉味混着煤烟的气息，眼前是斑驳掉皮的墙壁。
她还没缓过神，就听见旁边男人起身穿衣的窸窣声。
周建华，她的丈夫，三十岁，国字脸，戴着金丝眼镜，是厂区的技术员。他没看她一眼，也没说话，动作利落得像在躲什么脏东西。衣领扣好，鞋带系紧，拎起饭盒就走，连炕沿都没碰一下。
江悦盯着那扇被关上的门，心里一沉。
门外传来扫地的声音，沙沙作响，节奏生硬，像是在砸地出气。
来人是王梅英，周家当家主母，五十二岁，微胖身材，头上包着蓝布头巾，常年穿深灰色对襟衫。她是江悦的婆婆，也是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人。从刚才那一声声扫地的力道就能听出来，她对江悦没有半分好感。
门口有动静，一道身影探了进来。
那是林舒，周家长子周建国的妻子，二十六岁，瓜子脸，两条麻花辫垂在肩上，穿着红色的确良衬衫。她是粮站职工的女儿，在这家属院里一向被人夸“知书达理”。可她站在门口，嘴角带着笑，眼睛却上下打量着江悦，眼神像在算计什么。
江悦没动，只缓缓闭了下眼，又睁开。
她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婆家难处。
她是这个家里，最不被需要的人。
她强迫自己冷静。呼吸放慢，心跳压住，脑子里反复提醒自己：先观察，别暴露。
她不动声色地环顾房间。三间屋，主屋带炕，家具老旧，桌角磨损严重。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奖状，是周建华去年拿的“先进工作者”。柜子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印着红字“为人民服务”。
女儿周田田睡在她身边，六岁，圆脸，扎着羊角辫，小脸有点发烫。江悦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还好，没发烧。
这孩子从小就被奶奶忽视，只有她护着。
江悦心里发紧。她现在身体笨重，反应迟钝，连说话都怕带出点现代腔调。但她必须撑住。
林舒走了进来，假意关切：“昨晚睡得好不好？”
江悦看了她一眼，嗓音沙哑：“劳你费心。”
语气平淡，不卑不亢。
林舒笑容僵了下，没再接话，转身走了。
江悦没松劲。她知道，刚才那一眼，己经让对方察觉到不对劲了。
她扶着墙慢慢起身，借着给女儿盖被子的动作，自然地下了炕。
脚踩在地上，身子沉得厉害。这具身体长期营养不良又缺乏运动，胖得虚浮。她咬牙稳住，没让自己踉跄。
她抱起女儿，往厨房走。借口是烧水喂孩子，实际是要看看家里的情况。
王梅英正在院中扫雪，扫帚划过地面，声音刺耳。她时不时抬头看江悦一眼，目光带着审视。
厨房门没锁，但灶台冷清。锅底积灰，案板干裂，铁锅边缘卷了口。米缸盖着粗布，上面压着一块石头。
江悦扫了一圈，注意到碗柜最上层有个小木箱，上了锁。钥匙串挂在王梅英的腰带上，随着她扫地的动作轻轻晃动。
她心里有了数。
这家的吃喝，全由婆婆掌控。粮票、油票、肉票，一分一毫都不会落到她手里。
她抱着女儿回屋，刚走到院中，扫帚突然磕在她脚边。
王梅英站首身子，声音尖利：“胖得走不动还瞎转，想累着孩子是不是？”
江悦低头看了眼自己的鞋，沾了点泥。
她平静开口：“我抱孩子去烧水，怕他冻着。”
语气温顺，但站得笔首。
王梅英冷笑一声，没再说话，继续扫地。
林舒在窗后看着，嘴角微微扬起，像是等着看她狼狈退缩。
江悦没看她们。她转身回屋，脚步稳健，一步一步走回主屋。路过地上水洼时，特意绕开，动作虽慢，却不显笨拙。
她在炕边坐下，把女儿轻轻放在里面。
孩子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妈妈”。
江悦伸手抚了抚她的头发。
她没哭，也没怒。
她只是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这个家，不会给她活路。
丈夫冷漠，婆婆敌视，大嫂窥伺。她现在的身份，是个被嫌弃的胖妻，连基本尊严都被踩在脚下。
但她不是原来的江悦了。
她曾靠一手食材打出一片市场，曾在商战中绝地反击，也曾一个人扛起整个公司。
现在她被困在这具身体里，困在这个院子里，但她脑子清醒。
她不需要马上反击。
她只需要活着，看清，等机会。
窗外风还在刮，扫地声没停。
江悦低头看着女儿的小脸，手指轻轻握紧。
她不会认命。
也不会再让人把她踩进泥里。
这一世，她要为自己活一次。
她坐得笔首，目光沉静，守在炕边，谁也看不出她心里掀起了多大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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