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变中即位，登基后锄奸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随着太上皇李隆基的离世，唐肃宗李亨病情危急。此时，张皇后因担忧太子李豫权势过重难以控制，密谋召越王李系入宫，意图废黜李豫。然而，在十六日这天，当张皇后假传圣旨召见太子李豫时，宦官李辅国与程元振二人事先得知了她的计划，于是便提前采取了行动。他们在凌霄门部署了兵力。待到李豫到了后，二人忙将他安全护送到了禁军之中。当晚，李辅国和程元振率兵软禁了越王李系和张皇后一干人等，这一变故最终导致病中的肃宗受到惊吓而离世。
随后，程元振等人迎请太子李豫到了九仙门，正式向群臣宣告了这一重大变故，并且按照礼仪举行了监国仪式。随后在二十日这天，即五月十八日，太子李豫在众人的拥护下正式登基，成为了新一任皇帝，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统治时代开始。唐代宗李豫继位之后，宦官李辅国自恃拥立有功，对新帝李豫的态度日益傲慢起来，有次甚至对他说：“陛下只需安居宫中，外面的政事就交由老奴来处理。”尽管李豫内心很不满，但鉴于李辅国掌握兵权，他不得不暂时隐忍，还尊称他为尚父，朝中凡事都要先咨询一下他的意见。不久之后，李豫抓住李辅国疏忽的机会，精心地安排了一场针对他的刺杀行动，最终以盗贼行刺的形式除掉了李辅国，然后又下令追捕所谓的“刺客”。事后李豫还派人去慰问了李辅国的家属，以此来掩盖这件事的真相。唐代宗李豫这一系列行动既保证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又巧妙地消除了潜在的威胁。
平冤昭雪，荡平安史
代宗李豫登基之时，正值国家动荡不安，叛军再度攻陷了洛阳。为了彰显他平定叛乱的坚定决心，李豫即位后的首项重大决策便是任命长子、奉节郡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赋予了他平定叛乱的重任。在积极应对军事危机的同时，李豫也对朝政及宫廷的人事布局进行了深刻的调整。
同年五月，在丹凤楼颁布的大赦制书中，李豫宣布宽恕众多罪犯，并表彰了包括郭子仪、李光弼及李光进在内的平叛功臣，以及各地的节度使和其他内外官员。此外，他还致力于恢复玄宗时期被废黜或受迫害皇室成员的名誉与封号，如王皇后、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等人，并昭雪了因冤屈而逝的棣王李琰和永王李璘等人的不白之冤。通过这些举措，唐代宗不仅梳理并解决了玄宗、肃宗两朝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还为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寻求着一条稳定和发展之路。此举体现了新帝对过去错误的反思和对未来治理的积极态度，也为帝国的和平与发展开启了新的一页。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长子李适为主帅，仆固怀恩为副帅，统率河东、朔方及各道行营军队，联合回纥骑兵，组成十余万大军，向自称燕帝的史朝义部发起猛烈攻势。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亦率军参战。唐军于壬申日抵达洛阳北郊，并于甲戌日在横水与安史叛军展开决战，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俘杀叛军六万余人，迫使史朝义向北溃逃。随后，唐军迅速收复了东京、河阳及汴、郑、滑、魏等州。同时，燕相州守将薛嵩与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即李宝臣）也相继归顺，献上了赵、定、深、恒、易五州。
至宝应二年（763年）初，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北逃途中被意图归唐的燕范阳尹李怀仙追上，被迫自杀。李怀仙割取其首级来降，标志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七月，群臣为表彰李豫的功绩，上尊号为“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
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决定允许原安史旧将镇守河朔地区。这一决策在短期内确实稳定了动荡的局面，缓和了紧张局势，并有助于恢复地区的秩序。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为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些前叛军将领被赋予了极大的地方权力，逐渐形成了各自为政、势力坐大的局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虽然此举最初旨在巩固政权和平息动乱，但最终却促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挑战了中央权威，从而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历史阶段。尽管唐代宗李豫的决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过度依赖军事将领的地方治理可能会导致中央权力的分散，进而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即位之初，内忧外患
宝应元年（762年），唐廷为了追讨江淮地区八年间累积的租税，派遣了一批强硬的官吏担任地方县令，强行向民间征收粮食和布帛。此举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与广泛反抗。特别是在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当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岛）集结力量，领导起义军攻占了台州，并自立年号“宝胜”（或称“升国”）。随后，袁晁的军队连续攻克信州、温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结了近二十万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区，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县）带领饥民揭竿而起，响应袁晁的起义。面对浙东地区此起彼伏的起义浪潮，李豫命令驻守临淮（今江苏盱眙）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兵进行镇压。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至广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队逐渐平定了浙东地区的起义军。袁晁最终被捕并遭处决，标志着浙东动荡局面的平息。此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政府政策的严厉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民众在苛政下的抗争精神。
在唐朝内乱之际，吐蕃趁虚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领土，并深入内地，占领了从陕西凤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余个州。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军大举入侵，边疆将领多次告急，然而这些警报却被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十月，叛变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队穿越邻近州县，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师长安。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李豫紧急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并启用郭子仪担任副元帅抵御敌人。由于反应迟缓，李豫被迫匆忙撤离京城，前往陕州避难，导致大量官员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占领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库与市井，烧毁民居，使长安陷入一片混乱。
幸亏郭子仪巧妙周旋，最终迫使吐蕃撤出长安。李豫于同年十二月返回长安，并重赏了郭子仪。因宦官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军机，李豫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将其流放至江陵。朔方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为国捐躯。但之后却遭到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先的排挤，在无法向朝廷申诉冤屈的情况下。广德元年，仆固怀恩派其子仆固玚攻打辛云京，企图澄清自已的名声。尽管李豫多次尝试招抚，但都未能成功。最后，李豫只得采纳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建议，派遣长期在朔方任职的郭子仪前去进行招抚。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在进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时遭遇顽强抵抗，受阻于榆次。最终，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仆固玚被自已的部下所杀。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度发动叛乱，并大肆宣传唐帝李豫已死的消息，以此鼓动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和奴剌等部族组成三十万联军，意图直取长安。这一举动使京师震动，朝廷上下与百姓人心惶惶。面对紧急局势，李豫迅速召集郭子仪屯兵泾阳，准备抵御来犯之敌。然而，在联军进军的关键时刻，仆固怀恩突然病逝于军中，这为局势带来了转机。郭子仪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其在边疆的威望和外交手腕，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与唐军联合，共同对抗吐蕃。这一策略性的联盟在随后的灵武台西原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唐军和回纥联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斩首五万，俘虏上万人，解救了被掳走的四千名百姓，并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这些战利品绵延三百里不绝。这场胜利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局势，还彰显了郭子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外交技巧，对于维护唐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优宠宦官，笃信佛教
李豫对宦官极为优宠，凡宦官们奉命出使四方，他从不限制其求取财物。即使是恩赐嫔妃家族的任务，宦官归来后，李豫还会询问他们所得多少，如果派去的宦官获得的财物不多，李豫便认为是轻慢了天子的使者，因此宦官们开始公开索求贿赂，毫无忌惮。宰相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常常在阁中贮备些钱财，每逢宦官来传达圣旨或赏赐物品时，从未让他们空手而归。宦官们出使州县时，也常常以传送文书为名索取货物，其行为与征收赋税无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李豫对佛教的笃信，以及对宦官的过度信任，不仅影响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为后来的政治在李豫（代宗）统治时期，宦官专权现象成为了唐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为未来的政权稳定带来了挑战。然而，李豫并非完全无力应对宦官势力的膨胀。他对一些飞扬跋扈的宦官进行了惩治，如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先后被他诛贬。
特别是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宦官鱼朝恩因得皇上宠信而权倾朝野，甚至还当庭凌辱宰相。气焰嚣到凡是朝廷政事不经过他的参与，他便会愤怒地质问：“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意识到群臣对鱼朝恩的普遍怨恨，李豫决定将其除掉，便与宰相元载密谋，在一次禁中宴会后，将鱼朝恩留下，命令侍卫将其缢亡，对外则宣称“朝恩受诏乃自缢”。这一行动展示了李豫处理棘手政治问题的决心与手腕。在身边朝臣的影响下，李豫渐渐开始崇信佛教，为此供养了大批僧人，兴修佛寺。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给财政造成了负担。
诛除权臣，革除旧弊
李豫即位后，迅速采取行动削夺了权宦李辅国的权力。借助宦官程元振的支持，李豫巧妙地将当权宦李辅国尊封为“尚父”，并进封其为博陆王，表面上给予了极高的荣誉。然而，此举实际上是李豫精心设计的一步棋，主要目的是逐步削夺李辅国的实权，并最终迫使其退休。这一策略既保全了李辅国的面子，又有效地削弱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更是为巩固皇权扫清了障碍。不久后，李辅国被“盗”刺杀。随着李辅国的倒台，宦官程元振接掌了禁军统领之职，但其谗害朝臣的行为最终大失人心。基于太常博士柳伉的建议，李豫决定将程元振削官放归田间，随后流放至溱州。
大历五年（770年），李豫与宰相元载密谋，成功铲除了权倾朝野的观军容使鱼朝恩。这一果断行动不仅巩固了皇权，也彰显了李豫处理复杂政治问题的非凡能力。然而，随着元载的得势，他逐渐变得专权跋扈，沉迷于私利，引起了李豫的不满。大历十二年（777年），李豫精心策划，命令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并诛杀了元载。
此举不仅清除了朝廷中的又一威胁，也为李豫赢得了“去三大奸如杀犬羊”的美誉，宋人苏辙称赞其行动使得“中外不惊，上下厌服”。这句话原是是苏辙用来称赞某位北宋政治人物的行动或政策既未引起国内外的震惊，又获得了从上到下的广泛认可和佩服。这话话通常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相关联，表明其措施在当时社会中得到了相对平稳的接受。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李豫的政治手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唐代宗深受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思想的影响，擅长运用帝王权术。
通过逐步削弱宦官权臣的势力，李豫巧妙地铲除了这些潜在的威胁，确保了皇权的稳固。在元载之后，李豫任命了素有清名的杨绾为宰相，意图借其手革除朝廷中的积弊。杨绾上任后，以其正直和廉洁著称，移风易俗，使得朝中权贵铺张浪费的行为有所收敛，为朝廷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虽然杨绾在相位数月便因病逝世，但他的影响深入人心，赢得了广泛尊敬。李豫对杨绾的早逝深感痛惜，感叹道：“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通过这些策略性的行动，李豫不仅成功地清除了一批威胁皇权统治的权臣，还为唐朝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显著的改善。也展现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用人处政，改革选制
李豫在用人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决断力。尽管宦官中伤郭子仪，李豫却坚信其忠诚与才能，毅然决定重新起用这位老将。郭子仪不负所望，在抵御吐蕃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这一决策不仅巩固了边防，也彰显了李豫识人用人的智慧。
尽管李豫在用人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洞察力，但其任命决策并非全无瑕疵。早期，他任用元载为宰相，然而元载专权自恣，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到了晚年，李豫改任常衮为相，虽然常衮上任后确实遏制了贿赂现象，但在识人用人上却显得鉴别能力不足，未能明辨贤愚，导致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任用，朝政效率大打折扣。当时京师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隐，愚者前”。生动地揭示了这些用人失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表明，代宗李豫在某些方面的用人策略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留下了遗憾。
认真处理政务，维护公正
尽管存在用人上的失误，李豫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面对京兆尹黎干和户部侍郎韩滉关于水灾损害面积的不同报告，李豫并未轻信任何一方，而是派出御史进行复查。最终确认渭南县受灾面积为三千顷后，他严厉批评了隐瞒实情的官员，并将其贬职。此举体现了他对地方治理的关注及对公正行政的坚持。
对皇亲国戚的严格要求
李豫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容许他们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私人恩怨杀害三人并试图掩盖罪行，事发后被李豫拘捕入狱并赐死。此外，升平公主请求保留自家水磨以利农田灌溉时，李豫坚决拒绝，并强调诏令是为了百姓利益。公主随即拆除自家水磨，成为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显示了李豫作为君主的公平与正义。
改革选制，促进吏治清明
代宗在位期间还积极推动选制改革，力求吏治清明。宝应二年（763年），他命令尚书左丞杨绾负责东京选拔，礼部侍郎贾至负责东都举荐，开创了两都分举选的先河。这一改革旨在提高选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为唐朝的政治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李豫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朝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政策及其影响
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李豫采纳了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建议，分别任命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和薛嵩为魏博、成德、幽州（卢龙）以及相卫四镇的节度使。这一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动荡的局面，但也无意中种下了河朔三镇割据自治的隐患。传统观点认为，仆固怀恩提出分封河北诸镇的建议时，可能是出于“恐贼平宠衰”的考虑——即担心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战事结束和局势稳定，他的功绩和重要性会被逐渐淡忘，从而导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为了维持自已的权力和地位，他希望通过分封来建立自已的党羽和支持。
李豫历经多年的战乱之苦，极度渴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同意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然而，这一决定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稳定，但却开启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先河，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隐患。李豫在追求即时和平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预见这一决策对中央权威的长远影响，最终导致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权。
应对田承嗣的挑战
安史之乱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行为逐渐显露出其野心和对抗朝廷的意图。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禄山、史思明为“四圣”，并向朝廷要求担任宰相，这一举动明显是对中央权威的挑衅。面对田承嗣的挑战，李豫选择了妥协：他派内侍孙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毁祠堂，并加授田承嗣为平章事以安抚他。大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义镇作乱，攻占相州，并暗杀卫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试图通过调发其他藩镇的力量来征讨田承嗣，但当军事形势对朝廷不利时，田承嗣上表谢罪，李豫最终选择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换取暂时的和平。这种姑息态度不仅未能有效遏制田承嗣的势力，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李豫统治末期，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的割据局面基本形成，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威则相应削弱。李豫在处理这些藩镇问题上的妥协与软弱，成为唐朝后期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
后世学者的不同看法
后世学者如樊文礼指出，李豫并非一味姑息。初期受制于吐蕃压力，被迫迁就；中期以后，随着外部形势改善，他对哥舒晃、田承嗣、李灵曜等采取军事行动，并通过制度手段打压藩镇。大历后期，唐廷与幽州维持密切关系，一度取得昭义军归顺，但由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
郭子仪总结道：“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这些藩镇互相联结，一切事务自决，虽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综上，李豫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既有妥协也有对抗，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权威逐渐式微的趋势，对中晚唐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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