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师之变与奉天避难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未获期望中的赏赐，且供应的饭菜简陋，士兵哗变，史称“泾师之变”。叛军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为秦（后改为汉）帝，进围奉天（今陕西乾县）。唐德宗李适仓皇出逃，就此被迫终止削藩之战。前线将领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从河北撤军勤王，但李怀光随后联络朱泚反叛，迫使李适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
痛下罪已诏与政策调整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痛下“罪已诏”，公开承认自已作为君主的失误，表示愿意承担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他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已的治理不当，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被宽大处理，许其投诚效顺。此举促使王武俊、李纳、田悦取消王号，上表谢罪。
重返长安与后续平叛
随着李晟于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李适终于在同年七月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元年（785年）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次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李适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同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陈仙奇，李适则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继续维持对地方势力的控制。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李适不仅经历了削藩战争的起落，也深刻反思了自已的统治策略。他从最初的强硬立场逐渐转向妥协与调整，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
边疆防御，安定西陲
蜀地保卫战
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与南诏组成了一支号称二十万的联军进犯蜀地。面对这一威胁，唐德宗李适迅速派遣右神策都将李晟率四千神策军、金吾大将军曲环率领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与山南东、西道的唐军联合抵抗。唐军在七盘和大度河外两次大破蕃诏联军，范阳军攻克新城、维州、茂州等地，联军因饥寒交迫，在崖谷中陨死者达八、九万人。南诏国王异牟寻深感恐惧，迁都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以避唐军锋芒。
汧城之战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在汧城设伏，大败吐蕃军，几乎生擒尚结赞。同年十月，李晟再次派遣猛将野诗良辅和王佖率领步骑五千出击，击败吐蕃军两万，攻克摧砂堡，并斩杀其将领扈屈律悉蒙。同时，河东节度使马燧成功降服了河曲六胡州，进一步巩固了边境安全。
持续的反击战
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军二万入侵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督诸军防御，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大破吐蕃军。
贞元五年（789年）：吐蕃军三万侵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率三千甲士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敌军阵亡过半。同年底，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损失惨重，骁将乞藏遮遮被杀。数年后，韦皋收复巂州，进一步稳定了西南边疆。
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芳州击败吐蕃，攻取黑水堡，增强了对西陲的控制。
贞元九年（793年）：李适下令邠宁庆副元帅浑瑊与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等重修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城，经过两年时间完工。此举使得灵武、银夏、河西地区稍安，吐蕃不敢深入。
设立云南安抚使，强化边防建设
为了安定西南边陲，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设立了云南安抚使一职，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任，并在南诏境内屯戍军队，这一举动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理和防御。此外，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在边境要地修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并在马岭（今甘肃环县）筑城，开辟了三百里的新领土，显著增强了边境防御能力。
后期的重大胜利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进攻灵州时遭遇失败，兵败乌兰桥。韦皋则趁势攻占了吐蕃末恭、颙二城，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控制范围。
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802年）：在维州之战和渡泸之役中，唐军大破吐蕃军十万，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并成功招降了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通过这些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唐德宗李适不仅有效抵御了吐蕃和南诏的侵扰，同时也逐步恢复并扩展了唐朝在西南和西北边陲的影响力。他的边疆政策和军事指挥能力展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实力，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疆，也彰显了李适时期朝廷对外来威胁的有效应对能力。
推行“两税法”
在唐代中期，为了整治税收体系的混乱状况，增强国家财政实力，并应对地方藩镇的军事支出问题，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实施了“两税法”。这项改革措施将原本繁杂无序的税制简化为夏、秋两次征税，明确了税收规定，使得唐王朝的财政制度更为规范和透明。两税法的推行带来了显著的进步与成效。《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户籍束缚而受限，土地得以稳定；赋税未增却增加了国库收入；无需更新户籍即可掌握实际情况；贪官污吏难以从中牟利”，从而确立了朝廷对经济资源分配的主导权。
相较于之前的租庸调制，两税法强调以资产价值作为征税依据，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即“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一转变意味着拥有较少资产的人群承担较少税负，而资产较多者则需缴纳更多税款，从而改善了贫富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公平现象。同时，贵族、官员以及商人群体也被纳入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税基，有效提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制改革，两税法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其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历代税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后期挑战与政策调整
“奉天之难”后，唐德宗的统治策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茶叶税等杂税，这些措施导致了民怨日深。
榷酒制度
建中元年（780年），即两税法实施不久后，朝廷开始实行榷酒制度，确立了对酒类销售的官方垄断。除京都长安外，全国范围内禁止私人酿酒，改为官酿专卖，各地根据粮食价格不同，每斛酒征收二千至三千文钱。贞元二年（786年）又进一步规定，在京城及其周边地区严格禁止私酿，而其他地方允许售酒但需缴纳相当于售价一半的税款。同时，朝廷还在淮南、忠武、宣武和河东等地实行了对酒曲的专利控制。
茶税的引入
唐朝早期，茶如同盐和酒一样并未征税。然而到了唐德宗时期，随着两税法的实施，朝廷开始对茶进行征税。建中四年（783年），根据户部侍郎赵赞提议，对茶、漆、竹、木等商品开征10%的税。
贞元九年（793年），盐铁使张滂建议在茶叶产地及运输要道设关抽税，当年即获得四十万缗的税收，几乎等同于初期的盐税收入。自此以后，茶税成为唐代一项持续性的财政来源。
矿税的设立
虽然隋至唐初对矿冶业不加干涉，开元十五年（722年），朝廷首次对伊阳五重山的银锡资源征税。到了唐德宗时代，户部侍郎韩洄提出将铜铁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由专门官员管理，这项提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标志着矿税制度的正式建立。
间架税与除陌钱
面对军事开支的压力，建中四年（783年），朝廷采纳了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引入了间架税——一种针对房屋结构的房产税，以及除陌钱——交易过程中的货币或实物流转税。间架税按房屋质量分三等级征税，最高可达两千钱一间；而除陌钱则对所有货币交易征收高达5%的税率，即便物物交换也须折算成货币价值交税。
这些政策因过于严苛，引发了广泛的民怨，最终在兴元二年被迫废止。以上税制改革反映了唐代中期为了增强财政实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某些政策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家收入，但长期来看却加重了民众负担，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
敛财政策
自朱泚之乱后，唐德宗李适深刻意识到财政的重要性，其态度由此发生转变，开始积极追求财富，并要求地方官员频繁进贡。他不仅喜爱金银财宝，还通过派遣宦官直接向政府各部门及地方索要财物，这种行为被称为“宣索”。为了迎合皇帝的欲望，各地节度使巧立名目，以“月进”、“日进”等形式对百姓进行额外剥削，每年进奉的钱财高达五十万缗，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
此外，宫廷所需日用品的传统采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旧制，这些物品由官府负责从民间采购。然而到了贞元末年（805年左右），这项任务被转交给宦官处理。朝廷经常派出数百名宦官在城市繁华地段活动，他们被称为“白望”。这些宦官不仅携带正式文件或凭证，见到所需物品便以“宫市”的名义低价强购，甚至要求货主免费送货上门，并勒索所谓的“门户钱”和“脚价钱”。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一名农夫进城售卖柴火时遇到宦官以“宫市”名义取走货物，仅支付了少量绢布作为报酬，还要求农夫无偿提供运输服务。当农夫表示家中老小依赖这笔收入生活，拒绝接受如此不公平交易时，竟遭到宦官殴打。尽管事件上报后，唐德宗罢黜了涉事宦官，并赐予农夫十匹绢作为补偿，但“宫市”制度依旧如故，继续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系列聚敛政策反映了唐代中期财政危机下统治者与宦官阶层对资源的过度榨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虽然有零星的改正措施，但整体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猜忌大臣
这一时期，朝廷上的人事变动频繁，尤其是宰相的更替，反映出李适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尽管偶尔能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但这些改革举措往往昙花一现，无法持续。人事纷争使李适虽然怀有宏图壮志，却难以实现其救国兴邦的理想。这种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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