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赛结束的那个晚上，我在寝室楼下站了很久。
风有些冷，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指尖蹭着口袋缝线，那是一种微妙的等待——我不知道在等结果，还是在等消息。
校园里己经安静下来，只有教学楼的灯还亮着，像这场青春最后还舍不得关的台灯。
我打开手机，林屿没再发消息。
他大概己经忙完采访收尾，或许在坐地铁，或许正在走入另一场属于他的舞台。
我没有打扰他。
而是点开了一封新邮件。
是《省青年文学》编辑部发来的：
“林晨同学，您好。恭喜您获得本次青年创作计划一等奖。
您的作品己被推荐为封面专题候选，近期将有编辑与您联系出版事宜。”
我盯着那行字，半天没动。
不是不信，而是那一刻太安静了，安静得我反而觉得，这一切像是个梦。
我，真的走到了这里。
不是“差一点”，不是“还不错”，不是“可惜”。
是第一名。
我屏住呼吸，读了三遍，终于笑出来，低头把脸埋进围巾里，眼角一热。
这不是一场比赛的终点。
这是我对自己、对过往、对那些曾经不敢出声的夜晚，交出的回答。
我想告诉那时候的我——
你没有白写，你没有白痛，你坚持下来的所有字，现在，都有人看见了。
我正准备转身回寝室，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林晨。”
我回头。
林屿站在那棵落光了叶子的银杏树下，拉着行李箱，穿着我最熟悉的那件深灰色风衣，背后是刚好亮起的路灯。
他真的回来了。
没有任何预告、没有倒计时、没有语音提示。
就像那年初秋，他坐在文创社面试教室最后一排，忽然抬头，说了一句：
“你写得太真实了。”
我一步步走过去，站到他面前，笑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下车。”他说。
“怎么不提前说？”
“我想看看，如果我不说，你还会不会站在这儿。”
我抿着嘴笑了，没说话。
他低头看着我，眼神温柔又坚定：
“我回来了。”
我点头：“我还在。”
那一刻我们都没再说“想你”“恭喜”“你真棒”这种话。
太多话，此刻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回来了，我刚好没走远。
风还在吹，周围很安静。
他伸出手，接过我手里的手机，像在帮我承接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然后轻声说：
“林晨，我们走吧。”
我嗯了一声。
不是结束。
是一起，继续往前走。
春天比往年来得早了一点。
草地开始返青，教学楼前的海棠树也悄悄冒了芽，风不再刺骨，阳光也变得柔软。
林屿回来后的第十天，我们并肩坐在图书馆顶楼，脚边放着两杯热咖啡，一份印着“省青年文学”封面的样刊安静地躺在桌上。
封面上印着我的名字，还有那篇得奖的文章标题：《致我未寄出的信》。
我小心地翻开那一页，看着印刷出来的文字，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是成就感。
而是——终于完成了一个心愿。
“你现在是‘发表过作品的正式作家’了。”林屿笑着说。
“说得我像准备去领奖台住一宿一样。”
“那也不丢人。”
我偏头看他，他笑得坦然，眼神明亮得像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整段青春。
“你还记得吗？”我轻声说，“最开始我投稿失败那次，你说过一句话。”
“嗯？”
“你说：真正走下去的，是那些写完了还愿意继续写的人。”
他点点头：“所以你看——你不是坚持下来了嘛。”
我没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
草地上有新人在排练话剧，有女生在朗读台词，球场上传来笑声。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在离青春越来越远。
可我并不难过。
因为我们没有仓促地离开，而是完整地走了一遍——痛过、犹豫过、崩溃过，也爱过。
临近傍晚，图书馆广播响起，提醒大家闭馆在即。
我收起样刊，把咖啡杯盖盖好，转头看林屿：“我想写一本书。”
“写什么？”
“写这三年，写我写的那些信，也写你。”
“写我？”他挑眉。
“当然要写。”我说，“没有你，我可能还在原地绕圈。”
林屿没说话，只是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低声说：“那你得写得好看点，别让我出场太早。”
我一笑：“放心，肯定是最后一章出场的男主角。”
我们一起下楼，走出图书馆，天色刚刚好。
晚风吹过长廊，天边一抹淡橘色的光，照在教学楼的窗上，像一封封没有关上的信，等着有人读完。
林屿忽然问我：“你以后，还会一首写下去吗？”
我看着他，认真地回答：
“会的。”
“我终于明白，写作不是结束什么，而是让我学会怎么开始。”
“而我现在，有勇气开始了。”
他笑了，眼底有光。
我们没有再说话。
只是并肩走进傍晚，像走进某一本还未写完的书。
那本书，开头是雨夜的青春，过程是满页的挣扎与坚定，而结尾是——
终于可以把这段青春，写成开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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