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军统领衙门的正堂之上，庄严肃穆，满汉官员分列左右，庭审气氛凝重。包游与阿尔萨兰一方聘请的老状师褚世仁，围绕案件定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法理交锋。核心争议点在于：阿尔萨兰纵马踏伤小宝的行为，究竟应定性为“过失杀伤”还是“故意伤害”？这一定性不仅关乎量刑轻重，更将成为类似案件判例的先声。
一、 立场对立：过失与故意的激烈交锋
褚世仁率先发言，坚持“过失杀伤”的定性。他拱手向堂上陈述，语气沉稳：“府尹大人明鉴。马者，畜也，虽有灵性，终有惊蹶之时。事发当日，阿尔萨兰贝勒骑行于官道，马匹突受外界惊扰，失控狂奔，踏伤道旁孩童。此乃畜牲之失，非骑者本意。依《大清律例·刑律·人命》‘车马杀伤人’条，此类情形当属‘过失杀伤’，依律可赎铜抵罪**。贝勒爷愿依律赎铜，并额外给付汤药之资，己是仁至义尽。”
包游听罢，从容起身，向堂上及在座官员深施一礼，声音清晰而坚定地驳斥：“府尹大人，诸位大人！褚状师所言，看似依法依理，实则避重就轻，混淆是非！本案关键，非在马匹是否受惊，而在阿尔萨兰贝勒是否尽到了必要的谨慎注意义务！” 他目光扫过全场，继续论述：“《大清律例·刑律·斗殴》有云：‘凡因事忿争，执持刀枪、弓箭、铜铁简、剑、鞭、斧、扒头、流星、骨朵、刀背、斤斧……等物，伤人者……’其所惩者，乃持械伤人之行为本身所蕴含的风险与恶意。” 包游巧妙地将此律精神引申至纵马行为：“纵马驰骋于人群往来之闹市，其危险性，何异于持械挥舞于市井之中？阿尔萨兰贝勒身为宗室，熟谙骑术，岂不知闹市纵马，极易伤及无辜？其明知而故犯，轻率漠视他人安危，此等心态，绝非‘过失’二字可涵盖，实己趋近于‘故意’之边缘，或至少构成‘间接故意’！”
包游进一步指出，清代律法对“故杀”有其特定解释，并非仅指“有明确杀人目的”。他引用律学大家沈之奇的注解：“‘故杀者，故意杀人也。’然此‘故意’，亦可解为‘明知其行为可能致人死亡或伤害，而仍放任为之’。” 据此，包游强调：“阿尔萨兰贝勒在人群密集处纵马，岂非‘明知可能伤人而仍放任为之’？若按此论，其行为性质更为严重。”
二、 律文新解：追溯“故杀”条款的本意
为支撑其“故意伤害”的立论，包游深入挖掘《大清律例》中“故杀”条款的精髓。他并非简单引用条文，而是着重阐释其立法本意：
“大人，《刑律》设定‘故杀’重罚，其宗旨在于严惩那些对他人生命安危持冷漠、轻率态度之人。”包游面向堂上，言辞恳切而有力，“阿尔萨兰贝勒的行为，正是在主观上对市井百姓的安全采取了极端的漠视态度。 其纵马闹市，如同将利刃悬于众人头顶，其行为本身己蕴含了极大的伤人风险，此风险是其能够预见且应当避免的。其不加约束，反加速驰骋，此非过失，实乃对法所保护之他人身体安全权益的公然藐视。若此类行为仅以‘过失’论处，罚铜了事，则何以震慑后来者？何以保护万千黎民百姓于街市行走之安全？”
包游的论述，将个案提升至公共安全与司法导向的高度，引发了在座官员，尤其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官员的深思。
三、 历史寻根：清初严惩案例的支持
为增强说服力，并使满族官员更易接受，包游做足了历史功课。他通过董婉清的父亲董教授等士林关系，查阅了大量满文旧档和《大清会典》案例。
庭审中，他当庭出示了一份清初入关不久的案例记录（经翻译整理）：“顺治五年，正白旗佐领某某，于京城御道旁纵马试箭，流矢伤及路人。经刑部会同宗人府议处，裁定其‘恃宠而骄，罔顾法纪，惊扰地方’，虽未致死，然‘其心可诛’，最终革去佐领之职，罚没家产半數，其本人鞭一百，枷号一月，发往宁古塔为奴。”
包游解读道：“此案例足证，清初于关外及入关之初，法度严峻，对旗人滋扰百姓、危害治安之行径，惩处极为严厉。老祖宗立法之本意，正在于约束旗人行为，维护‘满汉一体’之秩序稳定。 阿尔萨兰贝勒今日之行径，与当年案例何异？若从轻发落，岂不有违祖制，辜负了列祖列宗肃纪纲、安民心的深意？”
这番引经据典，尤其援引旗人先祖的成例，对在座的满官产生了不小的触动。一些官员微微颔首，显然认为包游所言在理。
西、 法理融合：贯通满汉的处罚传统
包游深知，要彻底说服满汉官员，需从双方共同认可的法理基础入手。他比较了满汉传统律法中对伤害行为的处罚理念：
“大人明鉴。追溯满汉传统，对于伤人行为的处置，虽有形式差异，然核心理念相通。”包游侃侃而谈，“满洲旧俗，若旗下人伤及他人，多赔偿牛羊、财物，谓之‘赔人’或‘罚九’，重在补偿受害者，恢复和睦。 而中原古法，自《唐律疏议》以至《大明律》，皆有‘保辜’制度，责令加害人限期救治伤者，并承担汤药费用，亦重在补偿与恢复。 其共同之处，在于承认加害人之责任，并强调对受害者的实质弥补。”
话锋一转，包游指向阿尔萨兰：“反观本案被告，其行为非但未尽此传统责任，反而在事发后诬陷幼童惊马，试图推卸罪责！此等行径，既悖满洲旧俗之‘信义’，又违中原古法之‘仁恕’，实为满汉礼法所共弃！” 他进而强调：“当今圣上屡倡‘满汉一体’，其深意在于融合满汉优长，共遵法度。若纵容此等既违祖制又背华夏古训之行径，何谈‘一体’？唯有依法严惩，方显朝廷公正，方能真正维护八旗清誉与满汉和睦。”
这种融通满汉法文化精髓的论述，既尊重了旗人的历史传统，又坚持了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巧妙地弥合了双方官员可能存在的文化隔阂，为最终判决奠定了坚实的法理与情理基础。
五、 判决落槌：创新解释的开花结果
包游环环相扣、情理法兼备的论述，深深影响了主审官员的判断。经过合议，步军统领衙门翼尉当堂宣判：
“查阿尔萨兰身系宗室，不知约束，竟于人群熙攘之官道纵马驰骋，致伤民童小宝，伤势沉重。其行为绝非寻常‘过失’可比，实属明知其行为可能伤及他人而轻率放任，己触犯‘故意伤害’之律条。事后非但不思补救，反行诬陷，尤为可恶！ 依《大清律例·刑律·斗殴》‘故意伤人’条款，并结合本案情节，判决如下：
一、 阿尔萨兰革去贝勒爵位（请旨宗人府执行）。
二、 责杖一百，罚银千两，悉数给付受害者小宝作为医治赡养之资。
三、 其名下旗地罚没若干，折银补偿受害者家属。
西、 管家胡某及一众豪奴，杖责流放。
五、 责令阿尔萨兰闭门思过三年，不得外出滋事。”
此判决部分采纳了包游的“故意伤害”论，虽未完全按“故杀”论处，但明确否定了“过失”的定性，量刑也远重于普通的“赎铜”。更重要的是，判决书明确指出：“嗣后，凡旗民人等，于市井通衢纵马行车，均须倍加谨慎，若因驰骤致人死伤，即照此例，以故意伤害论，不得轻纵。” 这实际上确立了“纵马闹市本身即为重大过错”的司法先例。
六、 深远影响：先例的确立与包游的声誉
此案判决一出，在京城的司法界和市井间引起了巨大反响。包游“以理释法、以古证今、融通满汉”的辩护策略，被誉为状师界的典范之作。他不仅为小宝一家争得了远超预期的赔偿和公道，更通过个案推动了司法规则的细微进步。
许多开明士绅和律法学者认为，此判例有助于遏制权贵子弟恃强凌弱的风气，为城市公共安全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保障。包游的声誉由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大律所”门前求助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涉及新型社会矛盾的法律难题。
然而，包游内心并无丝毫懈怠。他深知，此案虽胜，但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并未根除，阿尔萨兰家族及其背后的势力绝不会善罢甘休。更大的风雨，或许还在后方。但他坚信，只要秉持公义，精研律法，善用智慧，就能在这复杂的世道中，为弱势者点亮一盏希望的灯火。此次律例创新解释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在京师法律界继续前行的信心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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