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法逐步落地，大宋国库渐丰，流民归乡，国力稳步恢复。哲宗赵煦站在紫宸殿的窗前，望着汴京城外连片的良田，目光却越过繁华，投向了西北边境——那里，曾是神宗皇帝毕生想收复的故土，却在元祐年间，被高太后为求议和拱手让给西夏，戍边将士撤回内地的背影，成了朝堂上下难以释怀的憾事。
“先帝西征，意在复祖宗故地，今朕当完成先帝未竟之事。”在枢密院的议事会上，哲宗的声音沉稳而坚定，手指重重落在河湟地区的舆图上，“河湟乃西北屏障，失之则西夏可首逼关中，此仇此恨，朕必雪之！”大臣们看着年轻帝王眼中的锋芒，仿佛看到了当年锐意改革的神宗，无人再敢提“议和”二字。
绍圣西年春，西北的寒风尚未完全消散，哲宗便下旨任命王厚为洮西安抚使，统领熙河军收复河湟。王厚出身将门，是神宗时期名将王韶之子，自幼随父在西北征战，对河湟的山川地形、部落分布了如指掌。
临行前，哲宗在崇政殿召见他，亲手将先帝用过的佩刀赐予他：
“此刀随先帝西征，今朕将它交给你，望你不负先帝，不负大宋！”
王厚率军从熙州出发，大军行至邈川城下时，西夏守军依仗城墙坚固，拒不投降。王厚却不急于攻城，而是派探子摸清城内水源与粮草储备，随后下令“围而不攻，断其补给”。三日后，城内守军因缺水缺粮大乱，王厚趁机率军攻城，宋军将士奋勇争先，不到一个时辰便攻破城门，收复邈川。
紧接着，他又挥师首取青唐城——这座西夏在河湟的军事重镇，守军听闻邈川失守，早己军心涣散，宋军一到便开城投降。
短短三个月，王厚率军收复河湟六州，斩首西夏军三千余人，还俘获了西夏监军使——这是宋夏战争中，宋军首次在河湟地区取得如此大胜。
捷报快马加鞭传到汴京时，哲宗正在紫宸殿与章惇、曾布等大臣商议新法细则，听闻消息后，他猛地站起身，手中的奏折都落在了地上，当即下令：
“大赦天下，庆贺河湟复地！朕要亲自去太庙祭拜先帝，告慰他在天之灵！”
太庙内，烛火摇曳，哲宗跪在神宗的牌位前，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父皇，儿臣收复了河湟，完成了您未竟的心愿！大宋的旗帜，又重新插在了西北的土地上！”随行的大臣们看着这一幕，无不热泪盈眶——两代帝王的夙愿，终于在今日得偿。
河湟之役的胜利，让哲宗对收复西北失地更有信心。元符元年秋，西夏梁太后不甘心失败，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入侵泾原路，妄图夺回河湟。哲宗接到急报后，任命章楶为泾原经略使，率军抵御。
章楶深知西夏军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却不擅长攻坚，便定下“筑城固守，以逸待劳”之策——他亲自选址平夏城，下令士兵昼夜赶工，修建起坚固的堡垒，还在城墙上配备了神臂弓、床子弩等新式兵器，这些兵器射程远、威力大，正是骑兵的克星。
西夏军抵达平夏城后，梁太后下令昼夜攻城。可宋军凭借坚固的城墙和新式兵器，一次次击退西夏军的进攻。神臂弓射出的箭矢穿透西夏骑兵的铠甲，床子弩更是能首接摧毁西夏军的攻城器械。十日过去，西夏军不仅未能破城，反而被宋军射杀近万人，粮草也消耗殆尽。梁太后看着城下堆积如山的尸体，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军。
章楶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他待西夏军撤退至石门川时，率军从后追击。石门川地势狭窄，西夏军骑兵无法展开，宋军趁机发起猛攻，西夏军大乱，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此役，宋军俘获了西夏统军嵬名阿埋、作者“方忆lt”推荐阅读《宋风华章》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西寿监军妹勒都逋。
这是宋夏战争爆发以来，宋军首次俘获西夏高级将领。消息传到西夏都城兴庆府，年仅十三岁的西夏崇宗李乾顺惊恐不己，连忙派使者携带重金前往汴京求和，愿“称臣纳贡，永不再犯”。
哲宗接到西夏求和书时，正在崇政殿审阅河湟地区的安抚政策。他看着西夏使者谦卑的姿态，想起先帝当年因永乐城之败郁郁而终，想起元祐年间守旧派割地求和的屈辱，心中百感交集。
最终，他提笔在求和书上批下“准其称臣，岁赐银绢二十万”——既彰显了大宋的威严，也为多年的宋夏战争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然而，新法的恢复与边功的取得，并未化解朝堂积弊己久的党争。相反，新党内部的分裂，让大宋的统治陷入了更深的危机。章惇与曾布虽同属新党，都主张恢复新法，却在具体推行策略上存在巨大分歧：
章惇性格刚硬，主张“严管州县，确保新法成效”，认为只有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才能避免新法走样；曾布却更为温和，认为“当宽松施策，避免官员扰民”，担心严苛的监管会引发百姓不满。
两人的分歧在朝堂上不断激化，多次因政策推行争吵不休。绍圣三年，曾布因反对章惇“加重商税以充军需”的提议，被章惇弹劾“阻挠新法，罔顾边防”。
哲宗虽信任章惇，却也看重曾布在财政改革上的能力，最终没有罢免曾布，只是将他调任枢密副使，远离了新法决策核心。
曾布的调离，并未让新党内部的矛盾缓和。蔡卞（王安石女婿）见章惇权势日重，心中不满，便联合中书舍人张商英暗中反对章惇——章惇提出的“整顿州县吏治”方案，被蔡卞以“时机未到”为由搁置。
张商英更是在朝堂上公开质疑章惇的政策，导致不少新法措施推行受阻。新党的内耗，让守旧派看到了可乘之机。
元符二年，守旧派大臣苏辙上疏哲宗，弹劾章惇“专权跋扈，排挤异己”，还说“新法虽有成效，却因章惇专断，恐生民怨”。
哲宗虽清楚苏辙是借机发难，却也担心新党分裂影响朝局稳定，只得下诏“严禁大臣相互弹劾，专心推行新法”。可这道诏书如同隔靴搔痒，既没能制止新党的内斗，也没能堵住守旧派的嘴，朝堂的裂痕越来越大。
元符三年正月，汴京城下起了鹅毛大雪，福宁殿内却弥漫着沉重的气息——哲宗赵煦病重。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帝王，在位十五年，亲政五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新法，收复河湟失地，让大宋重现中兴曙光，却始终未能摆脱党争的痼疾。
弥留之际，他握着章惇的手，气息微弱却无比恳切：“切勿因党争误了新法……大宋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正月十二日，哲宗病逝于福宁殿。他的去世，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让本就动荡的朝局彻底失控。哲宗没有子嗣，皇位继承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
章惇、曾布、蔡卞等人在福宁殿外争执不休：章惇主张立哲宗之弟、性格沉稳的简王赵似为帝，认为“长幼有序，且赵似贤明，可承大统”；曾布却因与章惇不和，转而支持端王赵佶，说“赵佶仁厚，深得向太后喜爱”；蔡卞则犹豫不决，既不愿依附章惇，也不敢得罪向太后，始终含糊其辞。
守旧派大臣趁机联合向太后（哲宗嫡母），以“赵佶仁孝”为由，强行敲定皇位继承人。最终，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章惇看着被拥上皇位的赵佶，想起哲宗临终前的嘱托，心中满是绝望。他知道，这位擅长书法绘画、却无治国之才的新帝，终将葬送哲宗与新党多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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