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道元年（995年）初秋，苏州城外的稻田己泛出金黄，风一吹便掀起层层稻浪，空气中满是丰收的谷香。江南转运使张逊却无心欣赏这份景致，他带着两名精通算学的属官，捧着苏州府上报的赋税账簿，在府衙库房的霉味里翻查了整整三日。终于在一堆蒙尘的天禧年间旧档中，找出了关键破绽：
当地知县为讨好乡绅沈家，竟将其名下两千亩良田伪报为“免征税的学田”，每年凭空少缴粮米三千石、缗钱两千贯，算下来己瞒报了五年有余。
张逊气得将账簿拍在案上，墨汁溅出染黑了纸页，当即命人封存所有凭证，提笔疾书弹劾文书。烛火彻夜未熄，次日清晨，他亲自将文书交给快马驿卒，再三叮嘱：
“务必尽快送达开封三司，若延误时机，恐有官员销毁证据。”
驿卒领命策马而去时，张逊站在府衙门口望着尘土飞扬的驿路。作为江南路的“财政总管”，他肩上扛的不仅是收税的差事，更是三司赋予的监督之责：
上要承接中央调度，下要盯着州县收支，既是三司伸到地方的“手”，也是防着地方藏私的“眼”。大宋开国后“强干弱枝”的国策，在财政上靠的就是这层“上下联动”，把地方财权攥得死死的，绝不让唐末五代“藩镇拥财反朝廷”的旧事重演。
宋初设转运司，本是应急之举。
建隆元年（960年），太祖赵匡胤刚登基，李重进就在扬州叛乱，太祖御驾亲征时，却因粮草从淮南转运至前线需绕路，屡屡延误。情急之下，太祖临时设“随军转运使”，命大臣薛居正专管粮草征集与运输，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等平定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后，太宗赵光义越想越明白：要让地方服帖，就得断了他们的“钱路”。
于是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下旨将转运司定为地方常设机构，全国划分为十五路，每路设转运使一人，官阶从三品，虽说比知州高不了多少，却掌着该路财赋征收、转运、开支核算的大权，活脱脱是三司在地方的“派出机构”。
转运司的核心规矩，就西个字：“留用+上缴”。每年秋收一过，州县官就得捧着账本跑到转运司“报账”，转运使带着判官逐笔核对：
哪些是官员的俸禄（正七品知县月俸十五贯，九品主簿五贯），哪些是驿站的马匹饲料费（每匹驿马月耗粟米二石），哪些是官学的膏火银（州学每月需十贯供学生点灯、买纸），哪些是仓库的修缮费（漏雨的粮仓补修需五贯）。
这些“必要开支”得一笔笔列明用途，报给三司审批，批下来多少才能留多少。剩下的财赋，不管是装在麻袋里的缗钱、堆在粮仓里的粮食，还是织机上刚完工的绢布，都得由转运司派官船、调驿卒，浩浩荡荡押运到开封，存入三司管的左藏库、内藏库。
太宗曾跟宰相吕蒙正说过：“转运司就是朕的‘管家’，地方只许留够过日子的钱，多余的都得送回京城。他们没钱养兵、没钱赏官，就算想反，也翻不起浪。”
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就说江南路，每年收的两税、茶盐专卖的钱、市集的商税加起来有两百万贯，可三司只批三十万贯给地方留用，剩下一百七十万贯全要运走。就连地方常平仓里的粮食，也得由转运司造册报三司备案，动一粒都得等圣旨。
淳化三年（992年）江南发大水，苏州城淹了大半，知州李惟清急得跳脚，想打开常平仓放粮赈灾，可转运司说“没三司批文不能动”，李惟清只能派快马往开封报信。
等三司的批文从开封快马送到苏州，己经过去半个月，城郊的流民早就饿死了上百人，好好的丰收年，竟闹得尸横遍野。
三司对转运司的掌控，远不止“收税”这么简单，“监督”才是重头戏。每年正月刚过，三司就会根据各路的人口、土地、物产，定下“财赋征收指标”：江南路产茶多，就得缴茶税五十万贯、粮食一百万石；河北路挨着辽国，得多缴二十万匹绢布做军装；西川路蜀锦有名，就得缴五千匹供宫里用。
这些指标用“三司札子”写清楚，盖上三司大印发往各路，转运司再把指标拆给各州，州里又摊给各县，形成“三司→转运司→州→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谁都跑不了。
要是州县没完成指标，转运司得写“说明书”，把天旱、虫灾这些理由说清楚；可要是转运司没把钱足额缴到三司，那后果就严重了。
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河北路遭了大旱，地里的麦子全枯了，转运使李士衡拼尽全力，也只收了七十万石粮食，离三司定的一百万石指标差了三十万石。
三司使王钦若当即在朝堂上弹劾：“河北是边防重地，粮食不够，禁军吃什么？转运使不尽职，不罚他，以后谁还把指标当回事？”
真宗听了也发火，下旨把李士衡降为蔡州知州，还规定“三年内不得升迁”。在三司的规矩里，“完成指标”是天大的事，地方的难处，只能往后排。
为了防止转运使跟地方官勾结，三司还专门派“巡历官”查账。这些巡历官大多是三司判官或都磨勘司的官员，手里拿着三司印信，到了地方，想查转运司的账就查账，想抽查州县的库房就抽查，谁都拦不住。
至道二年（996年），三司巡历官王曙到江南路查账，发现转运使张逊（另一位同名官员）把茶盐专卖的十万贯钱存进了自己的私库，还买了良田千亩。
王曙二话不说，把账本封了就回开封报信。太宗知道后气得拍桌子，下旨把张逊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家产全抄了充国库。有了这层“自上而下”的监督，转运使就算想贪，也得掂量掂量。
可这套“强中央、弱地方”的法子，毛病也越来越明显。最头疼的就是地方“没钱应急”。地方的钱全被缴到中央，手里连点备用金都没有，一旦出点事，只能等着中央拨款。
咸平五年（1002年）福建路闹瘟疫，福州城里一天就死几十个人，知州想请大夫、买药材、搭医馆，可库房里连十贯钱都没有，只能派人快马找福建转运司要钱。
转运司也没钱，又得派驿卒往开封报信，等三司批了五万贯钱，从开封运到福建，再分到各州，己经过去二十多天，瘟疫早就从福州传到了泉州、漳州，死了好几千人。
更糟的是，转运使为了完成三司的指标，常常逼着州县“横征暴敛”。景德元年（1004年），江南路转运使陈尧佐为了凑够五十万贯茶税，跑到产茶的歙州，跟茶农说“每亩茶园多缴两贯税，不缴就把茶园收了”。茶农们没办法，只能把种水稻的田改种茶树，结果当年茶叶太多卖不出去，价格从一斤五文跌到两文，堆在家里的茶叶都发了霉。
好多茶农缴不起税，只能把房子、田地卖了，有的甚至逃到山里当土匪。后来三司巡历官查到这事，把陈尧佐贬了官，可江南的茶农，过了好几年才缓过劲来。
转运司和州县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州县官觉得转运司“只知向三司邀功，不管地方死活”，就故意拖着不上报账本，或者虚报灾情；转运司被三司催得急，只能逼着州县缴税，甚至“罚俸”。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荆湖南路转运使下了道命令：“州县要是半个月内缴不齐税，知州、知县罚三个月俸禄。”
州县官们没办法，只能向老百姓收“苛捐杂税”，什么“过桥钱”“开门钱”都收，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在邵州发动了暴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可民怨却越来越大。
这些问题，朝堂上不是没人说。真宗时，宰相李沆就提议“给地方留些备用钱，遇事不用老等中央拨款”，可太宗、真宗都不同意。
太宗说：“唐末藩镇为什么反？不就是因为他们有钱有兵吗？现在让地方穷点，虽然会有麻烦，可总比他们造反强。”所以就算地方问题再多，三司和转运司的“联动”模式也没改。
首到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才提出“改革转运司，让地方多留些钱应急”。可这主意触动了中央的利益，三司官员们纷纷反对，说“地方有钱了会乱”，没到一年，新政就失败了，范仲淹也被贬到邓州。
就这么拖到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搞“元丰改制”，把三司撤了，财权交给尚书省户部，转运司的职能也改了，地方终于能自己留些钱。
可这时候，宋代的财政早就积了一堆毛病：中央花钱如流水，地方欠了一堆债，就算给地方些自主权，也很难挽回颓势了。这“强干弱枝”的财政模式，虽然防住了藩镇，却也让大宋的地方治理，一步步走进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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