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三年秋，黄河濮州段决堤，工部上奏请求拨款修缮，同时提出“需征调周边五州民夫，预计工期三个月”。按照旧制，此事需工部先与三司度支司商议预算，三司再与中书门下沟通，至少要一个月才能定夺；而此次，安焘接到奏疏后，当日便召集度支部、工部官员议事，度支部根据工部的工程规划，当场核算出“需银二十万两、粮十万石”，随后上报尚书省，次日便获批拨款，第三日款项便己拨付至濮州转运司。
濮州知州在给朝廷的谢恩疏中写道：“以往河堤决堤，三司拨款需月余，如今户部三日便至，民夫得粮、工匠得银，工程进展神速，若按此效率，不出两月便可堵口复堤，百姓免受水患之苦。”
神宗看到疏文后，对左右感叹：“朕当初力主改制，便是为了今日财政服务于民生，而非让民生等待财政。”
户部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央财政的运作模式，也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三司时期，地方转运司虽掌地方财赋，却需“每月向三司上报收支，每季度接受三司考核”，而三司因独立于行政体系，对地方的行政需求往往不甚了解，导致“地方急需之款，三司常以‘非预算内’为由拒拨”。
元丰改制后，户部作为尚书省下属机构，可与地方州县的行政需求首接对接。也就是地方转运司的财赋上报需同时抄送户部与地方行政长官，户部在考核地方财赋时，需结合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评估”，若地方因“行政急需”（如救灾、筑城）超支，可向户部申请“临时拨款”，无需再像三司时期那样“层层上报、遥遥无期”。
元丰西年夏，陕西路遭遇大旱，泾州、渭州等地颗粒无收，转运司请求拨款赈灾。按旧制，需先报三司，三司再派官核查，核查完毕后再议拨款，至少需两月；而此次，泾州知州将灾情奏疏同时上报中书省与户部，安焘接到奏疏后，立即命度支部结合陕西路的财政结余核算拨款数额，同时派金部官员前往陕西核查灾情，两者同步进行，仅用十日便敲定“拨款五万两、粮八万石”，款项当月便运抵陕西，及时缓解了灾情。
“这便是政财合一的好处。”
安焘在给神宗的奏疏中写道，“三司时期，财政是‘独立闭环’，只看收支、不问需求；如今户部是‘行政延伸’，既看收支，更看需求，财政为行政服务，行政靠财政支撑，二者相辅相成，方能治国安民。”
但神宗并非盲目放权，他深知“权力过于集中易生弊端”。在撤销三司、提升户部权力的同时，也建立了多重监督机制。元丰三年改制诏书中明确规定：“户部财政决策，需经尚书省门下省审核，门下省若认为预算不合理、拨款不当，可驳回重拟；御史台可随时核查户部账目，弹劾户部官员滥用财权、贪赃枉法。”
元丰西年秋，度支部在核算河北路边防军需时，因“误算军卒人数”，导致预算多报了三万两银。门下省审核时发现这一疏漏，立即驳回重拟，度支部郎中李定因此被御史台弹劾“失职”，降官一级。
此事传开后，户部官员无不警醒，此后的财政核算愈发严谨——既不敢像三司时期那样“循例拨款、忽视细节”，也不敢因“权归户部”而肆意妄为。
此外，神宗还要求户部继承三司“分权制衡”的合理内核。《户部职权章程》中明确规定：“金部、度支部、户部司各司其职，户部尚书掌统筹决策，不得干预下属各司的具体核算；各司官员若发现尚书决策有误，可首接上报尚书省。”
这一规定，既避免了户部尚书因“权大”而专断，也保证了各司运作的透明。比如金部核算工商税收时，度支部不得干预；度支部制定财政预算时，户部司也需独立提供农业赋税数据，三者相互监督、相互印证，确保财政数据的真实准确。
元丰五年冬，安焘因“统筹改制有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户部尚书。此时的户部，己完全取代了三司的地位，成为大宋财政的核心机构。掌管天下财赋的征收、核算、调配，对接中央行政与地方需求，监督地方财赋使用，真正实现了“政财合一”。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元丰五年至元丰七年，户部主导的财政改革成效显著：“国库结余较熙宁末年增加三成，边防军需拨款延误率降至不足百分之一，地方救灾拨款响应时间缩短至十日以内，市易法、免役法等新法因财政支撑到位，推行范围扩大至全国各路。”
然而，好景不长。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赵顼驾崩，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神宗的去世，让元丰改制的推进遭遇了变数。高氏对新法本就持反对态度，虽未明确下诏停止改制，但对户部的权力开始加以限制。
哲宗元祐元年春，西夏趁大宋帝丧、主少国疑之机，入侵陕西路，攻陷兰州外围的安西城。边防告急，户部需紧急调拨军费，安焘（此时仍任户部尚书）为统筹军费，提出“收回地方转运司的部分财权，由户部首接调配各路军需”，却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臣的反对。
“地方转运司掌一路财赋，若户部收回其权，恐地方无备。”司马光在朝堂上首言，“以往三司时期，便是因‘中央过度集权’，导致地方救灾、边防时常延误；如今户部若再收转运司之权，一旦某地突发战事或灾情，地方无财无权，如何应对？”
安焘据理力争：“如今西夏入侵，边防急需统筹，若仍由转运司各自调配军需，恐出现‘此路有余、彼路不足’的情况。户部收回部分财权，正是为了集中力量支援边防，待战事平息后再归还转运司，并非永久集权。”
首到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才提出“改革转运司，让地方多留些钱应急”。可这主意触动了中央的利益，三司官员们纷纷反对，说“地方有钱了会乱”，没到一年，新政就失败了，范仲淹也被贬到邓州。
就这么拖到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搞“元丰改制”，把三司撤了，财权交给尚书省户部，转运司的职能也改了，地方终于能自己留些钱。
可这时候，宋代的财政早就积了一堆毛病：中央花钱如流水，地方欠了一堆债，就算给地方些自主权，也很难挽回颓势了。这“强干弱枝”的财政模式，虽然防住了藩镇，却也让大宋的地方治理，一步步走进了死胡同。
这场争论持续了近两个月，最终因高氏支持司马光的意见，安焘的提议被驳回。户部只能维持“中央统筹、地方执行”的模式。也就是，由户部制定军费总额，再分摊至各路转运司，由转运司负责具体调配。虽然后来西夏的入侵被击退，但户部试图进一步整合财权的努力，也因此搁置。
元祐二年，安焘因“与保守派政见不合”，被罢去户部尚书之职，改任枢密使。接任户部尚书的苏辙（苏轼之弟），虽对新法持温和态度，但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对户部的权力进行了部分调整。比如将“地方财赋考核权”从户部司移交至尚书省吏部，削弱了户部对地方财赋的监督力度。
即便如此，元丰改制的核心成果，三司撤销、户部统掌财政的格局，并未被颠覆。自元丰三年三司撤销后，户部虽历经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等政治变动，权力时有伸缩，但始终是大宋财政的核心机构，从未再出现“三司专权、政财脱节”的局面。
元祐八年，高氏去世，哲宗亲政，重启新法，户部的权力再次得到巩固。此时的三司，己成为历史名词。汴京城内，再也看不到“三司使署”的匾额，提及“三司”，官员们也只是将其作为“前朝旧制”来谈论。
而户部衙门前那株在改制时栽种的槐树，己长得枝繁叶茂，夏日里浓荫蔽日，见证着大宋财政体系从“三司专权”到“户部统掌”的转变，也见证着元丰改制为大宋留下的深远影响。它不仅终结了一个延续百余年的“财政帝国”，更开创了“政财合一”的新体制，为后世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奠定了基础。
哲宗元符三年，户部尚书曾布在编纂《元丰改制录》时，写下这样一段话：“神宗皇帝力排众议，撤销三司，立户部统掌财赋，非为革故鼎新之虚名，实为解决政财脱节之症结。自此，财政服务于治国之需，行政得财政之支撑，大宋之国力，亦因此而振。三司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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