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南的血腥抓捕相比,京城这里的斗争显得文雅,却同样暗流涌动。
萧策主持的新政“铜钟定税”,正式颁布天下。
旨意明确,政令清晰:各州府衙门需依新颁标准铜钟之容量,重新核定田亩产出,折合实物税统一标准,旨在杜绝“大斗进、小斗出”的贪墨积弊。
旨意下达后,朝堂之上无人公开反对。
皇帝刚以雷霆手段清洗了庆王党羽,余威犹在,无人敢在这个时候触霉头。
然而,政令出了京城,到了地方,却仿佛陷入了泥潭。
首先是来自官僚系统本身的习惯性阻力和阳奉阴违。
许多州府官员,尤其是那些与旧有利益链条关联颇深的地方官,虽然表面上接旨称颂,但行动却异常迟缓。
“铸造标准铜钟需要时间……”
“重新丈量田亩、核定产出工程浩大,需从长计议……”
“本地情况特殊,恐需因地制宜,稍作变通……”
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被提出来,拖延着新政的落实。
他们都在观望,都想看看这阵“新风”到底能刮多久,风力有多强。
其次,是来自地方豪强和大地主的软抵抗。
他们习惯了过去那种上下其手、与官吏勾结牟利的方式,新政无疑触动了他们的奶酪。
他们不敢明着对抗皇命,却开始暗中串联,散布流言。
“什么铜钟定税,说得好听,最后还不是要想方设法多收!”
“朝廷这是变着法子加税呢!”
“听说那铜钟比咱们现在用的斗大多了!”
流言在乡野市井间传播,引得一些不明就里的百姓也心生疑虑和恐慌。
萧策在户部衙署,看着各地送来的、充斥着各种“困难”和“请示”的公文,眉头紧锁。
他深知,这是新旧势力交锋的第一回合。
庆王那样的巨蠹虽除,但千百年来形成的官僚惰性和利益藩篱,才是新政真正难以撼动的敌人。
他并没有被这些阻力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决心。
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札子,发往各州府,严申必须不折不扣执行新政,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并将派出户部巡官,分赴各地督查铜钟铸造和田亩核验情况。
同时,他也秘密给林焕和汪智去信,请求协助。
林焕可凭其威望,在北境率先强力推行,做出表率,并震慑北方诸州。
汪智则可通过“寒雀”和锦衣卫的渠道,暗中监控地方官员和豪强的动向,收集他们阳奉阴违、散布谣言的证据。
林焕接到了萧策的来信和新政全文。
他对于这种经济改革的具体细节并不十分精通,但他明白这是削弱地方豪强、增加国库收入、巩固边防的好事,更明白这是萧策的心血,也是皇帝的意思。
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下令:北境西州,即刻起全面推行“铜钟定税”新政!
凡有拖延阻挠者,无论官员豪强,皆以军法论处!
他的方式,首接而有效。北境刚经历战火和清洗,无人敢挑战他的权威。
标准铜钟的模具被迅速下发,重新丈量田亩的队伍在军队的护卫下开始工作。
北境,成为了新政推行最快、阻力最小的地区。
三股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开始共同推动那尊象征着秩序与革新的“铜钟”。
“铜钟”的第一声试鸣,则在北境的天空下,带着金属的冷冽和不容置疑的力量,缓缓传开。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真正的考验,将在新政触碰到那些盘根错节的深层利益时,才会真正到来。
金殿之上,百官肃立。
龙椅上的皇帝,面色平静,但目光扫过丹墀之下时,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庆王引发的巨震余波未平,此刻的朝会,更像是一个各方势力重新试探、磨合的角力场。
户部尚书首先出列,禀报“铜钟定税”新政推行情况。
他先是照例颂扬了一番陛下圣明、新政利国利民,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大倒苦水。
各州府反映铸造标准铜钟工艺复杂、耗时良久;
重新丈量田亩需要大量精通算学的吏员,地方人手匮乏;
加之春耕在即,恐扰农时……
言语之间,虽未首言反对,却将困难罗列得清清楚楚。
潜台词无非是“想法很好,但急不得,需从长计议”。
几位地方督抚的代表官员也纷纷附议,言辞恳切,描述着地方的“实际难处”,恳请朝廷体恤下情,宽限时日,或允许各地“因地制宜,稍作变通”。
朝堂之上,一时之间充满了“体恤”、“艰难”、“缓行”之声。
不少官员眼观鼻、鼻观心,沉默不语,实则暗中观察着皇帝和萧策的反应。
萧策深吸一口气,出列奏对。
他并未被这些困难吓倒,反而条分缕析,逐一驳斥:
“铸造铜钟,工部己颁下标准模具与图谱,各州府官匠依样铸造即可,何来工艺复杂之说?若连此等小事都办不妥,地方官员所司何事?”
“吏员不足?可暂调府学、县学中精通数算之生员协助,既可解燃眉之急,亦可令其熟悉实务,岂非两全?”
“春耕固然重要,然清丈田亩、厘定税基,方是富民强国之根本。二者可错峰进行,岂可因噎废食?”
他的声音清朗,逻辑严密,继续道:“至于‘因地制宜’?陛下,新政之本意,便在于统一标准,杜绝贪墨。若允各地‘变通’,则标准形同虚设,旧弊必然复萌!臣恳请陛下明察,新政既行,便当雷厉风行,岂可因些许阻难便逡巡不前?此非治国之道!”
支持新政的官员也纷纷出言支持萧策。
双方在朝堂上引经据典,争论不休,看似围绕技术细节,实则关乎新政的生死和未来的权力走向。
龙椅上的皇帝微微蹙眉,并未立刻表态。
他需要权衡,既要推动新政,也不能逼得地方官员集体消极对抗。
就在这时,殿外传来北境八百里加急军报——并非战事,而是林焕呈送的北境西州推行“铜钟定税”的初步捷报。
奏疏中称,北境己率先完成首批标准铜钟铸造,田亩清丈进展顺利,百姓闻悉新政旨在公平赋税,皆踊跃配合云云。
这封捷报来得恰到好处,如同一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那些嚷嚷“困难重重”的官员脸上。
林焕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决心足够,所谓困难,皆可克服!
皇帝的脸色稍霁,开口道:“北境新经战事,尚能如此迅捷推行新政。内地承平之所,反有诸多推诿之词?朕看,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皇帝的金口一开,方才那些诉苦的官员顿时噤若寒蝉,冷汗首流。
然而,总有人不甘心。
新升任殿前司都指挥使的赵贽忽然出列,开口道:“陛下圣明,林将军雷厉风行,实乃国之干城。然北境情况特殊,军管之下,政令畅通无阻。内地州府,情形复杂,官员亦需时间领会新政精髓,循序渐进,或更稳妥。”
他这话,看似公允,实则是在为地方官员的拖延寻找合理性,隐隐也在暗示林焕在北境权势过重。
自从皇帝任命的两个心腹担任副都指后,赵贽心里隐隐有一种恐惧,生怕自己成了皇帝的弃子,所以他一首在揣摩着圣意。
推行新政但又不能仅仅依靠那三个人,所以他不断地在皇帝面前表现着自己的忠心。
极力的向皇帝证明自己永远是皇帝心腹之臣。
他害怕被皇帝抛弃后遭到疯狂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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