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超越性别偏见的历史还原
＜被标签化的 “妖后”：传统语境下的刻板印象＞
在漫长的封建史叙述中，武则天的形象始终被钉在 “牝鸡司晨”“篡唐乱政” 的耻辱柱上。
《旧唐书》称她 “夺攘神器，秽亵皇居”，《新唐书》斥责其 “弑君鸩母，杀子屠兄”，民间戏曲如《则天大帝》《铁丘坟》更是将她塑造成 “杀子夺权”“重用酷吏” 的妖后。
这些标签的核心，是对 “女性干政” 的天然排斥 ——
在 “男主外、女主内” 的儒家中，女性登上权力巅峰本身就是对 “天纲” 的颠覆，而她为巩固权力采取的铁腕手段（如打击门阀、清洗政敌），则被放大为 “狠辣无情” 的铁证。
但历史的细节往往被标签掩盖：她诛杀的 “政敌” 多是反对她掌权的门阀士族（如长孙无忌集团），而非无辜百姓；所谓 “杀子”，史料中仅有长子李弘暴毙（疑似肺结核）、次子李贤因谋逆被废杀的记载，其余子女均得善终，且 “杀子” 之说在宋代以后才被刻意渲染，成为攻击其 “失德” 的武器。
＜超越性别：被忽视的执政实绩＞
武则天的统治（690-705 年，含临朝称制时期），实则是唐代从 “贞观之治” 到 “开元盛世” 的关键转折点，其改革深度与影响远超性别争议。
政治革新：打破门阀垄断的 “破冰者”。
魏晋至初唐，官场被关陇、山东等门阀士族垄断，寒门子弟难有出头之日。
武则天通过两大举措彻底动摇这一格局：
首创殿试（由皇帝亲自面试考生）和武举，将选官权从士族手中收归中央，让寒门学子首接与皇权产生联系。
据统计，她在位期间录取的进士数量，是唐太宗时期的近 3 倍，名臣狄仁杰、张柬之、姚崇等均出自寒门。
重用酷吏（如来俊臣）打击门阀，并非单纯 “残暴”，而是借酷吏之手瓦解士族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当门阀势力衰落後，她又迅速诛杀酷吏以平民愤，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
经济与社会：民生为本的务实者。
她颁布《兆人本业记》，将农桑技术编成手册推广全国；推行均田制时，允许流民开垦荒地并减免赋税，使全国耕地面积从唐高宗时期的 520 万顷增至 650 万顷，人口从 380 万户增长到 615 万户，为开元盛世积累了物质基础。
边疆治理：巩固疆域的战略家。
面对吐蕃、突厥的侵扰，她并非一味征伐，而是 “战和并举”：收复安西西镇（今新疆地区），设立北庭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中央首接管辖；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封官赐爵，推动民族融合。
至她统治末期，唐朝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抵咸海，南达越南中部，北至贝加尔湖，为中国版图的稳定奠定基础。
＜误读的根源：三重枷锁下的历史叙事＞
武则天的 “恶名”，本质是传统社会对 “女性掌权” 的集体焦虑，具体可归结为三大因素：
儒家的性别规训。
儒家强调 “夫为妻纲”，将 “女主临朝” 视为 “阴阳颠倒”。
东汉《女诫》中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的枷锁，使得任何突破性别边界的女性，都被视为 “异端”。
即便她的政绩远超许多男性皇帝，仍因 “非男” 而被否定。
封建正统史观的刻意抹黑。
唐代以後的史学家，为维护 “李唐正统”，必须将武则天的统治定性为 “篡逆”。
《旧唐书》由後晋官修，编纂者站在 “复唐” 立场，刻意放大她的 “恶行”；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将她的执政描述为 “牝鸡司晨，祸乱天下”，实为巩固赵宋王朝 “男性正统” 的合法性。
民间文学的猎奇化演绎。
宋元以後，话本、戏曲为迎合市民趣味，将武则天的故事改编成 “宫闱秘史”，刻意渲染她的 “私生活”（如与薛怀义、张易之的关系），将政治斗争简化为 “红颜祸水” 的戏码。
这些演绎虽非史实，却比正史更易流传，最终形成 “武则天 = 妖后” 的刻板印象。
＜现代视角：历史评价的祛魅与回归＞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武则天的评价己逐渐摆脱传统偏见。
历史学家郭沫若曾评价她 “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认为她的改革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铺平了道路；现代学者更注重从 “制度创新”“社会变革” 的角度，肯定她打破阶层固化、推动社会流动的功绩。
事实上，评价一位君主的核心，应是其是否推动国家发展、改善民生，而非性别。
武则天的统治，在男权主导的封建时代，本身就是一场颠覆性的尝试 ——
她用实绩证明，女性同样能治理好国家。这种超越时代的魄力，或许比她身上的 “争议” 更值得被铭记。
历史的魅力，正在于不断打破偏见、还原真实。
武则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被标签束缚，而应置于具体的时代语境中，看见其复杂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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