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2日的北京，长安街的霓虹透过写字楼的落地窗，在杨幂经纪人王鸥的办公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晚上七点，她刚结束和东京星穹映画的视频会议，手机还停留在对方发来的合约细节页——“三线演员基础片酬200万美元/部，拍摄周期不超过90天，全程美元结算”，下面附着迈阿密国际特区影视基地的全景图，棕榈树环绕的摄影棚外，停着一排印着“星穹映画”Logo的房车。
“这哪是挖人，是在掀桌子。”王鸥揉了揉眉心，指尖划过国内某影视公司刚发来的报价单，同样是三线演员，一部剧的酬劳换算成美元还不到50万，更别提合同里藏着的“宣传期无薪加班”“二次创作分成归公司”等条款。她点开杨幂的微信对话框，输入又删掉，最终只发了个叹气的表情包。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杨幂裹着驼色大衣走进来，睫毛上还沾着外面的雪粒。“谈得怎么样？”她脱下高跟鞋，赤脚踩在羊绒地毯上，茶几上的剧本摊开着，某页的空白处写满了批注——那是她为国内某部剧准备的角色分析，片酬却只够支付团队半个月的开支。
王鸥把东京的合约推到她面前：“你自己看吧，星穹映画的迈阿密基地，拍一部戏的钱够在国内拍三部，还包食宿和环球宣传。”她调出迈阿密影视基地的VR导览，画面里的虚拟演员正在绿幕前走位，动作捕捉系统实时生成三维模型，“他们用的是致一科技的最新技术，拍外景不用转场，首接在棚里合成，省时又省力。”
杨幂的指尖停在“美元结算”西个字上。三年前限薪令出台时，她主动降薪接拍主旋律电影，却在剧组遭遇资方塞人的闹剧——一个毫无演技的网红靠着关系抢走女二号，片酬是她的两倍。“不是钱的事，”她轻声说，“我想知道，他们真的能做到‘无潜规则’？”
“沈诗涵的团队发来了承诺书，”王鸥点开一份加密文件，电子签名栏里，星穹映画的两位总经理和东京名导的名字赫然在列，“上面写着，所有角色由AI选角系统和导演组共同决定，资方不得干预，违约赔偿是片酬的十倍。”她想起下午刷到的抖音，某二线男星首播时哭诉被制片人要求陪酒，评论区一片唏嘘，“现在国内的环境，太让人寒心了。”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杨幂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忽然想起十年前刚出道时，在横店的冬夜里啃着冷盒饭，却觉得浑身是劲。那时的片酬不高，却能凭试镜拿下角色，能和导演为一句台词争到面红耳赤。“迈阿密的基地，有专门的台词训练室吗？”她抬头问，眼里闪着久违的光。
王鸥立刻给东京的对接人发消息，对方秒回：“不仅有，还配备了AI台词教练，能实时纠正发音和语气，沈总说‘细节比流量更重要’。”附带的视频里，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演员正在系统前练习中文台词，屏幕上的评分从65分慢慢涨到92分。
晚上九点，杨幂的团队在微信群里炸开了锅。执行制片发来消息，说国内某S+级剧的资方又想塞人，这次指定要换掉女一号；化妆师晒出某剧组的盒饭照片，菜叶上还沾着泥土；连司机都在吐槽，去年拍的戏到现在还没结尾款。
“去东京看看吧。”杨幂忽然说，合上剧本时，指腹在“演员”两个字上良久，“不是为了美元，是想看看，不用应酬、不用妥协，只靠演戏能不能活下去。”
王鸥看着她眼里的光，忽然想起沈诗涵在合约里写的一句话：“我们给的不只是高片酬，是让演员重新相信，演技才是硬通货。”她点开订票软件，输入“北京-东京”，出发日期选在三天后。
手机在这时推送了条抖音热榜：#半数三线演员赴东京试镜#，配图是星穹映画的面试现场，长长的队伍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评论区有人酸溜溜地说“崇洋媚外”，但更多人在感叹：“如果国内有这样的公司，谁愿意背井离乡？”
杨幂转发了这条抖音，配文：“不是逃离，是寻找。”发送的瞬间，她仿佛看见迈阿密的阳光透过摄影棚的玻璃，落在干净的绿幕上，那里没有潜规则，没有资本霸凌，只有一个个专注的身影，在镜头前，认真地活成另一个人。
夜深了，王鸥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她在整理杨幂的资料，准备发给东京的团队，其中有一页是历年的获奖记录，从新人奖到影后，密密麻麻贴满了照片。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月光洒在那些照片上，像给每一个努力的瞬间，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边。她忽然觉得，这场关于美元片酬的迁徙，或许不只是行业的洗牌，更是一场对初心的回归——当演员能靠演技体面地活着，观众才能看到真正的好作品，而这，才是影视行业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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