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党委那份带着油墨香气的红头文件，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红旗纺织厂家属院里激起了千层浪。
文件被贴在食堂门口的公告栏上，白纸黑字，标题加粗，无比清晰——任命林春桃同志为红旗纺织厂新任厂长。
消息瞬间炸开了锅。
晚饭时分，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飘出的不只是饭菜香，还有各种语调的议论声。
年轻一辈的职工家庭，尤其是跟着林春桃在创新工坊干出名堂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晚饭都多加了两个菜。
他们觉得，林春桃上台，意味着好日子还在后头。
然而，在那些爬满青苔的老筒子楼里，气氛却截然不同。
几位退了休的老职工聚在院子里的石桌旁，一边下着象棋，一边压低了声音嘀咕。
一个干瘦的老头“啪”地落下一子，斜着眼说：“真是世道变了，一个当年被厂里开除的女娃娃，现在倒回来管着我们所有人的饭碗了？这算什么事？”
“可不是嘛，”旁边一个嗑着瓜子的老太太接茬，“她爹当年也是个刺头，这闺女，我看是青出于蓝。厂子交到她手上，别给折腾没了。”
这些酸溜溜的话像风一样，总能找到缝隙钻进林春桃的耳朵里。
但她没去辩解，也没去争论。
她知道，信任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是靠事做出来的。
上任的命令是周五下达的，周一就要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正式举行就职仪式。
林春桃只有两天时间。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杨小伟找了块木板，在公告栏旁边也立了个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几个大字：“职工意见箱”。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新厂长上任首日，开放职工意见箱。
凡提出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者，奖励创新工坊定制高级布料一米。
这个举动再次引起了轰动。
奖一米布料，对当下的红旗厂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这既是姿态，也是实力。
一时间，那些观望的、质疑的、期待的目光，全都聚焦到了那个简陋的木头箱子上。
周一清晨，天还没亮透，意见箱前就排起了队。
大家投递的纸条五花八门，大多是关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建议，比如“建议将三号车间的络筒机统一更换新型号的导纱钩，能减少断头率”；“建议调整浆纱车间的温湿度控制，可以提高纱线质量”。
这些都是工人们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杨小伟和几个工坊的年轻人负责开箱整理，林春桃就站在旁边一张张地看。
忽然，杨小伟“咦”了一声，从一堆纸条底下，摸出了一张皱巴巴、边缘都磨毛了的作业本纸。
纸上没有长篇大论的技术分析，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写上去的：“我想回来扫地，不领工资也行。”
没有署名。
但林春桃只看了一眼，心脏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
这笔迹，她到死都认得。
是王秀芬。
瞬间，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
1992年那个闷热的下午，就是王秀芬，趁她不注意，往她的高速纺纱机里塞了一大团棉絮，导致机器严重受损，她也因此背上了“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被工厂无情开除。
那一天，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
可另一段记忆也紧跟着浮现出来。
是父亲躺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气息微弱地说：“春桃，别记恨王家。你王大妈……秀芬她妈，当年我下放劳动，在采石场差点被滚石砸死，是她拦在领导车前，硬是逼着他们把我送去医院救回一条命。后来……后来是为了争先进个人的名额，两家才结了仇。人啊，不能只记仇。”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
林春桃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感觉它有千斤重。
一边是毁了她前半生的仇人，一边是父亲临终的嘱托和上一辈的恩情。
她沉默了许久，对身边的杨小伟说：“这张纸条，我先收着。”
她没有立刻给出答复。
第二天，她把创新工坊最细心、最会和人打交道的女工陈红梅叫到办公室，让她带两个人去附近的社区和街道走访一下，重点了解红旗厂下岗职工的近况，尤其是王秀芬家。
下午，陈红梅就带回了令人心酸的消息。
王秀芬的丈夫几年前在建筑队打工时从高处摔下，瘫痪在床，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秀芬每天天不亮就出去捡废品卖的钱。
她女儿争气，考上了市里的职业高中，学费和生活费像座大山一样压着她。
前些天，她推着装满废品的板车在街上走，因为占了快车道，被城管逮住，罚了五十块钱。
为了这五十块，她坐在路边哭了半个钟头。
林春桃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办公室里只剩下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良久，她站起身，走回家里，从床底的一个旧木箱里，翻出了一个铝制的饭盒。
饭盒的边角己经磕碰得凹凸不平，但依然洗得干干净净。
这是她父亲生前用过的。
她去厨房，用家里仅剩的一点糯米和红糖，蒸了一整盒热气腾腾的红糖糯米饭。
傍晚时分，她亲自拎着那个还烫手的饭盒，敲响了王秀芬家那扇破旧的木门。
开门的是王秀芬，几年不见，她苍老得像换了个人，头发花白，腰背佝偻，手上满是裂口和污垢。
看到林春桃，她先是震惊，然后是慌乱，最后是羞愧，眼神躲闪着，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林春桃没有说任何关于过去的话，只是把饭盒递过去，声音平静而温和：“我爹以前常说，饿过肚子的人，才最懂得一碗饭的分量。”
王秀芬的目光落在那个熟悉的铝饭盒上，身体猛地一颤。
她当然认得，那是林叔用了一辈子的饭盒。
“厂里的创新工坊新车间，还缺一个保洁员。”林春桃继续说道，看着她的眼睛，“你如果愿意，明天就来报到。你的工龄，从一九八八年你进厂那天开始算。”
话音刚落，王秀芬再也支撑不住，捂着脸，蹲在地上，压抑多年的委屈、悔恨和绝望，瞬间化作嚎啕大哭，哭声撕心裂肺。
第三天，王秀芬准时出现在了创新工坊。
她不仅把车间打扫得一尘不染，还主动找到林春桃，交上了一份用铅笔手绘的图纸。
那是一份“车间死角图”，上面用红圈标出了二十多个平时容易积攒棉絮、存在火灾隐患的卫生死角。
图纸的背面，还写着一个建议：可以用纺织车间废弃的碎布条，编织成防滑地垫，铺在沾油的地面上，既安全又废物利用。
林春桃当即采纳了她的建议，并发动全厂职工一起动手。
这个小小的举措，让红旗厂在月底的全市企业安全卫生大检查中，一举拿下了第一名的红旗。
年终总结大会上，王秀芬像往常一样，悄悄地缩在会场的最后排角落里。
然而，当杨小伟在台上总结卫生工作时，却大声说道：“我们这次能拿第一，要特别感谢一位老同事的贡献！她就是我们新车间的保洁员，王秀芬同志！大家脚下踩的这些防滑地垫，就是她想出来的！”
聚光灯猛地打向角落，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王秀芬愣住了，不知所措。
杨小伟亲自跑下台，把她拉上了主席台。
台下，先是片刻的安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王秀芬站在台上，灯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她偷偷地抬起粗糙的手，抹去脸上滚烫的泪水。
终于，到了林春桃正式就职的那天。
她没有穿新衣服，身上依然是那件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的蓝色工装，那是她在创新工坊奋斗时穿得最久的一件。
她走上主席台，身后站着的，是杨小伟、陈红梅等一众创新工坊的核心团队成员，他们像一排挺拔的青松。
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
顾明远站在最前排，他没有鼓掌，只是郑重地捧着那个旧铝饭盒，饭盒里，安放着一枚他亲手为她打磨得光滑如镜的铜齿轮。
林春桃从主持人手里接过话筒，试了试音，电流的“滋滋”声过后，她清亮而坚定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同志们，工友们。红旗厂不是我一个人的厂，它是我们身后三百二十七个家庭的饭碗。从前，我们习惯了被时代推着走，被命运牵着走。但是从今天起——”
她顿了顿，从顾明远手中接过那个承载着两代人记忆的饭盒，高高举起，像举起一枚勋章。
“我们自己掌舵！”
风吹起她额前的发丝，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洒在新挂上的“红旗纺织厂”金色厂牌上，也洒在她的脸上，像极了那年春天，她种下的第一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迎来了第一捧甘霖。
然而，这万众瞩目、意气风发的时刻，却是由一个不为人知的、寂静的夜晚铺垫而成的。
就在这场就职典礼的前一夜，深夜的厂长办公室里，灯光依旧亮着。
林春桃没有准备第二天的演讲稿，也没有畅想未来。
她独自一人，坐在那张象征着权力的巨大办公桌后，正翻阅着一沓厚厚的、己经泛黄的旧档案。
那里面是红旗厂几十年的沉浮，是无数职工的命运。
她的指尖划过一页页人事调动、奖惩记录，忽然，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的最底层，她的手指猛地停住了。
那是一份尘封己久的离职人员清册，上面的一个名字，像一根针，瞬间刺痛了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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