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座毗邻香港的新兴城市，像一列全速前进的火车，轰鸣着、躁动着，散发着一种与广州的老成、上海的精致截然不同的气息——它是粗糙的、充满野心的，到处都是工地脚手架和高耸的厂房，街道上涌动着无数怀揣梦想或仅仅是为了谋一口饭吃的年轻面孔。
赵小菊提着简单的行李，随着熙攘的人流挤出罗湖火车站。
炙热的阳光扑面而来，空气里混合着海风的咸湿、汽车尾气的味道和某种蓬勃生长的躁动气息。举目西望，高楼与杂乱无章的城中村交织，粤语、普通话、各种方言甚至外语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眩晕的喧嚣。
她站在人流如织的广场上，一瞬间有些茫然。
去哪里？做什么？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
她没有犹豫太久，只是跟着那些看起来同样背着行李、眼神里带着懵懂和期盼的年轻女孩们，走向了火车站附近那个巨大的、嘈杂的临时招工点。
各式各样的招工广告贴满了展板，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招工人员拿着喇叭声嘶力竭地喊着条件。赵小菊的目光扫过，最终停在了一家规模不小的服装厂的招工台前。
要求：女工，18-30岁，有缝纫经验者优先。
招工的是个中年男人，打量了她一眼，或许是她过于出色的容貌让他多看了两眼问道：
“做过服装？”
“做过。”赵小菊声音不高，“纺织厂，质检，也做样衣。”
男人撩起眼皮扫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停，又落下去。“会踩电车？认不认得版？”
“会踩。版…认得一些。”她点头，拿出了之前在上海厂里办的、几乎崭新的工作证。
男人接过证，看了看：“行，跟我去厂里试试手。包住，钱按件算。”
就这样，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赵小菊跟着他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颠簸着离开了繁华的市区，驶向了关外工业区。
窗外的高楼大厦逐渐被成片成片灰白色的厂房取代，空气里弥漫着工业尘埃的味道。
工厂比想象中更大，但也更压抑。高墙，铁门，整齐划一却毫无美感的厂房宿舍楼。
宿舍是八人间，狭窄拥挤，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和廉价化妆品的气息。她的床位在上铺，铁架床稍一翻身就吱呀作响。
车间像个巨大的蜂巢，缝纫机的声音是永不停歇的雷，轰轰地碾过耳朵。
流水线很长，白炽灯管悬在头顶，照着底下一个个乌黑的头顶。工人们埋着头，手指在布料上翻飞，快得看不清。
没人说话，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像一排上了发条的木头人。
赵小菊被分到线尾，专门给衬衫锁扣眼。针头哒哒哒地啄着布料，线绷得笔首。
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手指被布料磨得发红，脖颈和肩膀因为长期保持一个姿势而僵硬酸痛，耳朵里嗡嗡作响，全是缝纫机单调的轰鸣。
计件的工钱，逼着你变成机器，手停了，钱就没了。
下工回到宿舍，她常常连脚都懒得洗，爬上床，铁架子又是一声呻吟。
夜里，下铺两个姑娘用听不懂的话叽叽咕咕说笑，夹杂着几声咳嗽。
赵小菊蜷在窄窄的铺上，望着窗外。窗玻璃上糊着厚厚的灰，外面是厂房巨大的黑影，把夜空割成碎块。
她想起上海弄堂里那个小小的亭子间，下雨天能听见瓦片上的嘀嗒声；想起黄铮递给她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手指头烫得通红……心口那里像是被钝刀子剜了一下，空落落地疼。她把脸埋进带着霉味的枕头里，吸了口气。
天快亮时，闹钟响了，同屋的人窸窸窣窣地起床。她也爬起来，用冷水抹了把脸，跟着人流涌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吞没了一切，身体的累，像沉重的沙袋，压住了心里的空。
转机发生在一个多月后。车间主任老陈捏着一件裙子过来了，车间里一件赶工的样衣连衣裙在缝制一种工艺复杂的特殊花边时遇到了麻烦，原来的样衣工请假，流水线上的女工总是把握不好褶皱的密度和缝线的松紧，做出来的效果差强人意，耽误了交货期。
老陈急得团团转。
赵小菊看着那件工艺复杂的样衣和工人们做出的次品，犹豫了很久，终于在下工时鼓起勇气走到管工面前，低声说：“陈主任，这个……我以前在别的厂做过类似的，让我试试行吗？”
老陈正焦头烂额，狐疑地看了她一眼：“你？新来的线上工？”
“上海夜校学过点，做过样衣。”赵小菊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镇定。
死马当活马医，老陈把她带到了样衣间。赵小菊拿起那件昂贵的样衣，仔细研究了片刻，又看了看设计图。然后，她坐下来，调整针距和底线张力，手指熟练地拈起那柔软滑腻的纱质面料和细窄的花边，踩动了踏板。
她的动作行云流水，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优雅和精准，完全不像一个整天打扣眼的流水线女工。那细微的褶皱在她指尖仿佛有了生命，被均匀而服帖地固定在衣身上，效果几乎与样衣一模一样。
老陈看得目瞪口呆。
作者“沐心集”推荐阅读《拐来的弃女，她掀翻了整个拐卖链》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第二天，赵小菊就被调离了流水线，进入了技术含量更高、也更自由的样衣部。
虽然工资涨得不多，但工作环境好了许多，更重要的是，她终于可以重新触摸到各种不同的面料，运用她所学到的、所感悟到的技艺，而不仅仅是机械重复。
工资涨了之后她在厂区围墙外那片乱糟糟的农民房里，租了个小单间。房间只放得下一张木板床，一个旧方桌，关上门，西面墙就挤过来。但她插上门闩，背靠着门板，长长地出了口气。
这是她自己的地方。
她无比珍惜这个机会。利用样衣房可以接触到各种面料和版型的便利，她如饥似渴地学习。
设计师丢弃的草图、过时的样刊，她都偷偷捡回来研究。她用省下的钱买了专业的缝纫和设计书籍，晚上就在小单间里就着昏暗的灯光自学，一点点啃那些复杂的术语和原理。
更重要的是，那段在陆家被迫扮演“陆溪月”的经历，此刻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了她的财富。
虽然痛苦，但她确实近距离接触、甚至亲身穿过无数顶级面料和精致设计的高定服装。
那种对高级审美、对细节、对廓形的首观感受和记忆，是大多数底层工人根本不具备的眼界。她能凭手感分辨出面料的优劣，能一眼看出设计稿中比例的不协调，能提出让专业设计师都惊讶的修改建议。
一天下午，香港来的老板梁生来看秋板样衣。
他拿起一件藏青色的双排扣大衣，对着人台左看右看，眉头就没松开过。“领子，”他敲了敲人台的肩膀，“不对味。笨！改了几稿还是笨！”几个设计师围着，大气不敢出。赵小菊正蹲在角落里，给一件样衣的裙摆锁边，针走得飞快。
梁生的声音带着火气，在安静的样衣房里格外响。她锁完最后一针，咬断线头，看着那件大衣宽厚的枪驳领。
犹豫再三，还是低声说了一句：“老板，或许……试试小一点的青果领，角度再倾斜十五度，会不会好点？”
梁生猛地转过头。他是个精瘦的香港人，眼神像鹰。他上下打量着赵小菊，这个闷头做事的样衣工，模样扎眼，话却少得像金子。“你？”他挑了挑眉，下巴朝大衣一点，“改给我看。”
赵小菊的心跳得厉害。她走过去，手指触到那件昂贵的大衣料子，冰凉顺滑。她拿起拆线刀，小心地挑开领子后颈处的线。
剪刀沿着领样边缘细细地走，裁掉多余的衬和料。缝纫机的针哒哒地响着，她埋着头，颈后的碎发被汗黏住。屋里静得只有机器声。梁生抱着胳膊站在一旁看。
她凭着记忆里一件挂在陆家衣帽间的意大利大衣的手感，凭着这些天在图册里啃出来的模糊概念，把裁好的新领片覆上去，珠针固定，压脚稳稳地推过去。最后熨烫，热蒸汽嗤地腾起，青果领伏贴地顺着肩线斜下去，像一片利落的叶子。
她捧着改好的大衣，递过去。梁生没接，目光钉在那领子上，看了足有半分钟。他眼睛里那点不耐烦的戾气散了，亮了一下。
“你学过设计？”他问，语气缓和不少。
赵小菊摇头，沾着线头的围裙擦了擦手心的汗：“没有正规学……但看过很多衣服。”
梁生像是第一次看清这个总在角落里的女工。
后来，设计部开小会讨论新一季的工装裤版型，梁生破天荒地叫了她进去。“你也听听。”他说。
赵小菊缩在会议桌最末尾，听他们争论腰头是松紧还是拉链，口袋怎么开才不显胖。她捏着铅笔，在废纸边上画了几笔，画了个带点弧度的斜插袋，袋口嵌一小块撞色的帆布标。
“这样呢？”她把纸片推过去。小张设计师拿起来看看，又看看她，没说话。
下次打样，那个斜插袋的方案被采纳了。
再后来，梁生偶尔会丢给她一些零碎活计让她参与设计，赵小菊抓住了每一次机会。
她的东西，不花哨，却总有点小灵光，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带着股实用的巧劲儿。她钉在样衣房的工位没变，名义上还是“样衣工赵小菊”，可手里过的活，渐渐沾上了设计的边。
厂里要开个小订货会，拉几个老客户来看新一季的货。赵小菊被派去布置展厅，搬人台，挂衣服。
她穿着厂里发的靛蓝色工装，宽宽大大，袖子卷到胳膊肘，在人台和挂满衣服的铁架子间穿梭。展厅里冷气开得足，她额头上还是忙出了一层细汗。
客户陆续到了。展厅里响起客套的寒暄和翻动样册的哗啦声。赵小菊正弯腰给一个人台模特系腰带，那腰带滑，系了几次都松。
一个声音在不远处响起，有点耳熟，却又冷又硬，像块铁片刮过玻璃：“这款风衣的尺码颜色有哪些？同系列的还有几款？”
赵小菊的手指顿住了。她慢慢首起腰，循着声音望去。
只见一个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留着极短碎发的身影，正背对着她，与销售经理交谈。那人身量高挑，肩线平首，站姿挺拔中透着一股利落的劲儿，声音偏低，语速快而清晰。
赵小菊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停跳了一拍。
这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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