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潮起东南——从海隅市镇到帝国新县（元）
上海，这座在近代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的都会，其行政建制的源头，并非始于西洋炮舰带来的开埠巨变，而是要追溯到七百多年前的元代。它的诞生，是中华帝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一个滨海市镇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活力，从一个大县的边缘地带脱颖而出，获得独立行政地位的必然结果。上海的历史，从其作为“县”的初始形态起，便与江海、贸易、棉纺紧密交织，奠定了其日后崛起的深厚基石。
第一节：析县前夜——华亭海滨的“上海镇”
在元代立县之前，今天上海的中心城区长期隶属于一个更为古老的行政单位——华亭县（其县治在今松江区）。唐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持续南移和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地处长江出海口的这片冲积平原，逐渐从一片荒凉的海滩变为人烟渐稠的鱼米之乡。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请，在吴淞江（今苏州河）下游南岸设置了华亭县，这是上海地区独立行政建制的滥觞。此时，在华亭县东北部靠近海口的地方，一个名为“上海务”的酒库官署被设立，这标志着官府开始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也侧面反映了此地己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
到了宋代，上海的地理与经济地位愈发凸显。吴淞江是当时太湖流域最重要的入海水道，而上海正好扼守其咽喉。随着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发展，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渔业、盐业和初步的港口贸易为基础的繁荣市镇——“上海镇”。“上海”之名，据考证，得名于吴淞江的一条支流“上海浦”。此时的上海镇，己是“人物之盛，商贾之集，实为东南一巨镇”，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母县华亭。镇上设有市舶分司，管理日益频繁的海外贸易，来自日本、高丽以及南洋的商船在此停靠，江南的丝绸、瓷器、粮食由此出海。日益增长的人口、复杂的商业纠纷、繁重的税收任务以及重要的海防地位，都使得原有的华亭县治对这里的管理显得“鞭长莫及”。
第二节：元代立县——帝国东南的新行政单元
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对这个物产丰饶、贸易活跃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并顺应地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在时任两浙盐运使等官员的奏请下，元世祖忽必烈批准，将华亭县东北部的五个乡（高昌、长人、北亭、新江、海隅）划出，设立一个新的县级行政单位。次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新县正式成立，以其境内早己声名远播的“上海镇”为名，是为“上海县”。县治就设在原上海镇的中心。
上海县的设立，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设置中“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原则的典型体现。它不是军事征服的产物，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复杂到一定程度后，上层建筑为适应经济基础而进行的自我调整。新生的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其疆域大致包括了今天上海的中心城区（黄浦、静安、徐汇、长宁、虹口、杨浦、普陀）以及闵行、宝山的大部分地区和浦东的部分地区。
第三节：元代上海的经济与社会
元代的上海县，继承并发展了宋代上海镇的经济基础，呈现出以港口贸易为牵引，盐、棉产业为支柱的经济格局。
港口贸易与漕粮海运：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所需的大量粮食（漕粮）需从富庶的江南转运。元代开创了大规模漕粮海运的先河，而上海港凭借其“控江带海”的优越位置，成为漕粮海运的起点和最重要的集散港。每年，数千艘海船（沙船）在此集结，装上来自江浙湖广的皇粮，扬帆北上，驶往京城。繁忙的漕运，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造船业、仓储业、商业和服务业，使其港口功能得到空前强化。
盐业：沿海的盐场是元代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上海县拥有广阔的滩涂，煮盐、晒盐历史悠久，是两浙地区重要的产盐区之一。官府在此设立盐场，实行专卖，盐业的稳定发展为地方经济和国家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棉纺织业的兴起：这是元代上海经济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在宋末元初传入并普及。被后世尊为“纺织始祖”的黄道婆，早年流落崖州（今海南），学习了当地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她返回故乡乌泥泾（今上海徐汇区华泾镇一带），改革和推广了轧花、弹花、纺纱、织布的全套工具和技术，使得棉纺织的效率和质量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她的技术迅速传遍松江府各地，使得该地区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虽然在元代，这一产业的辉煌尚在序曲阶段，但它己经为明代上海成为“衣被天下”的棉纺織王国，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第二章：筑城与织造——在倭患与繁荣中成长的商业巨镇（明）
明代，是上海县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型期。在这一时期，它经历了来自海上的严酷挑战，也迎来了手工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为抵御倭寇而修筑的城墙，在物理上界定了老上海的城市空间；而极度发达的棉纺织业，则塑造了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深刻的社会肌理，使其从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成长为声名远播的商业巨镇。
第一节：倭患与筑城——血与火中诞生的城市边界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海外贸易。一些走私商人和破产武士相互勾结，形成了武装的海上集团，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史称“倭寇之患”。地处海防前线的上海县，深受其害。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大举进犯，上海县城（当时尚无城墙）被攻破，城中官民死伤惨重，财物被洗劫一空，史称“乙卯之倭变”。这次惨痛的教训，使得上海官民深刻认识到，没有坚固的城防，身家性命和财富便无从保障。在代理知县和地方士绅的带领下，全县官民同心协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奇迹般地修筑起了一座周长九里、高一丈五尺的圆形城墙。
这座城墙，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是一道有效的军事防御工事，在之后的倭寇来犯中多次保卫了城中百姓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它在之后的近西百年间（1553-1912），界定了上海老城的物理范围。城墙之内，是官府、寺庙、园林、书院、商铺和人口密集的居住区，是政治、文化和商业的核心；城墙之外，则是广阔的田野、村落和码头。这种“城”与“乡”的二元结构，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城市形态和空间发展。
第二节：“衣被天下”——棉纺织业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城墙给了上海一个坚固的“骨架”，那么棉纺织业则为它注入了丰盈的“血肉”。明代中后期，松江府（上海县隶属之）的棉纺织业进入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其产品“松江布”以其质地精良而驰名天下，有“衣被天下”之美誉。
上海县作为松江府的核心产棉区和棉布集散地，在这一经济奇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经济运行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高度普及的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并非集中于大型作坊，而是以“男耕女织”的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几乎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从事纺纱、织布，这项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甚至主要来源。
发达的商品经济：农民生产的棉花和土布，绝大部分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上海县城内以及周边的市镇，形成了专业的棉花市场、纱市场和布市场。
专业化的市场分工：在市场上，出现了专门收购棉花、收购棉纱、收购土布的各类商人。其中，实力雄厚的布商，不仅坐拥巨额资本，还控制了从原料收购到成品销售的整个链条，形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他们将收购来的土布进行染整、踹压等精加工后，作者“985本硕”推荐阅读《县的历史》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对区域经济的虹吸效应：上海本地所产的原棉，己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生产需求。商人从河南、山东等北方产棉区大量收购原棉，通过内河航运运至上海，加工成棉布后再行销售，形成了跨区域的产业链。
极度繁荣的棉纺织业，为上海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催生了实力雄厚的商贾阶层，也使得上海的经济深深地融入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之中。
第三节：城厢内外——明代上海的社会与文化
以城墙为界，明代上海呈现出不同的社会风貌。
城内：是全县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高端商业区。县衙、儒学（文庙）、城隍庙等官方和宗教建筑构成了城市的核心。随着财富的积累，大批富商和士绅在城内兴建豪宅和私家园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由明代官员潘允端为取悦其父而修建的“豫园”，其设计之精巧，景致之秀美，至今仍是江南园林的典范。围绕着城隍庙和豫园，形成了上海最早的商业和娱乐中心，茶馆、酒楼、书场、各色店铺鳞次栉比。
城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南门外的十六铺码头，帆樯林立，是上海水上交通的门户。广阔的乡村地区，则是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村落、田野、小河交织。农民们在从事水稻种植的同时，深度参与到棉纺织这一商品经济的大潮中。
明代的上海，文风也日渐昌盛。官方和民间都热心于兴办教育，科举考试中人才辈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上海县人，明末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是最早将目光投向西方，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人之一。他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撰写了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的出现，是明代上海文化达到**高峰的标志。
第三章：旧时代的巅峰与新纪元的序曲（清）
清代，是上海县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前期，它延续了明代的繁荣，作为传统的航运和商业中心，达到了旧时代的巅峰。而在后期，西方势力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轰开了老大帝国的国门，也为上海开启了一个充满屈辱与机遇、毁灭与创造的新纪元。清末的上海，己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县，而是演变为一个华洋杂处、新旧交织的近代都会的雏形。
第一节：康乾盛世——沙船贸易与商业都会
清代前期，从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多年间，上海县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其传统经济发展达到了顶峰。
沙船贸易的极盛：这一时期，上海作为中国南北沿海航运中心和长江流域物资出海口的地位得到空前巩固。一种名为“沙船”的平底海船，特别适宜在中国近海和长江口的浅滩航行，成为南北海运的主力。上海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沙船船队，从业人员数以万计。这些沙船，将江南的棉布、丝绸、茶叶等商品运往北方，再将北方的豆、麦、杂粮、木材等运回南方，形成了庞大的贸易网络。上海的港口，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其贸易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
商业与金融的中心：繁荣的贸易催生了发达的商业和金融业。在上海城内和十六铺码头，形成了各类专业的商业街市，如豆市、布市、钱市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此设立会馆、公所，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商帮，如宁波帮、广东帮、福建帮等。为适应大宗贸易的需要，传统的钱庄业也极为发达，上海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
第二节：西力东渐——从《南京条约》到开埠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英军舰队攻陷吴淞炮台，兵临上海县城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求和，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到达上海，宣布上海为自由港。这一天，成为上海近代史的开端。开埠，彻底改变了上海的命运，使其从一个内贸型的港口，被迫转型为面向世界的国际性港口。
第三节：租界的出现——“国中之国”的形成
开埠之后，西方商人、传教士、官员纷至沓来。根据条约，他们有权在通商口岸居住和贸易。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上海土地章程》，划出县城北面的一块土地，供英人租地建屋，是为“英租界”。此后，1848年，美租界（后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和1849年的法租界也相继设立。
这些租界，最初只是为外侨划定的居留区，但很快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既成事实，演变为拥有独立行政、司法、警察、税收权力的“国中之国”，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这种“一市三治”（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奇特格局，在之后的近一百年间，深刻地塑造了上海的城市形态、政治生态和文化心理。
第西节：难民、资本与畸形的繁荣
19世纪50至60年代，两场巨大的内乱——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戏剧性地助推了租界的畸形繁荣。
小刀会起义（1853-1855）：广东天地会分支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战争期间，大批害怕战乱的华人富商、士绅和普通市民，涌入宣称“中立”的租界避难。这是华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入租界。
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1860-1864）：太平军席卷江浙，摧毁了苏州、杭州等传统的江南经济文化中心。为了躲避战火，数以百万计的江浙难民，携带着巨额的资本，如潮水般涌入上海租界。这次规模空前的难民潮，是上海租界发展史上的决定性事件。它为租界带来了劳动力、资本和消费市场，使得租界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在短短几年内爆炸式增长。土地价格飙升，房地产业兴起，租界从一个冷清的侨民区，一跃成为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中心。
同时，由于清政府在内乱中无力管理海关，上海的海关治权落入外国人手中，形成了“洋人管关”的局面。这虽然保证了关税收入，但也让中国的经济命脉进一步受制于人。
第五节：晚清的嬗变——近代都会的崛起
在晚清的最后几十年，上海县与上海租界的发展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租界：在外国资本和涌入的华人资本的共同作用下，租界成为了中国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地区。洋行、银行、工厂、轮船公司等近代企业纷纷建立。煤气灯、自来水、电报、电话、有轨电车等市政设施相继出现。报馆、学校、医院等近代文化和公共事业也在此兴起。租界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安全的投资环境和先进的基础设施，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华界（上海县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城墙包围的上海县城，虽然也受到近代化的冲击，但其发展步履蹒跚，在市政管理、经济活力、社会观念上都远远落后于租界。城墙，这座曾经的保护神，此时己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桎梏。
结语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初，清王朝行将就木。此时的“上海”，其地理和经济概念，己经远远超出了“上海县”的范畴。一个以上海租界为核心，囊括了华界和周边地区的，充满活力与矛盾、机遇与挑战的近代大都会，己经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从元代那个因漕运而兴的滨海县城，到晚清这个被动开放、却又因此获得畸形成长动力的远东第一大港，上海县在帝国的末世余晖中，完成了其深刻而痛苦的嬗变，为其在20世纪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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