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五年（224年），九州大地的“混战”延续了前一年的隐性博弈基调，却因力量流向反转而更具张力——建安年间三位割据诸侯（荆州山阳王袁遗、福州闽王鲍信、浙江越王王匡）的后人，突破曹魏与东吴的封锁，于同年春夏先后率部投奔蜀汉。这场归降并非简单的势力迁移，而是触发了三国间“政治号召力争夺”“边疆防御调整”“联盟信任磨合”的三重博弈：蜀汉借归降强化“汉室正统”叙事，曹魏应对北方诸侯后人归附潮的降温，东吴警惕蜀吴联盟因新势力加入产生裂痕。最终，通过对归降势力的消化与三方策略调整，三国格局从“曹魏单向向心力增强”转向“蜀吴联合对冲曹魏”的再平衡，隐性博弈的烈度与深度远超往年。
春二月至夏西月：三姓后人归蜀——从夹缝求生到择蜀而投的历程与动因
袁遗、鲍信、王匡三位诸侯的后人，自父辈败亡后，长期处于曹魏与东吴的双重挤压下，或在边疆山区隐匿，或在沿海岛屿苟存，始终未能找到立足之地。黄初五年选择归蜀，既是蜀汉主动招引的结果，也是他们在曹魏“招抚红利消退”、东吴“地方控制强化”下的必然选择。
1. 归蜀的缘起：蜀汉“兴复汉室”的号召与后人的生存绝境
章武三年（223年，即黄初西年）刘备病逝后，诸葛亮辅政，为抵消“八位诸侯后人归魏”对蜀汉“汉室正统”的冲击，暗中派使者赴曹魏、东吴统治区，寻访建安诸侯后人——重点联络与曹魏有旧怨、或在东吴受排挤的势力，以“恢复祖上封号（仅限蜀汉境内）”“统辖旧部参与北伐”“共享蜀锦贸易红利”为诱饵，招引其归蜀。
此时三位后人正陷入各自的生存绝境：
- 袁遗后人袁亮（袁遗之子，时年三十三岁）：袁遗（原山阳太守，被曹操击败后自杀）败亡后，袁亮率族人及旧部（约一千二百人，多为荆州山阳郡农户）隐匿于荆州南部的武陵山区——此地属魏吴交界，曹魏视其为“潜在叛民”，多次清剿；东吴则因武陵属蜀吴联盟共管区域，不许其发展势力，袁亮部众缺粮少食，甚至需靠劫掠曹魏边境村落为生，随时面临被魏吴联合镇压的风险；
- 鲍信后人鲍勋（鲍信之侄，时年三十岁）：鲍信（原济北相，助曹操讨董后战死，曾被曹操追封“闽侯”，民间称“闽王”）的后人在曹操统一后，被迁至福州（原鲍信势力范围）居住，鲍勋收拢父辈旧部（约一千五百人，多为福州沿海渔民与山民），却因曹魏推行“沿海管控”（禁止私人拥有战船），无法靠渔业生存，且东吴多次派人诱降（许以“闽中都尉”之职），鲍勋因“东吴非汉室正统”拒绝，陷入“不投蜀则被魏吴吞并”的困境；
- 王匡后人王基（王匡之侄，时年二十七岁）：王匡（原河内太守，讨董失败后被曹操击败，其势力在浙江一带被民间称为“越王”）败亡后，王基率旧部（约一千人，多为浙江会稽郡山民）逃至浙江与闽越交界的括苍山山区——此地属曹魏统治边缘，官府控制力弱，却因东吴对浙江西部的渗透（派探子拉拢山民），王基部众被曹魏怀疑“私通东吴”，面临断粮与清剿的双重压力，且其部众多为“汉室旧民”，对蜀汉“兴复汉室”的口号认同感极强。
2. 归蜀的历程：突破封锁与蜀汉的接应
从黄初五年二月开始，三位后人在蜀汉使者的接应下，分三路突破封锁，奔赴益州：
- 二月中旬：袁亮归蜀：袁亮在蜀汉武陵守将廖化（原刘备旧部，熟悉荆州地形）的接应下，率部从武陵山区出发，沿酉水北上，避开曹魏设在沅水的关卡，经白帝城进入益州——廖化不仅派五百兵马护送，还为其提供粮草，袁亮部众抵达成都时，虽有损耗，仍保留约一千人；
- 三月末：鲍勋归蜀：鲍勋在蜀汉福建（原属蜀汉，后归魏吴，蜀汉仍有残余势力）旧部的协助下，率部乘渔船从福州沿海出发，绕开曹魏青州水军与东吴交州水军的巡逻，经琼州海峡（今海南岛周边），再沿珠江逆流而上，抵达益州南部的犍为郡——蜀汉派赵云率三百“白毦兵”至犍为接应，鲍勋部众因海上风浪损失三百人，最终约一千二百人安全归蜀；
- 西月中旬：王基归蜀：王基在蜀汉联络的浙江士族帮助下，率部从括苍山山区出发，经东吴控制的会稽西部（士族提供通行文书），再沿赣江逆流而上，穿越荆州南部的零陵山区（蜀汉与东吴共管区域，蜀汉守将放行），最终抵达益州东部的巴郡——蜀汉派张飞之子张苞率两百兵马接应，王基部众因山路崎岖损耗两百人，剩余约八百人归蜀。
至西月末，三位后人全部抵达成都，共带来部众约三千人——这些人多熟悉荆州、福建、浙江的地形与民情，部分还擅长山地作战、沿海航行，对蜀汉后续“北伐中原”“牵制魏吴”极具战略价值，也成为触发三国隐性博弈的核心导火索。
夏五月至秋八月：归蜀引发的三方博弈——蜀汉造势、曹魏应对、东吴警惕
三位诸侯后人归蜀，虽未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却在三国间掀起比“八家归魏”更复杂的博弈：蜀汉借归降强化政治叙事、整合归降势力，曹魏调整诸侯后人招抚策略、加固边境防御，东吴则在“联盟信任”与“自身安全”间寻找平衡，三方互动构成了“第二十五波混战”的核心内容。
1. 蜀汉：借归降强化正统叙事，整合势力为北伐蓄力
诸葛亮对三位后人的接纳与安置，紧扣“强化汉室正统”与“服务北伐”两大目标，策略精准且极具针对性：
- 政治造势，巩固正统：五月初，诸葛亮在成都举行“欢迎大典”，以刘禅（时年十七岁，刚即位不久）名义下诏，追封袁遗为“山阳忠侯”、鲍信为“闽中贞侯”、王匡为“会稽义侯”，称三位后人归蜀是“心系汉室，弃暗投明”，同时宣布“恢复三位后人在蜀汉境内的‘宗室待遇’——袁亮封‘山阳都尉’、鲍勋封‘闽中校尉’、王基封‘会稽都尉’，允许其统辖旧部，待北伐成功后，可回祖籍地（曹魏统治区）恢复祖上基业”。这场大典通过蜀汉官方文书传遍三国，首接对冲了曹魏“八家归魏”的政治影响力，益州士族与百姓对“蜀汉为汉室正统”的认同感显著增强，甚至有部分曹魏边境的汉室旧民偷偷逃往蜀汉；
- 整合势力，服务北伐：根据三位后人的特长与部众特点，诸葛亮进行差异化安置：
- 袁亮及其部众（熟悉荆州地形，多为农户）：被派往汉中，编入赵云麾下——袁亮任汉中郡丞，协助赵云治理汉中农田（推广蜀地先进耕作技术），其部众则参与汉中屯田（汉中是蜀汉北伐的前沿基地，需储备大量粮草），同时负责侦查曹魏汉中边境的防御部署（袁亮部众多为荆州人，熟悉曹魏荆州守军情况）；
- 鲍勋及其部众（擅长沿海航行，多为渔民）：被派往益州南部的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协助李恢（蜀汉庲降都督）治理西南边疆——鲍勋任永昌郡从事，率部众打造战船（利用永昌郡的木材资源），开通“永昌至交州”的秘密海路（用于刺探东吴交州情报、采购战略物资），同时训练水军（为蜀汉后续从海路牵制东吴或曹魏做准备）；
- 王基及其部众（擅长山地作战，多为山民）：被派往益州北部的武都郡（今甘肃陇南），编入魏延麾下——王基任武都郡都尉，率部众驻守武都山区（武都是蜀汉北伐凉州的必经之路），修建山地栈道与堡垒（加固北伐后勤通道），同时联络武都羌人部落（王基部众多与羌人有旧交），争取羌人对蜀汉北伐的支持；
- 深化联盟，消除东吴疑虑：诸葛亮深知东吴会警惕蜀汉接纳“浙江、福建势力”（两地部分区域属东吴或魏吴共管），于六月派邓芝再次赴东吴，向孙权说明“三位后人归蜀仅为‘兴复汉室’，蜀汉绝不会利用其势力染指东吴控制的浙江、福建区域”，同时承诺“若东吴需要，鲍勋的水军可从永昌海路协助东吴防御曹魏青州水军”——为表诚意，诸葛亮还将蜀汉在荆州南部共管区域的部分粮草储备（约五千石）调拨给东吴武陵守将，进一步巩固蜀吴联盟。
至秋八月，蜀汉不仅消化了三位归降势力，更借势强化了政治正统性、充实了北伐储备，汉中屯田粮产量较上年增长两成，武都羌人部落承诺“北伐时提供马匹与向导”，蜀汉的综合实力与政治号召力显著提升。
2. 曹魏：应对招抚降温，加固边境与舆论反击
三位诸侯后人归蜀，打破了曹魏“诸侯后人皆愿归魏”的垄断局面——黄初西年“八家归魏”后，曹魏的诸侯后人招抚潮明显降温，此次归蜀更是首接削弱了曹魏“天下归心”的政治叙事。曹丕迅速调整策略，从“主动招抚”转向“防御+反击”：
- 加固边境，阻断归蜀通道：五月起，曹魏在荆州南部、青州沿海、浙江西部三大方向加强防御：
- 荆州方向：派夏侯尚（曹魏荆州牧）增兵五千至武陵边境，增设关卡（重点监控酉水、沅水等通往蜀汉的河道），同时推行“边境编户”（将荆州南部山区的流民编入户籍，集中管理，防止其投奔蜀汉）；
- 青州方向：派张辽（曹魏征东将军）增兵三千至青州沿海，加强对福州、泉州海域的巡逻（阻断曹魏沿海势力与蜀汉的海上联系），同时严禁私人打造战船（违者族诛）；
- 浙江方向：派王凌（曹魏扬州刺史）增兵两千至会稽西部，控制括苍山山区的进出通道（防止王匡旧部或其他诸侯后人再投奔蜀汉），同时拉拢浙江本地士族（授予士族子弟官职，让其监视山区势力）；
- 舆论反击，削弱蜀汉正统性：六月，曹丕在洛阳发布《辨伪诏》，称三位诸侯后人归蜀是“被诸葛亮诱骗，非真心归汉”，指责蜀汉“借‘汉室’之名行‘割据’之实——袁遗、鲍信、王匡均为建安年间汉室忠臣，其后人却被蜀汉利用为‘炮灰’，实则蜀汉连自身都难保，何谈恢复祖上基业”。同时，曹丕下令在曹魏境内的山阳、闽中、会稽等地为三位诸侯修建祠堂（由曹魏官府主持祭祀），宣称“曹魏才是真正善待诸侯后人、传承汉室香火之地”，以此抵消蜀汉的政治造势；
- 安抚内部，稳定诸侯后人：对己归魏的八位诸侯后人（袁燿、韩融等），曹丕进一步提高待遇——袁燿被任命为“汉室宗庙令”（掌汉室宗庙祭祀，增强其荣誉感），韩融、孔乂等被派往边疆担任“联络官”（利用其人脉稳定边疆部落），同时承诺“待天下安定，将在其祖籍地恢复部分田产”，防止他们受蜀汉影响产生动摇。
至秋八月，曹魏成功阻断了诸侯后人投奔蜀汉的通道，境内诸侯后人无一人再试图归蜀，边境防御也显著加强——蜀汉后续派往曹魏境内招引诸侯后人的使者，均被曹魏捕获或驱逐，曹魏的政治与军事防线趋于稳固。
3. 东吴：平衡联盟与安全，强化东南防御
孙权对三位后人归蜀的态度极为复杂：既因“蜀吴联盟共同削弱曹魏政治影响力”而乐见其成，又因鲍勋（熟悉福建）、王基（熟悉浙江）的归蜀而警惕蜀汉“染指东南”（福建、浙江部分区域属东吴或魏吴共管）。孙权采取“联盟优先、防御为辅”的策略：
- 表面支持蜀吴联盟，实则保持距离：孙权在邓芝赴吴时，公开表示“支持蜀汉接纳诸侯后人，共抗曹魏”，却暗中下令东吴交州守将吕岱“加强对永昌海路的监控”（防止鲍勋的水军借“协助防御”之名渗透交州），同时让东吴武陵守将“仅接受蜀汉的粮草援助，不与袁亮部众发生首接联系”（避免蜀汉借袁亮势力影响荆州南部）；
- 强化东南沿海防御：七月，孙权派周泰（东吴平虏将军）率两万水军进驻福州沿海（曹魏与东吴交界区域），一方面防御曹魏青州水军，另一方面监控鲍勋旧部的残余势力（防止其与归蜀的鲍勋联络）；派全琮（东吴绥南将军）率一万陆军进驻浙江会稽（东吴与曹魏交界区域），加固山区防御，同时拉拢浙江山民（许以“免徭役”，让其远离王基旧部的影响）；
- 内部整合，巩固东南统治：孙权借“防御蜀汉渗透”之名，进一步收拢东南地方权力——将福建、浙江的豪强私兵全部编入东吴正规军（约五千人），由周泰、全琮统一指挥；同时在福建、浙江推行“海盐官营”（官府垄断海盐生产与销售），既增加东吴府库收入，又防止豪强借海盐贸易资助归蜀势力。
至秋八月，东吴在“不破坏蜀吴联盟”的前提下，稳固了东南防御，既未与蜀汉产生首接冲突，又确保了自身安全，维持了三国间的微妙平衡。
秋九月至年末：格局再平衡——三方均势稳固，博弈转向长期蓄力
黄初五年（224年）冬天，三国间的隐性博弈逐渐平息，格局从“曹魏单向优势”转向“蜀吴联合对冲曹魏”的再平衡：
- 蜀汉：借三位后人归蜀，既强化了“汉室正统”叙事，又充实了北伐储备（汉中粮草可支撑一次大规模北伐，武都羌人、永昌海路成为北伐辅助力量），诸葛亮开始制定“先取凉州，再图中原”的北伐计划，蜀汉从“夷陵之战后的低谷”逐渐复苏，具备了与曹魏局部抗衡的能力；
- 曹魏：虽失去部分诸侯后人的政治向心力，却通过加固边境、舆论反击、内部安抚，稳定了北方统治，曹丕将重心转向“恢复中原经济”（推行“新屯田制”，中原粮产量较上年增长一成五），同时整训水军（计划来年再伐吴，削弱东吴实力），曹魏的综合实力仍居三国之首，却因蜀吴联盟的强化，无法再轻易发起大规模统一战争；
- 东吴：在联盟与安全间找到平衡，东南防御稳固，经济持续发展（交州贡赋较上年增长两成，江东屯田粮储备充足），孙权将重心转向“水军建设”（打造十艘“斗舰”，水军兵力增至八万，进一步巩固长江防线），东吴作为“三国平衡的关键”，地位更加稳固——既不被曹魏吞并，又能牵制曹魏，保障蜀汉北伐的外部环境。
这场被称为“第二十五波混战”的博弈，没有疆场厮杀，却让三国格局从“曹魏领跑”变为“三足鼎立均势”——它证明蜀汉仍能通过“汉室正统”号召力吸引势力，东吴仍能通过“联盟与防御”维持独立，曹魏虽强，却无法仅凭政治向心力压垮蜀吴。三方从“短期博弈”转向“长期蓄力”，各自聚焦内部发展与战略储备，为后续十余年的三国对峙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在成都相府查看汉中屯田地图时，对魏延说：“三位后人归蜀，不仅是多了三千部众，更是让天下人知道，汉室正统仍有人追随——待汉中粮草充足、羌人归附，便是我们北伐之时。”魏延点头：“武都山区的栈道己修好，王基的部众熟悉山地，取凉州必能事半功倍。”
黄初五年的冬天，成都的蜀锦作坊昼夜赶工（为北伐储备财富），洛阳的曹魏军营加紧练兵（为伐吴做准备），建业的东吴战船在长江巡逻（守护东南防线）——三国的蓄力与博弈，在平静的表象下持续发酵，天下的走向，仍悬于三方的长期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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