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物研究所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几乎要将那盏昏黄的电灯也一并吞噬。陈尔俊教授面前的烟灰缸里，己经堆满了烟蒂。他手边摊开着两本泛黄、脆弱的线装书影印本——《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墙壁上，临时悬挂着刚刚冲洗出来的、二号洞窟壁画的照片。那个猴面人身的行者，在黑白影像中依然轮廓清晰，那双被画笔勾勒得极为传神的眼睛，仿佛穿透了相纸，正与千年之后的探寻者对望。
“时空穿越？绝无可能。”陈尔俊掐灭了又一个烟头，声音因熬夜而沙哑，却带着研究者特有的冷静，“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吴承恩不是凭空创造了孙悟空。他笔下的神魔，有着一个，或者多个，来自历史尘埃深处的原型。”
他的目光重新落回那两部至关重要的原始文献上。这两本书，一本是玄奘亲述的西行见闻，堪称地理志与风土志；另一本则是弟子所写的传记，记录了他更为私人的经历与心路历程。它们如同两把钥匙，或许能打开那扇通往真相的大门。
“我们必须假设，”陈尔俊对围坐在旁边的几位核心队员说，“壁画描绘的，是某个真实发生过，或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场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两部最接近玄奘时代的记载里，找到能与壁画内容相互印证的人与事。”
考古队的工作重心，暂时从玉林窟的野外清理，转移到了研究所内的故纸堆中。他们分工合作，逐字逐句地研读着那些用优美文言写就的文本，试图从字里行间，剥离出被神话包裹的史实内核。
数日之后，一段隐藏在《三藏法师传》中，并不十分起眼的记载，如同黑暗中划亮的一根火柴，骤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时有胡人，名石槃陀（“槃”同“盘”），请受戒，乃为授五戒……胡人甚喜，辞还，少时赍饼果更来。法师见其明健，貌又恭肃，遂告以求法之事，胡人许诺，言送师过五烽……”
“石槃陀……胡人……貌又恭肃……”陈尔俊反复咀嚼着这几个词，眼神越来越亮，“一个来自西域的胡人，主动请求玄奘为他受戒，并且承诺护送他穿越‘五烽’……”
“五烽！”小李立刻反应过来，“教授，就是我们之前推断的，玉门关外那五座控制水源的烽火台？”
“不错！”陈尔俊猛地站起身，走到墙边一幅手绘的河西走廊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瓜州（今甘肃瓜州县）以北、玉门关外的广袤区域，“莫贺延碛，八百里流沙，五烽如锁，扼守要道！这个石槃陀，承诺要送玄奘过的，就是这片死亡之海！”
线索，似乎开始连接起来了。
但石槃陀，与壁画上那猴脸人身的形象，又有何关联？文献中仅用“明健，貌又恭肃”来形容，远远不够。
“记载太简略了。”一位队员皱眉道，“‘貌又恭肃’，听起来甚至是个正面描述，跟‘猴相’实在相去甚远。”
陈尔俊沉吟片刻，缓缓道：“史笔严谨，尤其是弟子为师父作传，多有避讳与美化。且古人用词精炼，‘貌恭肃’可能指其态度恭敬严肃，未必是容貌描写。而‘明健’二字，形容其精明强健，一个常年奔波于丝路的胡商，身手矫健、动作灵敏，给人以‘猴精’般的印象，并非不可能。”
他顿了顿，指向壁画照片：“你们看，这壁画上的猴行者，虽然面相是猴，但其姿态，躬身牵马，对身后的玄奘表现出引导与护卫之姿，不也正是‘恭肃’的一种表现吗？民间的画师，或许将这种外貌特征与行为神态，进行了夸张和神化，最终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形象。”
这个解释，让众人陷入了思考。历史的真实与民间的演绎，往往就是这样相互纠缠，真实的骨架外，会生长出传奇的血肉。
“那么，玄奘法师，又为何要如此冒险，选择偷渡出境呢？”小李提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在《西游记》里，他可是大唐皇帝的御弟，手持通关文牒，风光无限啊。”
这个问题，将考古队的探寻，引向了玄奘西行起点的那段岁月。陈尔俊重新坐了下来，手指轻轻敲打着《三藏法师传》的书页，开始重构那段被小说光环所掩盖的、充满艰辛与决绝的真实历史。
时间的指针，倒转回大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日的长安城，并未往日的繁华与安定。一场罕见的霜灾与饥荒席卷了关中大地，粮食短缺，民心惶惶。更让朝廷忧惧的是，北方强大的东突厥汗国，其铁骑正在边境线上虎视眈眈，战云密布。
为了缓解京城的压力，也为了一旦战事爆发减少损失，唐太宗李世民下了一道堪称无奈的命令：打开城门，允许百姓自行出城逃荒，前往收成较好的地区就食。
一时间，长安各门，涌出了无数扶老携幼、背负行囊的逃难人群。悲泣声、车轮声、牲畜的嘶鸣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乱世流离图。
在这股灰暗的人流中，有一个身影，显得格外不同。
他是一位年轻的僧人，年纪约莫二十五六岁，身姿挺拔，面容清癯，一双眼睛格外澄澈明亮，仿佛蕴含着超越年龄的智慧与坚定。他身着一袭略显陈旧的赤色袈裟，背负着简单的行囊，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便是沉甸甸的经书和笔墨。
他，就是玄奘。此时的他，并非什么御赐的“三藏法师”，更不是皇帝的“结义兄弟”。他只是一个对佛法真理怀有无限渴求，却因国内经典不全、诸师解说歧异而深感困惑的普通僧人。
他西行的目的，纯粹而执着——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印度）的那烂陀寺，求取《瑜伽师地论》等根本经典，以解心中之惑，以正东土佛法。
然而，西行之路，何其艰难。且不说万里之遥的险山恶水，单是这第一关——“出国”，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的大唐立国未久，西北边境局势紧张，突厥势力时威胁丝路。朝廷出于安全考虑，实行严格的关禁政策，严禁百姓私自越境。玄奘曾数次上书朝廷，请求颁发“过所”（即通关文牒），但每一次请求，都如同石沉大海，被无情地驳回。
机会，就在这混乱的逃荒潮中，悄然降临。
玄奘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混在庞大的逃荒队伍中，他可以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避开官府的盘查。至于出了长安之后怎么办，玉门关如何过，西域如何行，他都无法细想，或者说，他不愿去细想。
“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这是他在佛前立下的宏愿。此刻，这愿望化为了孤注一掷的勇气。他将自己从一位持戒精严的僧人，瞬间变成了一个知法犯法的“偷渡客”。
离开长安，他一路西行，第一站便是河西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
此时的凉州，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南有吐蕃觊觎，北有突厥窥伺，是名副其实的战争前线。城防严密，盘查森严，没有通关文牒，任何人不得西行。
玄奘被困在了凉州。
他没有急躁，更没有退缩。既然无法通过，他便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声望，在凉州城内开坛讲经。他精深的佛学修养和超凡的辩才，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信众，其中不乏往来于丝路的西域胡商。
这些胡商，成为了玄奘了解西域情况的重要渠道，也无意中，成为了他“名声”的传播者。他们被这位年轻僧人的风采所折服，将“中国有一位玄奘法师，佛法高深，欲往天竺取经”的消息，随着商队，带向了西域各国。
然而，福兮祸所伏。这远播的声名，也很快传到了凉州都督李大亮的耳中。
李都督闻听此事，大吃一惊。一个没有通关文牒的僧人，竟敢图谋出关？这在当时是重罪！他立刻下令：“严查玄奘僧人，一旦找到，立即遣返长安！”
抓捕的风声，悄然传到了玄奘耳中。
危急关头，凉州当地一位虔诚的佛教官员暗中报信，并协助玄奘，在官差到来之前，连夜逃离了凉州城。
接下来的路途，玄奘只能昼伏夜出，避开官道，沿着偏僻小径，向着下一个关键节点——瓜州（今甘肃安西县锁阳城）潜行。
而就在玄奘历尽艰辛抵达瓜州，以为可以稍作喘息之际，一场更大的危机，正悄然降临。从凉州发出的，写着玄奘体貌特征、要求沿途州县缉拿并遣返的“海捕文书”，己经以更快的速度，递送到了瓜州刺史的手中。
历史的画卷，在考古队员们的研读与推理中，缓缓展开。那个在壁画上面容沉静的取经僧，在真实的历史上，其旅途的开端，竟是如此的仓皇、窘迫，充满了无法预知的危险。
陈尔俊合上了面前的《三藏法师传》，目光再次投向壁画上那个猴脸行者。
“如果石槃陀就是这壁画中行者的原型，那么，他应该很快就要登场了。就在瓜州，就在玄奘陷入绝境之时。”
研究所的窗外，天色己近黎明。戈壁滩的尽头，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新的发现，如同这即将到来的晨光，虽然微弱，却己清晰可见。而那个名为石槃陀的胡人，即将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牵着他的马，走向玄奘，也走向一个永恒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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