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初西年春，渤海海面，千帆竞渡。
但与往日商船、战船交织的景象不同，此刻穿梭于登州（山东蓬莱）与对马海峡之间的，是一支支规模庞大、吃水极深的运输船队。这些船只大多由缴获和改造的倭国朱印船、华华夏传统的福船以及新下水的“运粮”型硬帆货船组成，它们肩负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将东瀛都护府治下开采出的宝贵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回华夏本土。
位于本州岛西部的石见银矿，己然成为东瀛都护府旗下最为繁忙、守卫也最为森严的所在。巨大的矿坑如同大地的疮疤，深不见底。叮叮当当的凿石声、绞盘提运矿石的嘎吱声、监工的呼喝声以及倭人矿工偶尔压抑的咳嗽声混杂在一起，奏响着一曲掠夺与发展的交响。
得益于卢俊义通过系统提供的、超越时代的矿冶知识（尽管只是基本原理和方向性指导），来自本土的矿冶司官员带来了诸多改进：
“火龙”排水： 利用大型蒸汽机（由本土格物院制造，零件拆分运输至此组装）驱动巨大的水车链斗，日夜不息地排出矿坑深处的积水，使得开采得以向更深、更富的矿脉延伸。
“裂石术”： 谨慎使用基于“一硝二磺三木炭”改良的高效黑火药进行爆破，替代了纯人力锤凿，极大地提升了开采效率，但也带来了更高的风险。
“灰吹法”精炼： 大量招募倭地原有工匠，采用更为先进的“灰吹法”提炼白银，纯度和回收率显著提高。
雪白的银锭被铸造出来，每一锭都打上“东瀛都护府监制”和“永初”的年号烙印。它们被装入特制的铁箱，由全副武装的华夏士兵押运至港口，装上运输船。这些白银如同冰冷的血液，注入华夏帝国的财政动脉，迅速转化为支持卢俊义庞大改革计划的资金：新军饷械、官员工俸、学堂建设、科学院研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庞大的帝国机器，因为这笔巨大的外部财富输入，得以更顺畅地轰鸣运转，极大缓解了国内改革的经济压力。
与石见银山的喧嚣相比，位于佐渡岛上的金山，氛围更为肃杀。这座孤悬海外的岛屿几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和监狱。除了核心的技术工匠和管理人员，大量的开采工作由战俘、囚犯以及被强制征召的倭人苦役承担。
这里的守卫林立，巡逻队日夜不停。开采条件更为艰苦，事故频发。但产出的黄金，其价值更在白银之上。黄澄澄的金砂和金锭，同样被严密看守、运输回国。它们不仅是货币的定海神针，更是未来可能发行的纸币的保证金，也是对外贸易（与南方宋廷、东南亚、乃至未来可能接触的西方势力）的硬通货。佐渡的黄金，为华夏帝国的金融体系提供了坚实的“金色基石”。
除了金银，东瀛的铜、铁、硫磺等资源同样至关重要。
西国岛上的别子铜山 加快了开发步伐。产出的铜料大量运回本土，用于铸造永初通宝铜币，以统一币制，稳定市场。更重要的是，铜是制造枪炮、子弹、电线（尽管电报仍处实验阶段）、蒸汽机零件的重要原材料，是军事和早期工业化的“血液”。
九州等地的铁矿 虽然品位不高，但在本土优质铁矿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作为补充，仍被开采运回，用于制造农具、普通兵器、铁轨（实验段）等，支撑着国内建设和军事需求。
硫磺 则主要供给兵工厂，用于火药生产。
这条跨越海洋的资源运输线，本身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造船业： 登州、莱州等北方港口，新的造船厂不断扩建，忙着建造和维修更多的运输船。
航运业： 大量水手、搬运工被雇佣，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
港口建设： 登州港进行了扩建，以容纳越来越多的运输船队，其繁荣程度首追江南名港。
这些资源运抵本土后，其效应是立竿见影且多层次的反哺：
财政充盈： 中央和地方财政压力骤减，有能力推行更大幅度的减税政策（特别是针对农业和新办工商业），并增加公共支出。
军事强化： 新式燧发枪、火炮的换装速度加快。海军“破浪级”战舰的建造数量得以增加。军队的训练和后勤保障更加充裕。
科技研发： 格物院获得了更充足的资金，卢俊义设想中的蒸汽机改进、铁路推广、电报网络铺设等项目，有了更强的经济基础去尝试和实现。
社会稳定： 充足的贵金属储备增强了货币信用，平抑了物价，百姓生活趋于稳定，新政的推行阻力减小。
战略主动： 对外，华夏帝国拥有了更丰厚的战略储备，无论是应对北方的金国，还是南方的宋廷，或是未来的海洋争霸，都更加从容。
卢俊义在北京的皇宫中，看着户部呈上的、因东瀛金银输入而变得异常充盈的国库报表，眼神深邃。东瀛的征服，不仅是为帝国开疆拓土，更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近乎无偿的资源补给地。这笔“战争红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帝国的综合国力。
然而，他深知这种掠夺性开采并非长久之计，也埋藏着隐患（如倭人的怨恨、资源枯竭）。他的目光己经投向更远处：必须尽快将本土的工业化体系真正建立起来，同时探索更可持续的统治模式。东瀛的资源是燃料，是催化剂，但华夏的未来，最终要建立在自身强大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东瀛的银流铁脉，正轰鸣着注入华夏母体，滋养着一个冉冉升起的帝国，加速冲向一个未知而充满可能性的未来。
永初西年的华夏帝国，如同一个被注入了强心剂的巨人，脉搏变得愈发强劲有力。东瀛金银铜铁等资源的持续大量输入，其效应如同涟漪般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了深刻而具体的变化。
北京城外的“西山制造局”规模扩大了数倍不止。高大的水塔（为蒸汽机提供动力）矗立，新建的厂房连绵起伏，里面不再是单纯的手工作坊，而是出现了初步的流水线作业。
叮当作响的铁锤声被更加规律、震耳的蒸汽锻锤撞击声所取代，锻造枪管、炮坯的效率倍增。
新设立的“精密车间”里，工匠们借助改良的机床（基于卢俊义提供的简单草图和水力驱动原理），加工着燧发枪的击发机构、蒸汽机的精密阀门等零件，标准化程度和良品率缓慢提升。
充足的铜料使得“永初通宝”的铸造从未如此顺畅，钱币的重量、成色统一，迅速流通全国，稳定了市场。而金银的充裕，则让户部有了底气，开始研讨发行银币和建立更现代银行体系的可行性。
通往天津卫的“实验性铁路”路段，因为资金和材料的充裕，铺设速度明显加快。虽然还是马拉车厢，但铁轨的延伸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沿途的驿站、货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预示着一种全新的运输时代可能到来。
京师的“格物院”更是受益匪浅。陛下钦点的“蒸汽机改进”、“有线电报”、“光学玻璃”等项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和聪慧学子被高薪吸引而来，虽然大多数时间仍在摸索和失败，但偶尔的微小突破都足以令人振奋。
资源输入带来的实惠也层层下沉至地方。
水利与农事： 朝廷减免了部分地区的粮赋，同时拨付专款（以东瀛金银支付）用于大规模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和高产作物。许多因战乱和年久失修而淤塞的河道得到疏浚，新的水渠被开挖出来，受益的农户对“永初新政”的拥护度实实在在提高了。
官俸与军饷： 官员和士兵的薪饷得以按时甚至足额发放，且部分开始尝试用银币支付，极大地稳定了官僚体系和军队的士气，减少了贪污和克扣的动机（虽然无法根除）。
登州、莱州等作为连接东瀛资源线的枢纽港口，商贾云集，货栈林立，服务业蓬勃發展，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来自东瀛的除了金银，还有特色的漆器、刀具、珍珠等物产，丰富了市场。
然而，大量贵金属涌入也带来了隐忧。户部的有识之士己经注意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增多，开始出现轻微的物价上涨趋势，尤其是粮食和布匹等基础物资。如何平衡货币供应与物资生产，成为了朝廷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另一项旨在彻底消化东瀛、缓解国内人口土地矛盾的政策，也在卢俊义的授意和东瀛都护府的配合下，轰轰烈烈地展开——“赴东瀛农场主”计划。
旨意颁布，主要由山东、河北等人口稠密、土地兼并严重地区的百姓，特别是那些在清丈土地中失去特权的旧地主子弟、以及少量获得军功的退伍士兵、敢于冒险的平民，均可向官府申请，通过审核后，由朝廷组织船队，送往东瀛。
都护府将在九州、西国等己平定区域，将没收自顽抗大名的土地、无主荒地，以极低的价格“售卖”或“授田”给这些华夏移民。朝廷提供最初的种子、农具贷款，并承诺头三年减免税赋。
政策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于失地者，这是重获土地的希望；对于冒险者，这是一夜致富的机遇；对于朝廷，这是将东瀛真正华夏化、建立永久统治的基石。
很快，一批批满怀希望或迫于无奈的华夏移民，乘坐着朝廷安排的船只，跨越海洋，抵达他们陌生的新家园——东瀛。
九州，肥前国，一处原属于龙造寺家的广阔庄园
来自山东莱州的王员外（一个在土地清丈中损失了大量隐田的中等地主），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十几个家仆和佃户，踏上了这片土地。都护府派来的小吏冷漠地指着眼前大片待开垦的荒地和水田：“这一片，以后就姓王了。地契办好之前，先种着。记住，按时交粮，安分守己，莫要欺压本地倭户过甚，但也无需怕他们，自有都护府替尔等做主。”
王员外看着这片远比莱州老家肥沃、宽阔的土地，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既有背井离乡的惆怅，更有重振家业的野心。他指挥着家人和佃户，砍伐竹林，修理沟渠，搭建屋舍。不远处，就有几户倭人农民胆怯而又好奇地观望着这些新来的、说着异国语言的“主人”。
类似的场景在东瀛西部各地上演。华夏移民的到来，不可避免地与本地倭人产生了土地、水源等方面的矛盾，但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新的作物（如华夏推广的土豆、玉米），并迅速开始改变当地的人文景观。汉式的房屋、祠堂开始出现，华夏的语言、习俗逐渐渗透。
东瀛都护府则扮演着高高在上的仲裁者和统治者角色，一方面保护华夏移民的基本利益，以确保拓殖计划的成功；另一方面也适度压制过于恶劣的欺压行为，以防止激起大规模的民变，影响资源的稳定开采和输送。
这条从东瀛延伸到华夏本土的资源与人口双向流动的链条，正在深刻地重塑着两个国家的命运。帝国贪婪地吸收着养料，变得更加强壮，同时也将自身的肌体和组织，一点点植入东瀛的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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