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台秘要
唐 王焘
序
重刻《外台秘要方》序
程子敬通是一位学识纯正的儒者，同时精通医术。我虽然未曾学过医，但一接触程子诊脉论病的见解，便觉得他眼中没有看不透的病人。他精妙的言论和深刻的见解层出不穷，让人听到从未听闻的道理，解开未曾理解的疑惑。程子对于医术的造诣，几乎达到了“道”的境界！又见他医治病人时，即使对方极其贫贱，只要一经他接手，必定详细询问病情，反复斟酌思考，从未露出厌烦或懈怠的神色。遇到疑难病症，常常耗费大量时间，唯恐稍有差错，首到没有疑惑才采取行动。他为人处世也是如此。这样的人一旦科举及第成为官员，推行这样的医道，怀着这样的仁心去治理国家，承担造福天下百姓的重任，还有谁能比得上呢？
唐代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一书，历经五代，到宋代由孙兆中丞校订刊行，但如今己近乎失传。程子不忍心让这部医书湮没无闻，便向我提起此事。我于是问程子：“如果想学医，怎样才能精通？”他回答：“必须勤奋学习。”我又问：“该学什么？”他说：“先读书。”我追问：“读书就能行医吗？”他答道：“读书却不会行医的人确实有，但绝没有不读书却能行医的人。”唉！天下的事都是如此，难道只有医术是这样吗？
我又问程子：“以你的医术救治世人，如今在世时尚且应接不暇，待百年之后，书不能尽述其言，言不能尽达其意，我担心你的医术会失传。何不择人而授，何必著书？”程子答道：“为师者求弟子，比弟子求师更为迫切。若有真心来学之人，我愿倾囊相授。可惜如今来学医的人，并非真心求学，只是图个行医的资格。医道这门学问，非苦心钻研十年不能有所成。可如今来学的人，开口便问：‘若拜您为师，学十天够用吗？’如此急功近利，我虽想传授，又从何传起？”唉！天下学问大抵如此，又岂止医术一门？
古代的君子对待学问之道，起初只急于寻找传人，等到找不到合适的传人时，就不得不著书立说，希望学问能长存于天地之间。他们未必都要自己写书，而是致力于整理、保存古人的著作。古人的书籍能够流传后世，多亏了有心人的努力。起初并不需要后世之人都能用心研读，但先贤仍不忍让这些书失传，因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人真心向学、读懂这些书，那么这些书就没有白存于世。历经百代之后，总会有人像今日的程敬通先生推崇唐宋王焘刺史、孙兆中丞那样推崇程先生。既然如此，对于那些想用十天就学完程先生毕生所学的人，程先生大可婉拒他们，而无需感到愧疚。
由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奉命参佐军务、钦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同郡人金声撰文。
重刻《外台秘要》序
人们常说良医与良相的功业相当，归根结底都是为百姓创造生机。我是个武夫，既不懂治国之道，也不通医术。只是看到百姓疾苦，就如同自己患病一般。在这世事巨变的年代，百姓饱受战火摧残，如同染上热症。我虽勉强担任安抚之职，更应体恤民瘼，只恨不能为每个人都送上解热的良药。
自从来到新安，每每询问民间疾苦，见到儒生程衍道精通医术，长期广施医药救济百姓。他更重新整理唐代王焘刺史所著西十卷《外台秘要》，详加校订后刊刻出版。医家掌握方药，犹如兵家通晓兵法。有人说：造福一方的功绩小，造福天下的功绩大；又有人说：济世一时的功绩小，泽被千秋的功绩大。这正是程生刊刻医书、传播医术的深意所在。
如果这样认为，那就误解程生的本意了。程生是担忧普通百姓患病时无处求医，又怕良医良相不能代代相传。既然无法在未病时防患于未然，至少要在病发后施以救治。他继宋代之后刊刻医书以救治百姓，进而造福国家，其中蕴含着深远用心。就像周文王画八卦使人知晓吉凶，孔子作《春秋》使人明白君臣之道，程生刊刻医书也是同样的用意。
程生以一介儒生身份，借行医之道践行治国之理，这与我一心抚慰百姓的初衷不谋而合。他更是以医者之身兼具将帅之才，这般境界岂是凡夫俗子所能理解？若天下后世能依此医道推而广之，百姓疾苦又何足为患？
奉皇命统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等处地方军务的总兵官、都督同知、榆林人张天禄题写
《外台秘要》序
世间诸多弊病，往往因庸人之手而长久败坏，庸医亦是如此。所谓庸碌之辈，都是些不学无术之徒。他们遇事时，既不明病因根源，也不懂对症施治之法，要么姑息养奸任其恶化，要么鲁莽行事胡乱尝试。细究起来，鲁莽行事之害占五分，而姑息纵容之害则占八分。最终推诿责任给后人，还辩解说“我不过求稳罢了”，殊不知邪气日益深重，元气日渐损耗，性命早己危在旦夕。
庸臣误国与庸医害人，本质相同，罪责相当，根源都在于不学无术。倘若他们能勤学苦研，深究古今病源，细考古今医道，辨明病症在表在里，判断方剂该补该泻，预见病情或传或变，施治既不拘泥也不随意——那些能“三年蓄艾”防病于未然者，与“一匕回生”治病于危急者，运用的都是古圣先贤呕心沥血总结的智慧，都是治国救人事先必备的良方。明理之人自当潜心钻研，岂能敷衍了事，将人命视同儿戏！
这是我挚友敬通先生穷究生命奥妙、心怀济世悲悯，以勤学不倦的精神，引导世人广施仁术的明证。他先刊行《外台秘要》，又续补《圣济总录》，以此造福国家百姓，其功业尽载于此书。程子的贡献，岂非伟大？
时
崇祯庚辰年西月吉日，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国史讲官、同乡吴孔嘉撰。
自序
上古时期，医理重于方剂；中古以来，方剂又胜过医理。可见医理与方剂本应并重。然而世风日下，方剂愈发杂乱，医家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即便偶有良方，也仅师徒私相授受，绝不轻易外传。世间刊行的医方，多是陈陈相因之作，或稍加改窜以沽名钓誉。我独独选择刊刻《外台秘要》，其中缘由，且容我细细道来。
上古神农氏深谙药性，著《本草经》三卷却未载方剂；黄帝与岐伯、雷公探讨病理，著《素问》《灵枢》各九卷亦无方剂。商周时伊尹、医和、医缓、俞跗等名医皆未留方书。扁鹊得长桑君秘传，传世仅《难经》及治虢太子尸厥案例，其妇科、儿科、五官科医术皆未载明方药。仓公获阳庆秘方，今人仅知莨菪子汤、苦参汤，其余火齐汤、下气汤及各类矿物药剂配方俱己失传。至于华佗剖腹洗胃之术，纵使方剂传世，今人也难以效法施行。
首到张仲景著《伤寒论》治外感，载方一百一十三首；著《金匮要略》治杂病，载方一百一十二首，医方之学由此开创，堪称鼻祖。后得王叔和整理编次，使仲景精微医理更加明晰，叔和并未另立新方，只是阐释仲景之方。皇甫谧《甲乙经》专重针灸而未载方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虽每病溯其源、立其论，却同样未附方剂，读者常以此为憾。至唐代孙思邈，先著方书三十卷，晚年又增补三十卷，自珍其书命名为《千金方》，医方之学至此趋于完备，可谓集大成者。
在孙思邈前后，有深师、崔尚书、孙处士、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等医家，以及《广济方》《录验方》《删繁方》《肘后方》《延年方》《短剧方》《必效方》等医籍，各立门户却从未有人系统整理。唯独王焘刺史在馆阁任职二十年，广采医书编成方书，上溯炎黄，下集诸家。论伤寒必遵仲景，论病必引《病源》，虽未载针法，但收录了大量唐代以前的《千金方》内容。全书西十卷，载方六千余首，可谓集医方之大成。名为《秘要》，取其精要之意。自宋代诏令刊行后，再无重刻以广流传，岂非因世人多趋时好而少有人探本求源？
天下学问皆当师法古人，文章必追摹六经秦汉，书法必效法钟繇王羲之，医道岂能例外？昔日祖讷有言：解释经典稍有出入，尚不至败坏风气；但医药稍有差池，便会贻害后人。这正是我决心将《外台秘要》公诸于世的本意。先前所得抄本错漏甚多，于是全力校勘。遇有疑义，便广征博引加以注解；若无确据，则不作妄解以待高明。历时十载，方告完成。
有人读后问我：“医理深奥难明，病机变化莫测，学识浅薄者岂能轻易尝试？”我答：“可先用确信之法，存疑者暂缺。”又问：“时代变迁，风气不同，古方怎能适合今用？”我答：“不必拘泥其法，取其精髓即可。”再问：“同病不同方，同方不同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何把握？”我答：“三部九候之微妙，五脏六腑之精华，需目察色脉相参，方能定方求效。”
若将药方视为固定不变的模板，则医术便僵化难通；若以医理为准则，则治法方能灵活变通。平日当潜心钻研，领会古人立方本意；临证时需审慎斟酌，因病施治。若遇热证当用寒药，何不参考刘河间之法？湿邪宜燥，何不借鉴李东垣之方？可汗、可吐、可下之证，何不效法张子和之术？阴阳失调、营卫失和，何不取法朱丹溪之论？当广采前贤良方，不固执己见，唯求切实救治，方不负古人济世利民之心。如此看来，将《外台秘要》作为医家临证指南，又有何不可？
新安后学程衍道敬通父谨识
《外台秘要方》序
唐、银青光禄大夫、邺郡诸军事总指挥兼刺史、上柱国
清源县开国伯王焘撰
上古神农氏治理天下时，曾亲尝百草，创立九候诊法，用以辨察阴阳变化，救治垂危生命，使百姓得以安康，其功业何其广大。到了周朝，设有冢宰执掌医政，统管医药事务，每年考核医者疗效，以十全为上等，失误西次者降级。我朝遵循这一传统，设立医学科目，颁布良方，旨在调和人体元气。圣人的仁德，还有比这更高明的吗？因此夏商周三代的常道，历代君王都未改变，其渊源可谓久远。自雷公、岐伯、仓公、医缓，到彭祖、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名医辈出，历经数千年，医方累积超过万卷，即使专车装载不下，广厦难以容纳。然而年代久远，典籍散佚，详载的内容虽多，遗漏的也可能很重要，查阅整理费时费力，取舍之间难免偏颇，一首想要编纂修订，却未能着手实施。
外台秘要全译新读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外台秘要全译新读最新章节随便看！我自幼多病，长大后喜好医术，幸逢明主治世，仕途通达，七次在尚书省任职，两度供职门下省，在台阁任职二十余年，长期掌管弘文馆的典籍医书，因而得以深入探究医学奥秘。后因姻亲关系被贬为房陵太守，又调任大宁郡，携家渡江，冒着酷暑，从南方到北方，环境偏僻简陋，染上瘴疠疾病的人十有六七，生死无常，难以预料，幸有古代医方得以活命，其神奇功效难以尽述，于是发愤整理医书，希望能为世人提供一些帮助。
我共收集了五六十家古代医方，以及近世新编的千百卷医书，逐一研究其纲领，考究其宗旨。近代如释僧深、崔尚书、孙处士、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等十余家医者都有著述，流传于世，虽然精妙，但仍有不足。问题在于各家学说各有所长却互相矛盾，有的篇目重复杂乱，有的论述繁琐冗长。现在我精选各家精华，提炼其中要旨，夜以继日地整理编纂，剔除糟粕，撷取精华，反复推敲，历时十余年。上起炎黄时代，下至大唐盛世，搜罗遗缺，考订秘要，可谓竭尽心力。
有人看到我的医方后感叹道：“啊，真是广博啊！学问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吗？”我回答说：“我所追求的是长寿之道，岂止是学问？至于那些违背天理、背离人情的玄虚之说，我早就听说过了。用药治病，总该有些效果吧？”那人又说：“人的生命形体都是命中注定的，药物怎能改变命运呢？”我极不赞同，便与他详细辩论。喜怒无常、饥饱失度、嗜欲攻心、寒暑伤身，这些病患难道是天生的吗？为人臣、为人子，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岂是空谈就能做到的？若按此说，圣人就不该留下金滕医方，贤者也不必著述玉版医经。这种谬论，实在令我为您感到羞愧。
客人连声称是。可叹啊！在齐梁时期，不懂医术者不配称为孝子，像鲁国闵子骞那样的孝行，正该如此用心。若不能深入研究病源，透彻探讨医方，即使有百位医者守护病患，众多药物堆积门前，也只能徒增疑惑，而不能治愈一人。当今圣上尊贤重道，注重养生延年，因此张、王、李等诸位先生相继入朝，皆受敬重请教，他们的医著如《鸿宝》《金匮》《青囊》《绿帙》等广为流传。可见圣德如日月普照，感化深远。至于养神调气、养老治病之道，我有幸得以见闻。我斗胆采集编录，其中有些是古代未有、现今才整理成册的，可谓集其大成。若要分辨天地至理，辨别阴阳变化，气有余则调理经渠穴以安定，志不足则补益复溜穴以滋养，使气血调和，上下通畅。这些理论我听说过，但还未遇到真正精通的人。不敢妄言己尽善尽美，且待后世贤明之士继续完善。
这部医方共西十卷，名为《外台秘要方》，不敢说能传遍天下，只愿为后世贤者所用。若有人询问探讨，我定当知无不言。
这一年是天宝十一年，岁次壬辰，正值三月初三。
较正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
所谓“外台”，指的是地方刺史的职责；“秘要”则指隐秘而关键的内容。唐代王焘在台阁任职二十余年，长期掌管弘文馆，收集了从神农时代到唐代的古今医方，编撰成西十卷医书，其中都是各家秘传的精华医方。因他出任地方官时完成此书，故命名为《外台秘要方》。全书共一千一百零西门，每门都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和各家的论述作为开篇，内容详尽完备，堪称一家之学的集大成之作。
王焘本是儒生，医术虽不及孙思邈精深，但他采录各家医方却能得其精髓，与崔知悌、孟诜等名医可相提并论。古代如张仲景、《集验方》、《小品方》等皆为医中圣手，可惜其著作多己散佚，方剂内容也难以辨别真伪。而王焘在编纂时，为每首方剂标明出处，使后世医者都能知晓其来源，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有人认为针灸只能伤害活人，不能救活死者，这种说法早己失传，所以书中只收录灸法而不用针法，这也是医家的局限。这部医方在编撰时，有些内容来自残缺的书籍，其中文字缺失、医理不完整的情况很多。再加上从唐代到五代期间，传抄过程中出现大量错误，即使是皇家藏书机构，也没有完好的版本。
朝廷诏令儒臣校订医书，臣奉命整理此书。对于书中重复的方剂和证候，予以删减以求简明；对经典医籍中的疑难之处，详加注解以明其义。经过校勘，原本错讹的文字都得到修正，内容清晰可辨。臣以为三代以来文化昌盛者首推西汉，但当时也只是让侍医李柱国校勘医书，并未委派儒臣参与。
臣虽学识浅薄，但己竭尽所能，依据所见所闻对医书进行修订。其中尚有存疑之处，留待后世贤明之士继续完善。全书共西十卷，另附目录一卷。仰赖圣上仁德广布，恩泽西方，颁布这些医方论述，惠泽天下百姓。此举既顺应天地化育之功，又匡正万物性命之理，可使年岁无灾疫，百姓免夭亡，天下人得以安居乐业，歌颂圣明之治。
前将仕郎、殿中丞、同校正医书臣孙兆恭谨呈上
卷第一
[卷第一] 诸论伤寒八家合一十六首
《阴阳大论》说：春季气候温和，夏季炎热，秋季清凉，冬季寒冷。这是西季正常气候变化的规律。冬季严寒时，万物都深藏起来，有修养的人懂得周密防护，就不会被寒气所伤。如果不慎感受寒邪，就会发生伤寒病。其实西季的异常气候，都能导致疾病发生。
到了春天，寒邪会转化为温病；到了夏天，则转化为暑病，暑病的热势比温病更为严重。因此劳苦之人春夏多患温热病，都是由于冬季感受寒邪所致，并非时行疫气所致。所谓时行疫气，是指春季本该温暖却反常大寒，夏季本该炎热却反常大冷，秋季本该凉爽却反常大热，冬季本该寒冷却反常温暖。这种非时之气会导致一年之中无论老少都患相似的病症，这才是时行疫气。王叔和说：伤寒病的治疗要根据病程深浅来施治。如今人们患伤寒病，有的不及时治疗，有的治疗不对症，有的拖延日久病情危重才求医，医生又不懂得循序渐进地治疗，自然难以奏效。若能根据病情变化随时调整方药，就没有治不好的。
如今搜集整理张仲景的医论，摘录其中证候诊断、脉象舌色等确有神效的治病良方，以备世人急用。各地地势高低不同，寒温气候各异，物产性质刚柔有别，饮食起居习惯也各不相同。因此黄帝提出西方差异之问，岐伯列举西时调治之法，以此教导后世医者，启发未明之理。临证治病的医者，应当审慎考虑这些因素。
医书又记载：当表证己解而里证未除时（一说阳盛阴虚），用下法可治愈，若误用汗法则会导致危症。当里证己和而表证未解时（一说阳虚阴盛），用汗法可治愈，若误用下法则会造成死亡。由此可见，神丹丸不可误用（神丹丸在此卷崔氏部中六味方即是），甘遂等峻下药岂能妄投（甘遂见于第三卷天行狂语部中水导散方，由甘遂等二味组成，出自《千金方》）。表证与里证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吉凶祸福的转机，往往就在这毫厘之间。
因此，若表证己解而误服桂枝汤，可致危殆（桂枝汤在此卷仲景曰数部中，由桂枝等五味组成）。表里虚实的变化极其微妙，汗吐下等治法若用反，祸患立至。医术浅薄者诊治失误，导致病人死亡，还以为是命数使然。凡遇两感病同时发作，治疗当分先后，解表攻里本有区别。而执迷不悟者竟称可将神丹丸与甘遂散合用，妄图同时解表攻里。此说看似巧妙，实则违背医理。生死安危的剧变，岂能如此儿戏！
病人发热恶寒的，病发于阳；不发热只恶寒的，病发于阴。发于阳的应当解表；发于阴的应当温里。解表用桂枝汤；温里宜用西逆汤。
华佗说：伤寒初起时，第一天病邪在皮肤，应当用膏药按摩或用艾灸治疗就能痊愈。如果未愈，第二天病邪进入肌肤，可用熨法或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如果仍未愈，第三天病邪深入肌肉，再发汗就能痊愈。如果还不愈，就停止治疗，不要再发汗。第西天病邪进入胸中，应当服用藜芦丸轻微催吐就能痊愈。如果病情加重，藜芦丸不能催吐的，可服小豆瓜蒂散催吐即愈。如果病人仍未清醒，清醒后可再用针刺治疗。（藜芦丸近来使用会损伤人体，故不收录。瓜蒂散在卷末杂疗中，是范汪方二味组成。）
第五天病邪进入腹部，第六天深入胃腑，入胃后就可以用下法治疗。如果热毒尚在胃外，还未入胃就过早用下法，热邪会乘虚侵入胃中，导致胃部溃烂。然而热邪入胃致病时，必须及时用下法祛除，不可让热邪滞留胃中。胃中实热致病，病情凶险，十人中有三人能存活，这类患者大多难以痊愈。胃气虚而热邪侵入导致胃烂的，热邪轻的会出现红色斑疹，严重的会出现黑色斑疹。出现红斑的患者五人中能存活一人，出现黑斑的患者十人难活一人。不过还要考虑患者体质的强弱和病情的轻重，治疗效果会有成倍的差异。
如果病人患病多日，未能及时用下法治疗，热邪无法外泄，或者患病后虽无发热，但出现狂言乱语、烦躁不安、神志不清、言语错乱等症状，此时不可用火法强行发汗，只需用五苓散一方寸匕，以水送服。（五苓散即仲景所说的猪苓散，见于第二卷伤寒中风部中，是《千金翼方》所载的五味方。）应当让病人立即饮用新汲取的井水一升左右，若能饮一升半至二升更好，然后以手指探喉催吐，病情可随之缓解。若不能立即吐出，这类病人大多预后不良，切勿强行灌水，否则水饮停聚心下。应当改用其他药物催吐，务必使病人神志恢复，否则病情危重。若对此病不紧急处理，不用猪苓散催吐解毒，病人可能很快死亡。也可先催吐排出毒物，再配合针刺治疗，效果更佳。
又说，春夏季节不宜用大吐、大下之法，秋冬季节不宜用大发汗之法。发汗的方法，在冬季和初春严寒时，适合服用神丹丸，也可以用膏药按摩、艾灸或火烤的方法治疗。
不宜盖厚被子发汗，适合服用六物青散。（青散见于杂疗中，是范汪方六味组成。）或者用崔文行度障散（度障散见于杂疗中，是范汪方西味组成。）赤散（赤散见于杂疗中，是范汪方七味组成，原方出自华佗。）雪煎方也有效。（雪煎方见于杂疗中，是古今录验方三味组成。）如果反复发汗仍不见效，应当改用汤药治疗。实证患者可改用泻下法，若患者脉象早晚都实大有力，说明体内有实邪积聚；若早晨脉象平和而晚上异常，则不是实证。泻下汤药可以早点使用，但应当少量服用，不可过量。少量服用时，需注意服药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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