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得像泼了墨，知青宿舍里的呼吸声此起彼伏。李建国的呼噜打得震天响，王建军翻了个身，床板发出“吱呀”一声轻响。刘卫红却没睡着，她侧身躺着，眼睛盯着窗外的月光，手里攥着那个记满排练细节的小本子，指尖把纸页捏得发皱——这几天的排练，像根刺，扎在她心里，拔不出来。
她总觉得不对劲。
自从上次王队长调和后，陈知远没再教过“明显不对劲”的唱法，可排练时的“异样”却没消失。周明的笛子过门总爱拐个软弯，不像广播里那样首愣愣的；赵春梅的唱腔更“顺”了，尾音里总裹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软劲儿，唱到“人一走，茶就凉”时，那点劲儿尤其明显，像极了她小时候在上海弄堂里听过的“旧戏调子”。
白天排练时，她盯着小本子记，逐字逐句比对广播里的样板戏，却挑不出实质性的错——歌词没改，调子没偏，连最“可疑”的笛音弯转，周明都说是“学村里老调子悟的”，老调子算不得“封资修”，她没理由反驳。可心里的警惕，却像春天里的草，越冒越密。
她想起出发来插队时，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到了农村，要守规矩，要护着革命的根，不能让歪门邪道钻了空子”。她是带着“改造思想、坚守原则”的念头来的，红星屯的宣传队是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绝不能让陈知远的“旧戏底子”污染了这块阵地。
翻来覆去熬到后半夜，刘卫红悄悄坐起身，摸出藏在枕头下的煤油灯，用火柴轻轻点着。昏黄的光在黑暗里晕开一小片，她怕吵醒其他人，把灯芯拧到最小，然后从行李里翻出一张公社发的空白信纸，还有一支灌了蓝墨水的钢笔——钢笔是她从上海带来的，笔帽上刻着“为人民服务”，是她最珍视的东西。
她把小本子摊在膝盖上，钢笔尖悬在纸上，却没立刻落下。小本子上记满了她观察到的细节：“三月二十一日，周明笛音过门拐三次弯，非样板戏标准”“三月二十二日，赵春梅唱‘相逢开口笑’尾音拖长，带软转”“三月二十三日，陈知远指导身段时，赵春梅转身有‘绕腰’动作，疑似旧戏身段”……
这些细节单独看，都算不得“错”，可连在一起，却像张网，隐隐罩着“非样板戏”的影子。她咬着钢笔尖，眉头皱得紧紧的——写报告，还是不写？
写，没有实据，万一公社觉得她“小题大做”，反而落个“扰乱团结”的名声；不写，万一陈知远真在“悄悄传旧戏”，等公社检查时出了问题，她这个“监督”难辞其咎，红星屯的名声也会受影响。
窗外的风刮过，吹得窗户纸“哗啦”响。刘卫红看着纸上的“为人民服务”，忽然想起在上海时，她作为红卫兵代表发言的场景，那时她说“要做革命的哨兵，绝不放过任何歪风邪气”。现在，她就是宣传队的“哨兵”，不能因为“没实据”就退缩。
她深吸一口气，钢笔尖落在纸上，字迹工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认真：
“公社领导同志：
现将红星屯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期间发现的疑似问题汇报如下：宣传队指导陈知远（北京知青，京剧世家出身），在指导《沙家浜》‘智斗’选段排练时，存在引导队员使用非样板戏标准唱腔及乐器技法的情况。具体表现为：笛手周明的笛音过门多次出现‘软弯转’，偏离广播标准；队员赵春梅的唱腔尾音带有‘旧戏式’拖转，与革命样板戏的‘刚劲’风格不符。
经多次提醒，陈知远仍未纠正，且其曾在宿舍藏有旧戏服（此前己提醒其处理，未获回应）。虽目前无明确证据表明其传播封资修内容，但上述‘异样’恐存在风险，需警惕其借‘调整唱法’之名，夹带旧戏元素，污染革命宣传阵地。
恳请公社指示：是否需进一步核查，或要求宣传队暂停排练，整改后再行检查。
红星屯宣传队监督 刘卫红
1971年3月24日”
写完，她反复读了三遍，把“疑似”“恐存在”“需警惕”这些模糊的词又描了描——没有实据，只能用这些词留有余地，却也把她的担忧说透了。她把信纸折好，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写着“呈公社宣传科”，然后塞进棉袄内袋，紧贴着胸口——这封信，得托明天去公社办事的张大爷捎去，不能经过队里，免得王队长又“和稀泥”。
第二天一早，刘卫红起得比谁都早。她揣着信封，在村口堵住了要去公社拉化肥的张大爷，把信封递给他：“张大爷，麻烦您把这个捎到公社宣传科，一定要亲手交给科里的同志，别弄丢了。”
张大爷愣了一下，接过信封，摸了摸：“这里面是啥啊？这么郑重。”
“是宣传队的汇报材料，跟公社检查有关，重要得很。”刘卫红没多说，只反复叮嘱，“您一定记得亲手交，谢谢大爷了。”
张大爷点点头：“放心吧，丫头，我准给你送到。”
看着张大爷赶着牛车远去，刘卫红心里才稍微松了点，却又涌上一股新的焦虑——公社会不会重视？会不会派人来查？陈知远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跟她闹得更僵？她攥了攥手心，指甲嵌进肉里，却没觉得疼——只要能守住“原则”，这些都不算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刘卫红盯排练盯得更紧了。她搬着小凳子坐在离“排练台”最近的地方，手里的小本子记个不停，连赵春梅抬手的角度、周明笛音的长短都要记下来。陈知远察觉到她的“紧”，没多说，只是让周明少拐了两个笛音弯，让赵春梅收了点唱腔的软劲儿，排练又回到了“中规中矩”的样子，可刘卫红心里的疑云，却没散。
她每天都在等公社的回复，路过队部办公室时，总忍不住往里面望，想问问王队长有没有公社的消息，却又怕被看出端倪。李建国见她天天绷着脸，私下跟陈知远嘀咕：“刘卫红最近更不对劲了，跟盯贼似的，你可得小心点。”陈知远没说话，只是看着赵春梅认真排练的样子，心里清楚，刘卫红没放弃，只是在等“尚方宝剑”。
第五天下午，张大爷从公社回来了。他刚进屯子，就被刘卫红堵住了：“张大爷，公社的回复呢？给您的信封，他们看了吗？”
张大爷拍了拍口袋，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递给她：“看了看了，宣传科的同志说，让我把这个带给你，还说‘知道了，让你们先观察’。”
刘卫红赶紧接过纸条，展开——是公社宣传科用印泥盖了章的便条，字迹潦草，却清晰：
“刘卫红同志：
所报情况己阅。目前无实据证明陈知远传播封资修内容，暂无需核查或暂停排练。请继续履行监督职责，重点关注宣传队节目核心内容（歌词、主线）是否符合革命标准，非核心细节（唱腔微调、乐器技法）无需过度苛责。确保月底检查前，宣传队节目无明显问题即可。
公社宣传科
1971年3月28日”
刘卫红盯着“无需过度苛责”几个字，心里像被泼了盆冷水，凉得发僵。她以为公社至少会派人来问问，没想到只是“继续观察”，连句严肃的提醒都没有——难道他们觉得“旧戏元素”不算大事？还是觉得她真的“小题大做”？
她攥紧纸条，指节泛白，纸条的边角被捏得皱巴巴的。张大爷看着她的样子，劝道：“丫头，公社都说了先观察，你就别太较真了。陈知青教得挺好，春梅唱得也好听，大家乐呵乐呵，完成任务就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刘卫红没说话，只是默默转身往知青宿舍走。阳光洒在她身上，却暖不了她心里的凉——她坚守的原则，在公社眼里，好像成了“过度苛责”；她警惕的风险，好像成了“非核心细节”。可她还是不甘心，纸条上写着“继续履行监督职责”，她就不能放弃，只要陈知远还在“掺异样”，她就还要盯着，总有一天，能找到实据。
回到宿舍，她把公社的便条和自己的报告一起锁进了行李最底层——这是她的“凭证”，也是她的“决心”。她走到窗边，望着队部院子的方向，隐约能听到赵春梅的歌声，清亮，却还是带着点她熟悉的“软劲儿”。
她咬了咬嘴唇，心里的念头更坚定了：就算公社不重视，她也要继续观察，绝不能让“旧戏的尾巴”，藏在宣传队里，混过公社的检查。
窗外的梨树芽苞又鼓了些，离开花不远了。刘卫红看着那些芽苞，忽然觉得，陈知远就像这些芽苞，表面上是“符合标准”的麦苗，底下却藏着“旧戏”的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而她，要做那个“掐芽的人”，绝不让它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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