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儿爷的生意伙伴，盘溪镇上的柑橘贩子老陶，出了点邪乎事。
消息是透过三儿爷那部吱哇乱叫的老式诺基亚手机传过来的。电话那头是老陶的婆娘，声音带着哭腔和浓重的盘溪口音：“三哥，咋个整嘛！老陶要不行了！医院查不出毛病，人都脱形了！肯定是着那个挨千刀的婆娘放‘蛊’了！”
三儿爷一听，胖脸一抖，既是担心朋友，那“蛊”字又让他心里猫抓似的又怕又好奇。他立马撺掇马安南：“安南！走！去盘溪看看！老陶这人不错，不能见死不救！顺便…你也考察考察我们这边的‘民俗’嘛！你们学考古的，不是也要研究这些古代留下来的文化？”
马安南正被老宅的事弄得心神不宁，也想换个环境，便答应了。他深知所谓“蛊”，更多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恐惧和群体暗示，但实地考察正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两人搭车前往盘溪。车子驶出宁州坝子，沿着山路盘旋而下，气温明显升高。盘溪位于南盘江畔，是华宁的热区，以热带水果闻名，尤以柑橘为最。车窗外的景色从温带丘陵变为更具热带风情的绿意，蕉林、甘蔗田、成片的柑橘园郁郁葱葱。镇上建筑也多了一份傣族、彝族的混合风情，街上来往行人衣着、口音更为多样。
见到老陶时，他躺在镇卫生院病床上，确实形销骨立，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呕吐腹泻导致严重脱水。医生也束手无策，检查不出器质性病变，只能初步诊断为“急性肠胃炎伴严重电解质紊乱”，但治疗效果甚微。
老陶的婆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经过：前几日老陶去一个叫“弯子寨”的彝族村子收柑橘，因为压价太狠，与村里一个寡居的彝族妇人发生了口角。那妇人眼神狠厉，撂下几句狠话，具体说的什么，老陶婆娘学不清，大意是“让你吃了兜着走”。老陶当时没在意，还骂骂咧咧。结果回来当晚就病倒了，越来越重。
“肯定是着了她的‘蛊’！”老陶婆娘坚信不疑，“隔壁呢（那）家呢娃娃，以前也是得罪了她，肚子疼得打滚，后来请人去说好话，送了她一匹布、一只鸡，她才解了，娃娃就好了！”
三儿爷听得脸色发白，偷偷对马安南说：“瞧瞧！瞧瞧！我说啥来着！盘溪这边，‘蛊婆’多得很！特别是那些山凹凹里的寨子！”
马安南保持冷静。他仔细询问了老陶发病前的饮食（在弯子寨是否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水源，以及有无昆虫叮咬痕迹。老陶婆娘都说没有，坚称是“无形无影”中的蛊。
马安南提出想去弯子寨看看。三儿爷既想探个究竟又心里发毛，最后“义气”和“好奇心”占了上风，咬牙同意。两人买了点水果，假借探望、道歉之名，租了辆摩托颠簸着前往弯子寨。
寨子藏在山坳里，多是土坯房，彝风更浓。打听那妇人住处时，村民眼神闪烁，言语回避，更添神秘色彩。终于找到那妇人家，低矮的土屋，门口挂着些干草药。妇人约莫五十多岁，面容黝黑粗糙，眼神确实锐利且带着戒备，听说他们是為老陶而来，冷哼一声，并不承认下蛊，只恶声说：“得罪山神，自有报应！跟我有哪样关系！”便摔门不理。
马安南注意到她家屋檐下挂着几种特殊的植物，墙角撒着灰白色粉末，像是石灰混合了某种东西。他试图用半生不熟的彝语夹杂本地话沟通，表明并无恶意，只是想了解情况。妇人态度稍缓，但仍不松口。
返程路上，三儿爷心有余悸：“肯定是她！你看她那眼神！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马安南却思索着：老陶的病，从症状看，更符合某种剧烈的食物中毒或寄生虫感染。弯子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柑橘种植使用农家肥，完全有可能通过污染的水源或未洗净的水果感染阿米巴痢疾或某种急性肠道寄生虫病。而当地的文化背景（对“蛊”的深信不疑）和之前的冲突，恰好为这场疾病提供了完美的“超自然”解释。那妇人可能精通草药（屋檐下的植物），甚至懂得一些心理暗示的手段（墙角粉末可能是某种驱虫或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加剧了这种恐惧。
然而，当晚回到盘溪镇上住宿时，事情发生了微妙变化。三儿爷因为白天紧张，喝了不少本地一种用山泉水酿的包谷酒，又吃了些辛辣的烤豆腐，半夜也开始肚子不适，跑了好几趟厕所。他吓得面无人色，抓着马安南的手：“着了！着了！我也着了！肯定是那个婆娘，看我们去找她，连我们一起下了蛊！”
马安南给他吃了随身带的肠胃药，安慰他是饮食不洁加紧张所致。但三儿爷坚称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在爬”，心理作用使得他症状加剧。
更蹊跷的是，马安南自己也隐约感到一丝头晕恶心，虽然很轻微。他强迫自己冷静，排除心理暗示。深夜，旅馆窗外传来一种极细微的、类似虫鸣又似口哨的尖细声音，若有若无，持续了很短时间便消失了。三儿爷吓得用被子蒙住头，瑟瑟发抖。
马安南走到窗边，窗外只有热带夜晚的潮湿空气和远处南盘江的流水声。那尖细声再未出现。是幻听？还是某种夜虫？或是…别的什么？
第二天，三儿爷的症状在药物作用下缓解，但他死活不肯再待在盘溪，拉着马安南要回去。临走前，他们听说老陶家人最终还是请了人去弯子寨“说和”，送了些礼物。说也奇怪，之后老陶的病情竟真的慢慢好转了。
医学上，这可以解释为疾病自愈期到了，或者老陶的心理负担解除后，免疫力增强，促进了康复。但在三儿爷和当地人看来，这无疑是“蛊”被解除的明证。
回华宁的路上，三儿爷一路都在念叨“蛊”的可怕，并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去少数民族寨子收山货一定要更加小心，嘴要甜，礼要周到。
马安南望着车窗外掠过的蕉林和柑橘园，心情复杂。他依然倾向于科学解释，但亲身卷入其中，感受到那种强大的文化暗示力量和集体恐惧，让他对“蛊”这一文化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仅仅是迷信，更是一种扎根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复杂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心理现实。同时，那夜窗外的尖细声响，也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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