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元年（公元701年），王维生于蒲州望族。
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
其母崔氏为博陵望族，舅父崔兴宗亦为诗人，家族“世代冠冕，文儒传业”的基因，注定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底色。九岁能属文，十五岁便背井离乡赴长安应试，在《题友人云母障子》中以“自有山泉入，非因采画来”显露早慧之才。
王维的青年时代，正值武周政权向李唐复辟的动荡期。他目睹神龙政变后政局的波谲云诡，却仍怀“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的壮心。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二十一岁的王维以“妙年洁白，风姿郁美”之姿登进士第，任太乐丞，却因伶人舞黄狮子事遭贬济州司仓参军。这一挫折如冷水浇头，让他初尝仕途险恶，亦在《济上西贤咏》中写下“解印归田里，贤哉此丈夫”，埋下归隐意识的伏笔。
济州贬谪期满后，王维开始长达十余年的“半官半隐”生涯。他先后在淇上、嵩山、终南等地游历，写下《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澄明之境，亦在《使至塞上》中以“大漠孤烟首，长河落日圆”勾勒边塞豪情。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经张九龄引荐任右拾遗，迎来仕途转机。他敬佩张九龄“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写下《献始兴公》“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试图在开明政治中实现抱负。
然而好景不长，张九龄罢相后，李林甫专权，朝政日非。王维陷入“在朝慕隐，在隐思朝”的精神撕裂：一方面任左补阙、库部郎中，随玄宗巡幸洛阳、长安；另一方面在终南山构筑别业，与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这种矛盾在《叹白发》中尤为明显：“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既是对年华流逝的感慨，亦是对政治理想幻灭的喟叹。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赴凉州劳军，写下《从军行》《陇西行》等边塞诗，“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展现出不同于山水诗的雄浑气象。次年回长安后，购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开始经营这座“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精神家园。他与裴迪唱和《辋川集》二十首，将辋川二十景皆化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符号。
在辋川，王维将诗、画、音乐、园林熔于一炉：春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的禅意，秋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的清寂，皆在水墨卷轴般的文字中流淌。他亦在此完成从“少年游侠”到“诗佛”的精神蜕变，《旧唐书》载其“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佛教思想深度融入其生命哲学。
天宝十西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王维扈从玄宗不及，为叛军所俘。他被迫接受伪职，在洛阳凝碧池写下“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凝碧池》），以血泪之句寄托亡国之痛。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长安，王维因《凝碧池》诗得免死罪，降为太子中允。这场变乱成为其人生转折点：昔日“退朝之后，焚香独坐”的从容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沉痛反思。
晚年王维虽历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却“退朝之后，唯以禅诵为事”，在《与魏居士书》中为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选择辩护，亦在《山居即事》中写道“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以自然的新陈代谢隐喻人生的劫后余灰。他将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临终前“索笔作别亲故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完成了从“人间宰相”到“诗佛”的最终皈依。
王维的一生，折射出盛唐士大夫的精神困境与突围路径：既想在“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理想中建功立业，又渴望在“行到水穷处”的道家意境中求得心灵安宁，最终在佛教的“空寂”中寻得精神平衡。他的诗歌，既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盛唐气象，亦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冲淡空灵；他的绘画，开创“破墨山水”之法，苏轼称其“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的音乐，曾以一曲《郁轮袍》技惊长安，深谙“无声之乐”的禅意。
千年之后，当我们漫步辋川，仿佛仍能看见那位“退朝之后，焚香独坐”的诗人，在竹里馆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他用一生诠释了中国文人“外儒内道”的生存智慧，更以诗画禅的三重维度，构筑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精神原乡——那里有明月松间的澄明，有清泉石上的宁静，更有“行到水穷处”时，对生命本质的终极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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