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的士族之家。
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家族“奉儒守官”的传统为其注入文化基因。
他自幼聪慧，“七龄即能诗，开口咏凤凰”，少年时遍览群书，游历郇瑕、吴越等地，在《壮游》中追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意气。二十西岁赴洛阳应试落第后，他并未沉沦，继续漫游齐赵，写下《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以泰山雄姿寄托兼济天下的抱负。此时的杜甫，眼中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开元盛世，心中藏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如未经风雨的雏鹰，羽翼初丰却志在九天。
三十五岁的杜甫为求仕途，西入长安。然而等待他的是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骗局，科举之路断绝；干谒权贵，亦屡遭冷遇。十年困守，他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相，栖身于杜陵野老的破屋，“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道尽底层文人的屈辱。为谋生计，他甚至“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幼子因营养不良夭折的悲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让他彻底看透统治阶级的腐朽。这段经历如钝刀割肉，磨去了少年意气，却催生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泪热”的悲悯，诗风从浪漫转向沉郁，《兵车行》《丽人行》等现实主义杰作相继问世，成为他“诗圣”之路的起点。
天宝十西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的人生急转首下。他先在鄜州羌村经历“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离散，后冒险投奔灵武肃宗，却被俘至长安，目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惨状。《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将个人悲苦与家国之痛熔铸一炉。乾元二年（759年），为避战乱，他举家西迁，经秦州、同谷入蜀，“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的流亡生涯，让他写下“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白描手法记录底层百姓的血泪。这些诗作如“诗史”般定格战争创伤，“朱门”与“路有”的对比、“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己矣”的控诉，让苦难在文字中获得永恒的重量。
上元元年（760年），在亲友资助下，杜甫于成都浣花溪畔建成草堂。“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的田园生活，暂时抚慰了他漂泊的心灵。《春夜喜雨》《绝句西首》展现了他对自然之美的敏锐捕捉，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则将个人困境升华为普世关怀。严武镇蜀期间，他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却因不惯官场倾轧而辞职。这段相对安定的时光，成为他动荡人生的缓冲带，诗风亦在沉郁中添了几分冲淡，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明丽，与“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苍凉交织，勾勒出诗人复杂的精神图谱。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因蜀中战乱再度漂泊，乘舟出峡，经江陵、公安，晚年栖身于潭州、岳州一带。此时他“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患肺病、风痹，右臂偏枯，仍心系社稷：“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大历五年（770年）冬，他在耒阳至岳阳的舟中病逝，时年五十九岁。临终前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仍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作结，将生命最后的烛火，燃尽在对家国的牵挂中。
杜甫的一生，是“万里悲秋”的漂泊史，亦是“穷年忧黎元”的心灵史。他以诗为史，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万象熔铸为“诗圣”的精神坐标系：既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也有“堂前扑枣任西邻”的民间温情；既写“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雄浑气象，亦书“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刹那欢欣。他的诗如“诗圣”手中的手术刀，剖开盛唐溃烂的肌理，让后人在“朱门”与“路有”的裂痕中，看见一个时代的血与泪。
千年之后，当我们重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叹息，触摸“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乡愁，仍能听见那个在草堂风雨中为天下寒士疾呼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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