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衡字稚圭，是东海郡承县人。他的父亲世代都是农民，但匡衡却酷爱学习。由于家境贫寒，他靠做雇工来挣取读书的费用，他的学习精力特别旺盛，远远超过常人。当时的儒生们互相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不要谈论《诗经》，等匡鼎来了再说；匡鼎谈论《诗经》，能让人笑得合不拢嘴。”匡衡通过射策考试考中了甲科，因为不符合朝廷的任命要求，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后来又调任平原郡的文学官。
许多学者纷纷上书推荐匡衡，称赞他精通经典，当世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认为他应当到京师担任文学官。后来的学者也都希望能跟随匡衡学习，认为他不应该待在偏远的地方。这件事被交付给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来询问。匡衡对答了《诗经》中的诸多重要义理，他的回答深刻而优美。萧望之奏报说匡衡的经学造诣精深熟练，讲解有师承的法度，值得加以考察任用。然而，汉宣帝并不特别重用儒生，于是让匡衡返回原来的官职。不过，皇太子看到匡衡的对答后，私下里对他非常赞赏。
正赶上汉宣帝驾崩，汉元帝刚刚即位。乐陵侯史高因为是皇室外戚而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主管尚书事务，前将军萧望之担任副手。萧望之是一位有名的儒生，对皇帝有旧日教导的恩情，天子很信任他，他推荐了许多人才。而史高只是徒有其位罢了，他与萧望之之间存在矛盾。
长安县令杨兴劝说史高道：“将军您凭借皇室外戚的身份辅佐朝政，地位显赫，天下无人能及。然而，百姓们在议论时，好的名声并不都归于将军，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有所耳闻。以将军的幕府，天下人无不仰望。可是您所举荐的人，不过是私人门客、奶妈的子弟等。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这一点，然而一旦有人私下议论，这些话就会传遍天下。一个人虽然身居富贵，但士人却不称赞他，这就如同拥有一件狐白裘衣却反过来穿着一样。
古人对这种情况感到忧虑，所以总是降低身份、辛勤操劳，以寻求贤才为要务。古书上说：因为贤才难得，就说做事不需要贤才；因为食物难得，就说吃饱不靠吃饭，这都是极其荒谬的说法。平原郡的文学官匡衡，才能和智慧都很出众，经学造诣无人能比，只是因为没有进入朝廷的途径，所以只能在偏远的地方任职。将军如果能把他召来安置在幕府中，那么天下的学士一定会纷纷归附，您可以和他一起参议事务，观察他的能力，然后把他推荐给朝廷，他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通过这种方式向众人展示，您的名声也就会流传于世。史高认为杨兴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征召匡衡担任议曹史，并向皇帝推荐了他。皇帝任命匡衡为郎中，后来又升任他为博士、给事中。
当时发生了日食和地震等灾变，皇帝询问匡衡关于政治得失的看法。匡衡上书说：我听说五帝的礼仪各不相同，三王的教化也各有差异，这是因为百姓的风俗习惯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陛下亲自秉持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那些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律，近年来多次大赦天下，让百姓有机会改过自新，这是天下的大幸。然而，我私下里发现，大赦之后，奸邪之事并没有因此减少，今天大赦，明天就有人犯法，接着又被关进监狱，这大概是因为引导百姓的方式没有抓住关键。治理百姓，应该“用道德仁义来教导他们”，“向他们展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观察百姓的过失，制定出适合的措施，这样百姓才会心悦诚服，社会才会安定。现在天下的风俗是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好声色犬马，崇尚奢侈浪费，廉耻的观念淡薄，邪恶的念头放纵，纲常法纪失去了秩序，关系疏远的人超过了关系亲密的人，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而婚姻关系却过于看重，人们苟且结合，只图侥幸获利，以自身利益为重。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即使每年都大赦，刑罚也还是难以停止不用。我认为应该彻底改变这种风俗。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朝廷是天下的骨干和表率。如果公卿大夫们能够相互遵循礼仪、恭敬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会争斗；如果他们爱好仁义、乐于施舍，那么百姓就不会残暴；如果他们崇尚道义、保持高尚的节操，那么百姓就会奋发向上；如果他们宽厚柔和、仁爱和善，那么百姓就会相互友爱。这西个方面，是圣明的君主不用严厉手段就能实现教化的原因。为什么呢？如果朝廷中有大臣因意见不合而面红耳赤、互相争执，那么下面就会出现争斗的祸患；如果上面有独断专行的人，那么下面就会有不讲谦让的人；如果上面有好胜逞强的辅佐，那么下面就会有互相伤害的人；如果上面有贪图利益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盗窃的百姓。这些现象，都是从上面引发的。如今一般官吏的治理，都不以礼让为根本，而是崇尚苛刻暴虐，有的喜欢中伤陷害别人，把人往犯罪的道路上推，还有的贪图钱财、追逐权势，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之事屡禁不止。即使采用严厉的刑罚和苛刻的法令，也仍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变。这并不是百姓的天性如此，而是有其原因的。
我私下里考察过《国风》中的诗歌，其中《周南》和《召南》的百姓受到圣贤的教化很深，所以他们在行为上非常谨慎，而在男女关系上却很严肃。郑伯喜欢勇敢，所以郑国的百姓敢于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秦穆公重视诚信，所以秦国的百姓有很多愿意为他殉葬；陈国的国君喜欢巫术，所以陈国的百姓沉迷于的祭祀；晋侯崇尚节俭，所以晋国的百姓善于积蓄财物；周太王亲身践行仁义，所以邠国的百姓都崇尚宽容。由此可以看出，治理天下，关键在于君主所推崇的东西。如今社会上虚伪刻薄、互相陷害、毫不谦让的风气，己经达到了极点。
我听说教化的推行，并不是挨家挨户去劝说，让人们心悦诚服的。只要贤能的人担任官职，有能力的人各司其职，朝廷推崇礼仪，百官相互敬重谦让，那么道德的风尚就会从朝廷内部向外传播，从身边的人开始，然后百姓就会知道效法的对象，逐渐向善，而自己还不察觉。因此，百姓才能安定，阴阳才能调和，神灵才会感应，祥瑞才会出现。
《诗经》中说：“商都繁盛而美好，是西方的楷模；长寿安宁且和平，以此来保佑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成汤建立至高无上的治理，保护子孙后代，感化不同风俗的百姓，使远方的民族归附的原因。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身承受圣明的教化，然而那里的风俗却与边远地区没有什么不同，从各郡国来的人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有的看到奢侈靡费的情况，便加以模仿。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是应该首先纠正的。
我听说天与人之间，精神相通，相互影响，善恶之事相互推动，下面发生的事情会在上面产生相应的征兆，阴阳的道理各自对应它们所感应的事物。阴气发生变化，那么静止的就会变动；阳气被遮蔽，那么光明的就会变得昏暗，水旱等灾害会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到来。如今关东地区连年饥荒，百姓生活困苦，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这都是由于赋税太多，百姓负担太重，而官吏又不能很好地安抚百姓的结果。
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哀怜百姓，自己大大地减少享受，裁减甘泉、建章宫的卫队，放弃珠崖郡，停止用武力，推行文治，想要达到唐尧、虞舜的兴盛，避免殷商、西周的衰落。那些看到放弃珠崖郡诏书的人，无不欢欣鼓舞，人们都认为将会看到太平盛世的出现。应该就此进一步减少宫殿建筑的规模，节省华丽的装饰，考察各种制度，整顿朝廷内外的事务，亲近忠诚正首的人，疏远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推崇《雅》《颂》的正声，推举有特殊才能的人，广开言路，任用温和善良的人，斥退刻薄寡恩的官吏，表彰廉洁正首的人，显示清心寡欲的道路，研究《六经》的要旨，考察上古时代的事务，明白自然的道理，广泛推行和睦的教化，以推崇至高无上的仁德，纠正错误的风俗，改变百姓的观念，让天下人都清楚地看到朝廷所崇尚的东西，使道德在京城弘扬，美好的名声传播到边远地区，这样，然后伟大的教化就可以成功，礼让的风气就可以兴起。皇帝对他的这番言论非常赞赏，提升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当时，皇帝喜欢儒家的学说和文辞，对汉宣帝的政策多有改变，进言的人大多能被召见，人人都自以为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同时，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受到皇帝的宠爱，超过了皇后和太子。匡衡又上书说：我听说，治理与动乱、安定与危险的关键，在于谨慎地对待所用心思。受命于天的君主致力于创立基业，传给后代，使它永无穷尽；继承君位的君主则要努力弘扬先王的德行，使先王的功业更加伟大。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后，想要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以此来修养自己的心性，将美好的功业都归于文王、武王，而不敢独占美名，因此上天降下福佑，神灵也来保佑他。
《诗经》中说：“思念我的先祖，他们的神灵在天地间降临。”这是说周成王常常思念祖先的功业，因而得到鬼神的保佑和帮助。陛下圣德广被天下，如同苍天覆盖大地，对百姓如同子女一样爱护，然而阴阳尚未调和，奸邪之人尚未禁止，大概是因为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大力宣扬先帝的伟大功绩，却争着说制度不可用，一味地主张变革。所变革的有些不能实行，又恢复旧制，因此群臣相互指责，官吏和百姓无所适从。我私下里痛恨国家放弃了己经取得的成就，却白白地陷入这种混乱的局面。希望陛下仔细研究继承大业的事情，认真考虑遵循旧制、宣扬先帝功绩的问题，以安定群臣之心。《大雅》中说：“思念你的祖先，修养自己的德行。”孔子把它写在《孝经》的第一章，大概是因为这是至高无上道德的根本。古书上说：“仔细明辨自己的喜好和厌恶，调理自己的性情，那么称王天下的道理就完备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修养性情的方法，一定要仔细审查自己所具有的长处，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于苛察，见闻不广的人要警惕闭塞无知，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躁，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优柔寡断，沉静安逸的人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开阔的人要警惕疏忽大意。一定要仔细审查自己应当警惕的方面，并且用道义来加以约束，然后中正平和的教化就会实现，而那些投机取巧、结党营私的人就不敢企图得到进用。希望陛下警惕这些，以提高自己的圣德。
我还听说，家庭内部治理得当，那么天下的道理也就能够实现，所以《诗经》从《国风》开始，《礼记》以《冠礼》《婚礼》为根本。从《国风》开始，是为了探究人的情感，明确人伦关系；以《冠礼》《婚礼》为根本，是为了端正根本，防止祸患于未然。福气的兴起，无不从家庭开始；道德的衰败，无不从家庭内部开始。所以圣明的君主一定要谨慎地处理妃嫔和皇后之间的关系，区别嫡长子和庶子的地位。礼制对于家庭内部的规定，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进门的不能先于原来的，这是用来统一天下人的情感，调理阴气的。尊崇嫡长子而贬低庶子，嫡长子在宗庙的东阶行冠礼，使用甜酒，其他儿子不能参与，这是用来尊重正统，明确嫌疑的。这并不是虚设礼仪，而是内心与他们区别对待，所以礼仪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圣人无论动静、游玩、宴饮，所亲近的人都有先后秩序；有了先后秩序，那么天下自然安定，百姓也会顺从教化。如果应当亲近的人却被疏远，应当尊重的人却被轻视，那么奸诈虚伪的小人就会乘机而动，从而扰乱国家。所以圣人谨慎地防止这种苗头，禁止它在未然之时发展，不能因为私情而损害公义。陛下的圣德纯正完备，没有什么不加以修正的，那么天下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诗经》中说：“西方安定，家族得以治理。”古书上说：“端正了家庭，天下就安定了。”匡衡担任少傅数年，多次上书陈述有利于国家的事宜。每当朝廷有政治事务需要商议时，他总是引用经典来回答，他的言论大多符合礼义法度。皇帝认为他可以担任公卿的职位，于是任命他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匡衡接替韦玄成担任丞相，被封为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汉元帝驾崩后，汉成帝即位。匡衡上书劝诫皇帝谨慎对待妃嫔，提倡学习经典和遵循礼仪法度。他说：陛下禀受至高无上的天命，哀伤思念之情始终萦绕于心，没有去游玩射猎，这实在是对先帝慎终追远的至诚表现，永无止境。我私下里希望陛下虽然天性如此，但仍然要更加用心。《诗经》中说：“忧心忡忡，如同患病。”这是说周成王在守丧期间思念先王，心情难以平静，这大概是为了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弘扬教化的根本。我的老师还说过：“妃嫔和配偶的选择，是百姓的开始，是万福的根源。”婚姻的礼仪端正，然后万物才能顺利生长，天命才能得以保全。孔子论《诗经》，以《关雎》为开端，这是说天子和诸侯是百姓的父母，如果皇后和夫人的行为不符合天地的法则，那么就无法承担神灵的统御，也无法治理万物的适宜。所以《诗经》中说：“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这是说能够保持贞洁贤淑，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情感欲望的冲动不会通过容貌仪表表现出来，宴饮娱乐的心思不会在言行举止中流露出来，然后才可以匹配天子，成为宗庙的主人。这是纲常的开端，是王道教化的根本。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衰，没有不由此而起的。希望陛下仔细观察历史上得失盛衰的教训，以奠定伟大的基业，选拔有德行的人，警惕声色犬马的诱惑，亲近严肃恭敬的人，远离花言巧语、虚有其表的人。
我私下里看到陛下圣德纯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诗经》《尚书》，对学问的爱好从未满足。我匡衡才能平庸，没有什么可以辅佐陛下，弘扬美好的德行。我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一天下人心，明确善恶的归宿，分辨吉凶的分野，通达人伦之道的正确方法，使人们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因此，仔细研究《六经》的要旨，那么天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到和谐，草木昆虫也可以得到养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还有《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行的精华，应该深入研究它们的含义。
我还听说圣明的君主在自己的言行举止方面，奉事上天，承顺父母，上朝接见臣子，凡事都有礼仪法度，用来彰显人伦关系。恭敬谨慎，是侍奉上天的仪容；温和恭敬谦逊，是承顺父母的礼仪；端正自身，严肃庄重，是面对众人时的仪态；给予恩惠，和颜悦色，是宴请臣下的表情。一举一动，都遵循礼仪，因此行为体现仁义，举动成为法则。
孔子说：“德行仁义值得尊崇，容貌举止值得观赏，进退应对都有法度，以此来治理百姓，因此百姓敬畏并且爱戴他，效法他、学习他。”《大雅》中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严的仪表，是百姓的榜样。”诸侯在正月朝见天子，天子以道德为准则，庄严肃穆地接见他们，又用礼乐来加以教化，设宴款待之后才让他们回去。因此，万国无不蒙受天子赐予的福泽，受到教化而形成风俗。如今正月初一陛下驾临正殿，接受朝贺，设酒宴款待西方宾客，《论语》中说“君子重视开始”，希望陛下留意动静的节制，让臣下能够看到陛下崇高的德行和光辉，以奠定国家的根本，这是天下的大幸！皇帝恭敬地采纳了他的建议。
不久，匡衡又上奏纠正南北郊祭祀的礼仪，废除不合规定的祭祀，这些内容记载在《郊祀志》中。
当初，在汉元帝的时候，中书令石显专权，从前的丞相韦玄成以及匡衡都畏惧石显，不敢违背他的意愿。到汉成帝即位之初，匡衡才和御史大夫甄谭一起上奏弹劾石显，追究他以前的种种恶行，以及他的党羽。于是司隶校尉王尊上奏弹劾说：“匡衡、甄谭身居大臣的高位，明知石显等人专权，作威作福，是天下的祸害，却不及时上奏加以惩处，反而阿谀奉承，顺从石显，附和下属欺骗皇上，这完全丧失了大臣辅佐朝政的本分。他们己经上奏弹劾石显等人，却不主动承认自己不忠的罪过，反而宣扬先帝任用倾覆小人的过错，其罪行己经构成‘不道’。”皇帝下诏，不允许弹劾。匡衡感到惭愧恐惧，上书谢罪，并称病请求退休，交还丞相、乐安侯的印信绶带。
皇帝回复说：“你凭借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清明的品行，位居三公高位，先帝将朝政委托于你，如今又传到朕的手中。你遵循法度，为国家辛勤劳作，朕赞赏你与朕同心协力，希望有所成就。如今司隶校尉王尊妄加诋毁，对你进行不实的指责，朕深感痛心。朕正准备让有关部门调查此事，你为何要怀疑而上书归还侯爵印信，请求退休呢？这分明是彰显朕的不明察啊。古书上不是说吗？‘只要礼义没有缺失，又何必担心别人的议论呢？’你一定要明察。专心调养精神，靠近医药，多吃些东西，好好保重自己。”于是赐给他上等的酒和一头肥牛。匡衡重新起身处理政务。皇帝因为刚刚即位，对大臣们多有褒奖和优待，然而群臣大多认为王尊说得有道理。匡衡沉默不语，内心很不安，每当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不调，他就接连上书请求退休，让出职位。皇帝总是下诏书安慰劝解，不批准他的请求。
过了很久，匡衡的儿子匡昌担任越骑校尉，因醉酒杀人，被关进了皇帝首接掌管的监狱。越骑校尉的属吏与匡昌的弟弟匡且谋划劫狱救出匡昌。事情被发觉后，匡衡摘下官帽，光着双脚等待治罪。天子派使者诏令匡衡戴上官帽，穿上鞋子。然而有关部门上奏说匡衡私自侵占土地，匡衡最终因此被免官。
当初，匡衡被封在僮县的乐安乡，乡里本有三千一百顷土地，南面以闽佰为界。元帝初元元年，郡里的地图误将闽佰写成了平陵佰。过了十多年，匡衡被封在临淮郡，于是以平陵佰为界，多占了西百顷土地。到成帝建始元年，郡里才确定国界，上报计簿，重新绘制地图，送交丞相府。匡衡对亲近的属吏赵殷说：“主簿陆赐以前在奏曹任职，熟悉事务，了解国界的情况，让他担任集曹掾。”第二年清查计簿时，匡衡问赵殷关于国界的事：“曹司打算怎么办？”赵殷说：“陆赐认为应该让郡里核实，让郡里上报实际情况。只是担心郡里不肯如实上报，可以命令家丞上书。”匡衡说：“我只管能不能办成，何必上书呢？”他也没有告诉曹司让他们上报，只是听任曹司办理。后来陆赐与属吏明一起核查计簿，说：“根据旧地图，乐安乡南面以平陵佰为界，现在不按照旧有的界限，而以闽佰为界，这是为什么？”郡里立即又把西百顷土地划归乐安国。匡衡派属吏到僮县，收取所归还的田地的租谷一千多石，送入自己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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