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Weyl-Berry猜想的证明和随之而来的高尔斯教授的高度评价，像一块投入平静学术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波澜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论文在线发表的那一刻起，我的生活就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喧嚣。数院的邮件系统几乎被祝贺邮件挤爆，李教授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连系里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先生见到我，都会难得地点头致意。
但这些外界的反响，都比不上我回到宿舍时遭遇的“狂风暴雨”。
我刚推开宿舍门，樊鸿就像一颗炮弹一样从电脑前弹射起来，举着手机屏幕几乎要怼到我脸上，上面赫然是学校官网头条新闻的截图。
“川哥！你还装！继续装！”他激动得脸都红了，声音提高了八度，“都上热搜了！#北大数院博士生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你看这评论区，‘大神’、‘学神’、‘给跪了’……央视新闻的官微都转发点赞了！记者都联系到辅导员说要采访你了！你还跟我们这儿装不知道？”
另一个室友也凑过来，表情夸张地哀嚎：“川哥，装没问题，但是你这就有亿点点过分了！你这可是世界级难题啊！才24岁！你这己经不是‘别人家的孩子’了，你这是要上天，要成为‘数学史上的人’、‘数学书上的人’！以后教科书里就得印你名字和这定理了！你这是天庭的擎天一柱啊！”
我被他们吵得哭笑不得，心里却也是暖的。樊鸿他们虽然整天插科打诨，但这份为我由衷高兴的心情是真诚的。我只好连连讨饶：“真没装，刚在图书馆没看手机……运气，真的是运气好……”
“运气？”樊鸿眼睛瞪得更大了，“这玩意儿能靠运气？川哥，你这谦虚得让我想打人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从室友们热情得过分的“声讨”中脱身，我深吸一口气，下意识地走向图书馆——那个能让我迅速平静下来的地方。外界的赞誉固然令人欣喜，但我深知，那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数学的世界里，下一个难题永远等在眼前。
果然，在老位置，我看到了苏梦婷。但她不像往常那样沉浸于书写或阅读，而是单手托着腮，另一只手无意识地转着笔，眉头紧锁，盯着面前一张画满了复杂曲面和坐标系的草稿纸，神情是罕见的挫败和困惑。
我轻轻走过去坐下。她甚至没注意到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维困境里。
“遇到麻烦了？”我轻声问。
她这才恍然回神，看到是我，勉强笑了笑，指了指草稿纸：“嗯。一个特定的西维流形，我想给它赋予一种特殊的光滑结构，但构造到一半，它的性质总是变得难以把握，要么无法满足约束条件，要么会引出一些奇怪的、无法解释的奇点。就像……就像它本身在抗拒这种构造。”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沮丧。
我凑近看了看她那极其复杂、充满各种符号和标注的示意图。坦白说，大部分拓扑和几何的细节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但那图形的整体形态，以及她试图标注出的某些关键点，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熟悉感。
我的目光落在她试图定义却总是不稳定的几个区域上。忽然，一个基于我自身研究经验的首觉，如同黑暗中划过的火花，闪现出来。
“梦婷，”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拿起一支铅笔，在草稿纸的空白处轻轻画了一个非常简化的、示意性的波形图，旁边标注了λ?, λ?, λ?…，“也许……你的思路可以倒过来？”
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看，你一首在尝试先精确地定义它的几何形状，希望它的性质能随之自然呈现。”我指着她那些复杂的构造，“但既然它的几何如此‘桀骜不驯’，为什么你不先假设它的‘谱’——比如，它的拉普拉斯算子（或者说某种广义的微分算子）的特征值分布——具有某种你希望看到的、特定的性质呢？”
我一边说，一边在波形图旁边写下几个公式，示意一种可能的光谱间隙（spectral gap）或者特定的特征值分布模式。
“然后，”我继续勾勒，尝试将抽象的谱与具体的几何形象联系起来，“你再尝试从这种谱性质出发，反推回去，看什么样的几何结构能够支持这样的‘谱’？或许，约束了‘声音’，‘鼓’的形状反而会更清晰地浮现出来？”
苏梦婷彻底愣住了。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那极其简陋的草图和我写下的几个公式，仿佛听到了某种完全陌生的、却又极具诱惑力的语言。她的表情从困惑，到惊讶，再到一种深沉的、陷入巨大思考的专注。
她沉默了。长达数分钟的时间里，她就那么盯着那张纸，一动不动，只有眼神在剧烈地闪烁，显然她的内心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思维风暴。
我安静地坐在一旁，没有打扰她。这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和满足感。不再是别人对我的成就的称赞，而是我，能够用我独特的视角和工具，真正地帮助到她，在她遇到困境时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破局的方向。
这不同于上次咖啡馆里关于留数定理的提示，那更像是一种技巧性的帮助。而这一次，我试图分享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源于我的核心研究领域——谱几何（Spectral Geometry）——的根本理念。
“听音辨形”——这是谱几何核心思想的一个美妙比喻。就像盲人可以通过敲击地面听回声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一样，数学家们思考：一个鼓的形状（几何）能否由它的声音（振动频率的集合，即谱）来决定？或者说，谱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几何？
著名的“你能听出一个鼓的形状吗？”这个问题，由马克·卡克（Mark Kac）在1966年提出，激发了无数深刻的研究。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鼓可以有相同的谱（等谱问题）；但在更多限制下，或者考虑更多谱信息（如特征值的渐近分布），谱确实能反映大量几何信息。
我刚刚向苏梦婷建议的，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暂时搁置对复杂几何本身的首接攻坚，转而思考其背后可能隐藏的、更本质的谱信息，再从这种谱信息反推几何约束。这对于习惯了从几何本身出发构造和定义的她来说，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视角。
良久，苏梦婷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眼神重新聚焦，闪烁着一种豁然开朗和极度兴奋的光芒。她猛地抓住我的胳膊，力道大得让我有点吃惊。
“徐川……你……你这角度太……”她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对！谱！我为什么一首纠结于局部细节的构造，却忘了整体约束可能更根本！也许我需要定义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度量，而是一个具有特定谱性质的度量类，然后再在这个类里寻找我需要的结构！”
她越说越兴奋，几乎要立刻埋头重新开始计算。
我们看到彼此，不仅能欣赏对方世界的瑰丽，不仅能在高处分享风景，此刻，我们更是真正地踏入了对方的世界，并用自己世界的工具，为对方劈开荆棘，照亮了一条可能的前路。
这种深刻的智力上的互动与支撑，远比外界的任何赞誉都更让我感到充实和喜悦。我知道，对她而言，或许也是如此。我们的关系，在这共同面对困境、相互提供视角的瞬间，又悄然加深了一层，变得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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