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第六章
安德烈公爵初到彼得堡时，发觉自己独居生活形成的全部思想体系，完全被这座都市的琐碎事务所淹没。
每晚回家后，他都要在记事本里记下西五处必去的拜访或约定时间。生活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精确安排每日行程以准时赴约，这种状态耗去了生命中最充沛的精力。他什么都没做，甚至无暇思考，只是不断重复着——并且颇为成功地重复着——那些在乡间早己深思熟虑过的见解。
他有时不无懊恼地发现，自己竟会在同一天的不同场合重复同样的言论。但终日忙碌使他无暇细想自己其实毫无建树。
无论是初次在科楚别伊家会面，还是后来周三在斯佩兰斯基私宅的单独长谈，这位大臣推心置腹的谈话都给安德烈公爵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德烈公爵将芸芸众生都视为卑劣渺小的存在，他如此渴望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追求的那种完美典范，以至于轻易就相信自己在斯佩兰斯基身上发现了这个理想——一个完全理性而德性高尚的人。倘若斯佩兰斯基与安德烈出身同个阶层，受过相同教养并具备相似的道德习惯，那么安德烈恐怕很快就会发现他凡俗而非英雄的弱点。但此刻，正是这种令公爵感到陌生的思维逻辑，因其难以完全理解而更令他肃然起敬。此外，不知是由于赏识安德烈的才能，还是认为有必要笼络他，斯佩兰斯基总在公爵面前卖弄自己冷静客观的理性，并以那种夹杂着自负的微妙奉承来讨好他——这种奉承体现在默认为对方是世上唯一能与自己比肩的智者，唯有彼此才能理解众人的愚昧，才能领会其思想的睿智与深邃。
周三晚上的长谈中，斯佩兰斯基屡次说道：“我们这里总把超越陈规旧习的事物看作……”或是含笑说：“可我们既要狼吃饱，又要羊无恙……”再不然就是：“他们哪能懂得这个……”而每句话都带着这样的潜台词：“我们——您和我——才懂得他们是什么人，而我们又是什么人。”
与斯佩兰斯基的初次长谈，更加深了安德烈公爵初见此人时的印象。在他眼中，斯佩兰斯基是个思维缜密、才智超群的人物，凭借毅力与魄力赢得权力，并只为俄罗斯谋福祉而运用这种权力。这位大臣正是安德烈心目中那种能理性诠释一切生活现象的人——只承认合理的事物存在，且善于用理性尺度衡量万物，而这正是公爵自己渴望达到的境界。斯佩兰斯基的阐述总让一切显得简单明了，使得安德烈公爵不由自主地全盘认同。即便偶有反驳争论，也不过是刻意保持独立性，不愿完全屈从对方的观点。
一切都很完美，唯有一点令安德烈不安：斯佩兰斯基那双如镜面般冰冷、拒绝透露内心世界的眼睛，以及他那双白皙柔软的手——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注视掌权者的手，安德烈也不例外。不知为何，这镜面般的目光与柔软的手惹得他心烦。更令他感到不适的是斯佩兰斯基对他人过分的轻蔑，以及其论证观点时层出不穷的手段。他运用一切思维工具（唯独不用比喻），在安德烈看来简首是大胆地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时而以务实者的姿态批判空想家，时而以讽刺家的口吻嘲弄对手；时而严格遵循逻辑，时而又突然跃入形而上学领域（这最后一种论证方式他尤其常用）。他会把问题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转入空间、时间、思想的定义范畴，取得驳斥依据后，又重回争论的战场。
斯佩兰斯基智慧中最令安德烈公爵震撼的特质，是他对理性力量与法则不可动摇的绝对信仰。显然，斯佩兰斯基永远不会产生安德烈常有的那种念头——人终究无法道尽所思所想；也永远不会怀疑：我所思所信的一切是否皆为虚妄？而正是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最令安德烈公爵心驰神往。
安德烈公爵初识斯佩兰斯基时，曾对他怀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仰慕之情，就像当年对拿破仑的感觉一样。斯佩兰斯基是神父之子——这个身份常被愚人轻蔑地称作“吃圣饭的”或“神父崽子”——反而使安德烈公爵格外珍视自己对斯佩兰斯基的这份情感，并在不知不觉中愈加沉迷。
在安德烈初次造访的那个夜晚，谈及立法委员会时，斯佩兰斯基带着讥讽告诉安德烈：这个存在了一百五十年、耗费数百万资金的委员会毫无建树，罗森坎普夫不过给比较法学的各条款贴上了标签而己。
“国家花费数百万就换来这么个结果！”斯佩兰斯基说道，“我们想赋予参议院新的司法权，可连法律都不健全。所以像您这样的人，公爵，现在不出来效力真是罪过。”
安德烈公爵表示这需要法律专业知识，而自己并不具备。
“谁都没有这种知识，所以您还顾虑什么呢？这是个恶性循环，必须用魄力打破它。”
一周后，安德烈公爵不仅出人意料地成为军事条例编纂委员会委员，更担任了法律编纂委员会某处处长。应斯佩兰斯基的请求，他着手编纂民法草案第一部分，参照《拿破仑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负责起草“人格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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