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
仁本 第一
古时治国以仁爱为根本，以道义来施行教化方能称为正道。当正道无法实现时就要采取权变策略。权变的依据在于战争，而不在于苟且调和。因此诛杀恶人保护百姓，这样的征伐是合理的；讨伐暴君为的是拯救其民众，这样的进攻是正当的；通过战争消除战争，这样的用兵是值得肯定的。施行仁德才能获得拥戴，推行道义才能赢得民心，展现智慧方会被倚重，彰显勇气才能立威仪，坚守诚信自然取信于人。对内获得百姓爱戴，国家才有稳定的根基；对外保持强大威慑，才能在征伐中占据主动。
用兵之道在于：不违背农时耕作，不在民众困顿时兴师，这是爱护本国子民的表现；不乘敌国丧乱之际进攻，不趁灾荒发动战事，这是体恤敌方百姓的仁心；严寒酷暑时节不出征，这是对天下苍生共同的关怀。因此国家即便强盛，穷兵黩武终将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废弃武备必将危殆。当西海升平、万民安乐之际，仍然要举行春秋两季的阅兵仪式：春季整顿军容，秋季训练战阵，这正是居安思危永不忘战的表现。
古时作战，追击溃退的敌人不超过百步，跟踪撤离的对手不超过三舍，以此来彰显礼法的节制；不逼迫丧失战斗力的人哀悯受伤病残，以此体现仁德的胸怀；待敌方列阵完毕方击鼓进击，以此昭示诚信的准则；为道义征战不谋求私利争，以此弘扬大义的精神；宽恕降服的敌人，以此展露勇者的胸襟；洞察战局始终进退合宜，以此彰显智慧的全局。用这六种德行根据时势来教化民众，从而确立治国的纲纪，这是自古以来治国的根本法则。
先王治理天下，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设置制度；依据德行设立官职，明确名分，理顺职分；建立国家体制，区分层级职责，按爵位高低分配俸禄。于是诸侯心悦诚服，远方部族归顺臣服；世间诉讼平息，干戈尽皆收藏，这才是圣明德政的至高境界。
其次，贤明君王制定礼乐法度，设立五种刑罚，动用军队征伐不义之徒。他们巡视各方疆域，召集诸侯集会，考察各地政教得失。若诸侯中有违背国家法度、扰乱纲常规矩、背弃仁德、逆乱天时，并危及贤德之君的行为，便公开彰显其罪行并审判惩戒。此时需向上天、日月星辰禀告其罪，向大地、西海神明及山川宗庙祭祀祈告，并将罪状呈送前朝祖王灵前。接着宰相向诸侯发布征召令：“某国悖逆天道，须予征讨。于某年某月某日，大军抵达该国，共同秉承天命施行制裁。”
宰相与百官向军队颁布禁令：“进入罪人领地后，不可亵渎神灵祭坛，不可肆意畋猎，不可毁坏农田水利，不可纵火焚毁房屋，不可滥伐山林树木，不可掠夺牲畜谷物，不可强夺百姓器械。遇老人幼童需护送返乡，不得伤害；即便遭遇青壮者，若其未持兵器抵抗，则不得攻击；若敌军受伤者，须予医治并遣返。”诛灭罪魁后，天子与诸侯合力整饬该国，推举贤良重振朝纲，恢复其正常治国秩序。
王者统御诸侯的手段有六种：以国土疆域划分制约诸侯，以统一政令规范协调诸侯，以礼仪诚信联结安抚诸侯，以礼法威慑劝诫诸侯，以善用智谋维系诸侯，以武力威慑震慑诸侯。与诸侯同担祸患共享利益以稳固盟约，大国包容小国、小国尊奉大国从而达到整体和睦。
天子召集诸侯共同颁布了九项征伐禁令：欺凌弱小之国则削弱其势；残害贤臣百姓之国则兴师讨伐；对内暴虐对外侵略之国则废黜其君；土地荒芜民生凋敝之国则削减其封地；恃险顽抗不从王命之国则发兵迫其臣服；谋害宗亲血脉之国则定罪正法；放逐弑杀君主之国则镇压诛灭；违抗律令凌蔑朝纲之国则封锁孤立；内外纲纪混乱、行径堕落如禽兽之国则首接灭其宗庙。
天子之义 第二
天子的道义，必须完全效法天地之道，并效法前代圣王。士人与百姓的道义，必须敬奉父母教诲并遵循君主教导。因此即使有贤明的君主，若不对士人进行教育训练，也无法使他们为国家所用。
古代教化百姓，必定要确立尊卑等级的规范，使上下不相侵夺。道德礼义与才能技艺互不混淆，勇武力量与法令秩序互不冲突，因此众人同心协力，意愿和谐。古时，朝廷礼仪不用于军中，军法纪律不用于国内，因而道德与军事各有界限。君主推崇不自我标榜的贤士，这样的人才是国家栋梁。不自夸便无所贪求，无所贪求就不会争斗。治理国政必须明察实情，统帅军队必须符合法度，因此才能与技艺得以分别显现。听从命令的士卒受最高奖赏，违抗命令的士卒遭严厉惩处，因而勇武与法令互不触犯。涓涓不止江河生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教化百姓之后，才能谨慎选拔任用。政事完善则百官尽职，教化简明则百姓趋善，风气形成则民心顺应习俗，这正是治政教化的最高境界。
古代作战时，追击溃逃的敌军不过分穷追，撤离的军队也不贸然追击。不过度追击是为了防止敌人诈败设伏，不轻易追击是为了避免落入陷阱。以礼义之道稳固军心，以仁德理念夺取胜利。取得胜利后，仍能恢复教化传统，这正是君子崇尚的用兵之道。
有虞氏在国都内告诫民众，目的是让人民深刻领会肩负的使命。夏后氏在军队中举行誓师，为的是让士卒在战前就树立坚定的信念。殷商时代在军营门外立下誓言，为的是使将士们在行动前就明确战斗意图。周朝则选择在两军交锋之前宣誓，以此激发全军的昂扬斗志。
夏朝崇尚德行，未曾动用武力征伐，因此兵器种类单一。商朝奉行道义，开始动用武力征伐。周朝凭借武力，穷尽兵器征伐之事。
夏代在朝廷施行奖赏，为的是尊崇良善；殷商在闹市执行死刑，为的是震慑不良；周朝在朝廷褒奖善行，在街巷惩戒恶举，旨在劝勉君子、警诫小人。三位先王治国方略虽有差异，彰显德政的宗旨却始终如一。
兵器若不能相互配合使用，便难以发挥威力。长兵器用以掩护，短兵器用以近守。兵器过长则难以挥击，过短则难以触及敌身。兵器过轻则锋芒外露，锋芒外露易导致阵形散乱；兵器过重则运转迟钝，运转迟钝便无法克敌制胜。
战车形制：夏代称钩车，注重阵型严整；商代称寅车，强调行军迅捷；周代称元戎，追求工艺精良。军旗配色：夏尚玄黑，象征肃穆庄严；商崇素白，寓示天理昭彰；周择明黄，契合大地至德。旗帜纹章：夏绘日月星辰，彰显光明之道；商饰猛虎图腾，宣示武勇气魄；周绣蟠龙图案，崇尚礼文教化。
统治者若过度依赖严威治民，百姓便会遭受压制；威严不足则百姓难以驾驭。若上位者驱使百姓不合道义，民众生活失序，技艺无法充分发挥功效，牛马不堪超负荷的劳役，官吏又肆意凌虐欺压——这便是滥用威权的表现。过度威压必然导致民众的屈辱。相反，若掌权者不崇尚德政而玩弄诡诈心机，不遵循治国正道而迷信武力强制，不褒奖遵纪守法者却纵容违法乱命，不推崇良善品行反而欣赏暴虐行径，致使官吏权威遭到践踏——这便是威严缺失的征兆。如此缺乏威仪，则民众必然不再敬畏服从。
用兵打仗应以从容不迫为要领，从容才能使士卒保持充沛体力。即使与敌军短兵相接，步兵也要保持阵型不许慌乱奔跑，战车应当稳步行进不可随意奔驰，追击溃逃之敌时仍要维持阵列不可脱离队列，唯有如此才能保证部队井然有序。军队的稳固，在于严整的队列阵型不可溃散，士卒与战马的体力不可过度透支，行动节奏的急缓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军令。
自古国家礼制与军队法度各有分界。朝廷仪礼不可施行于军营，军中法度不可运用于国都。若以军律治民，百姓德行便会败坏；若以国礼治军，将士斗志必将削弱。士大夫居朝堂当温文尔雅言辞谦和，面君守礼进退有节。修身律己待人诚挚，君不召见则不宜趋赴，君主垂询方可奏对。官场晋升艰难辞退容易，行止需合仪度。
将士临战阵须身姿昂然如松，行军应果决勇毅若风。甲胄之士免行拜礼，戎车之上不施常仪，城垣御敌不允疾行，临危不惧不论尊卑。礼制法度实乃治世之经纬，文德武功宛若治国之双翼。
古代圣明的君王，彰显民众的美德，极尽民众的善行，因此没有废弃的德行，也无怠惰的百姓。奖赏无需施行，惩罚无处可用。虞舜时期不使用奖赏和刑罚，百姓便自然顺从，这是至高道德的体现。夏朝只行奖赏而不施刑罚，展现了极其完善的教育。商朝仅用刑罚不行奖赏，展现出绝对的威严。周朝兼备赏罚，正说明道德的衰退。奖赏不拖延时机，是为了促使百姓迅速看到行善的益处；处罚就地执行，是希望百姓即刻察觉作恶的祸患。取得大胜却不赏赐，上下级都不会夸耀功劳。在上者不矜夸功绩，便不会滋生骄矜；在下者不标榜善行，自然消弭了等级界限。上下皆不炫耀功绩至此，这便是谦让的至高境界。遭遇重大失败却不诛责，上下都主动将过失归于自身。在上者若自认有过，定能反省错误；在下者若担责于己，必然远离罪咎。上下共分过失至此，这同样是谦让的极至体现。
古代驻守军队，若三年不兴兵征伐，是因体恤百姓的劳苦；上下如此相互体恤，便是和睦的极致。得胜时高唱凯歌，是为彰示喜悦；在灵台停止兵戈之事，是为慰答百姓辛劳，彰示休养生息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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