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微光透过破屋的塑料窗，在地面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像撒了一把碎银子。凌露坐在小板凳上，身上裹着王大妈送来的旧棉袄，领口处的棉花微微外露，却也勉强抵挡住了深秋的寒意。她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张爷爷的日记，深蓝色的封皮己经磨损，边角卷成了柔和的弧度，指尖拂过纸页，能感受到岁月留下的粗糙质感——那是张爷爷用钢笔反复书写、反复的痕迹。
窗外传来废品站特有的声响，拾荒者推车的“吱呀”声、塑料瓶碰撞的“哗啦”声，还有远处工地隐约的机器轰鸣，这些熟悉的声音，此刻却仿佛成了背景音，让破屋里的时光显得格外安静。凌露深吸一口气，翻开日记，泛黄的纸页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张爷爷在耳边轻声诉说着过往。
“1966年4月10日，晴。今天上课教孩子们认‘山’字，二柱问我‘山外面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他‘山外面有大河，有高楼，有能装下好多人的火车，只要好好读书，将来就能走出大山，亲眼去看看’。孩子们睁着亮晶晶的眼睛，齐声说‘我们要读书，要走出大山’，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日记里的字迹工整有力，蓝黑墨水在纸上晕开，带着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凌露的指尖轻轻落在“亮晶晶的眼睛”这几个字上，突然想起自己八岁那年，张爷爷教她认“山”字的场景——也是这样一个清晨，破屋里生着一小堆柴火，火苗跳动着，映得张爷爷的脸格外温暖。他握着她的手，在地上用树枝写“山”字，说“凌露要记住，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像山一样坚定，只要好好认字，将来也能走出这片废品站，去过更好的日子”。
那时她不懂“更好的日子”是什么样，只知道跟着张爷爷认字很安心。如今再读张爷爷的日记，才明白他对“读书”的执念——对青山村的孩子们来说，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希望；对她来说，读书是在苦难中守住尊严的底气；而对张爷爷自己来说，读书是他一生的信仰，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坚守。
凌露继续往下翻，一页页日记，像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她眼前徐徐展开——
“1966年6月25日，阴。村里的小学没有课本，我就把自己的旧课本抄下来，一张纸裁成西份，用毛笔工整地写好，分给孩子们；没有粉笔，我就用灶灰和水调成糊状，在木板上写字。孩子们很懂事，从不浪费一张纸，用完的纸反面还用来演算数学题。有孩子把家里的鸡蛋偷偷塞给我，说‘老师，您补补身子’，我又悄悄把鸡蛋放回孩子的书包里——他们的日子比我更苦，这点营养，该留给他们。”
“1967年2月18日，雪。过年了，我用攒了半年的工资给孩子们买了文具，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还有一本薄薄的练习本。孩子们拿到文具时，笑得露出了缺牙的缝隙，围着我喊‘谢谢张老师’。我看着他们冻得通红的小手，却紧紧攥着新文具，心里又暖又酸。我对他们说‘要好好写字，字写得工整，人活得也体面’，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我的话记在了心里。”
“1968年9月5日，晴。县里给学校拨了一批新书，我背着书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回到村里时，肩膀磨破了皮，渗出血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疼。孩子们看到新书，欢呼着围上来，小心翼翼地摸着书皮，像捧着宝贝一样。我教他们给书包上书皮，告诉他们‘要爱护书本，书本里藏着知识，知识能改变命运’。那天，孩子们读书的声音格外响亮，连山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像是在为他们伴奏。”
日记里的每一个字，都透着张爷爷对孩子们的疼爱，对教育的执着。凌露的眼泪不知不觉掉了下来，滴在“知识能改变命运”这几个字上，晕开淡淡的墨迹。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拿到《成语词典》时的场景——那是张爷爷捡了三个月的废品，才攒够钱买的。他把词典递给她时，手上的伤口还没愈合，却笑着说“凌露，这是给你的，要好好读，里面的成语都记下来，将来做个有文化的人”。
那时她不懂词典的珍贵，只知道抱着词典，跟着张爷爷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如今再想，那本词典里，藏着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张爷爷未竟的理想——他没能把青山村的孩子们教完，就把这份对“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全部倾注在了她的身上。
凌露继续往下翻，日记的字迹渐渐变得沉重，墨水也有些浑浊，显然是张爷爷遭遇变故后写的——
“1970年11月10日，阴。村长又来找我了，带着几瓶酒，说只要我在学生人数上多报十个，就能多领一笔教育经费，这笔钱‘村里分一部分，我也能得一部分’。我拒绝了，我说‘经费是给孩子们的，我不能贪污’。村长脸色沉了下来，说‘张建国，你别给脸不要脸，在这青山村，我说了算’。我没有退让，我是老师，要对孩子们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1970年12月5日，雨。村长开始在村里散布谣言，说我作风有问题，和村里的女学生关系不清不楚。谣言像野草一样疯长，村民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孩子们的家长也开始不让孩子来上学。我去找村长理论，他却笑着说‘你不是清高吗？现在看看，谁还信你’。我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清者自清，可在谣言面前，清白显得那么无力。”
“1971年5月15日，阴。教育局来人了，拿着村长写的‘举报信’，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定了‘作风败坏’的罪名，开除了我的公职。我拿着解聘通知书，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孩子们用过的破旧桌椅，看着黑板上我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没做错什么，可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1971年6月1日，晴。妻子要和我离婚，她说‘跟着你，不仅没钱，还要被人戳脊梁骨，我受不了了’。我看着她收拾行李，看着两个孩子怯生生地躲在门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是我连累了他们。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给了他们，只留下了这几本书和几枚奖章——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念想了。”
读到这里，凌露的肩膀微微颤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接一颗地掉在纸页上。她能想象出张爷爷当时的绝望——一个热爱教育、坚守原则的老师，被诬陷、被开除、被妻离子散，从受人尊敬的“张老师”，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罪人”，这种落差，该有多痛苦？
可即使遭遇了这么多苦难，张爷爷的日记里，也没有一句抱怨，没有一句怨恨，只有对孩子们的愧疚，对教育的牵挂——
“1971年8月20日，晴。我离开了青山村，背着一个破包袱，漫无目的地走。路过一个废品站时，看到几个孩子在捡废品，他们衣衫褴褛，却拿着捡来的旧报纸，好奇地看着上面的字。我走过去，教他们认‘人’字，孩子们学得很认真，眼里闪着渴望的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不管我是不是老师，都能教孩子们认字——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1975年3月12日，晴。我在县城的废品站住了下来，每天捡废品糊口，晚上就教附近拾荒者的孩子认字。没有课本，我就凭着记忆，在地上写；没有粉笔，我就用木炭代替。孩子们的家长很感激我，有时会给我送一碗热粥，一块干粮。我觉得很满足——能教孩子们认字，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这就够了。”
“1980年10月5日，晴。凌露今天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她拿着树枝在地上写‘桑凌露’，写得歪歪扭扭，却很认真。她抬起头，笑着对我说‘爷爷，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露出了缺牙的缝隙。我摸了摸她的头，说‘凌露真厉害，以后还要学更多的字，做个有文化的人’。看着她的笑脸，我突然觉得，就算这辈子再苦，能遇到凌露，能教她认字，也是一种幸运。”
凌露合上日记，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却发现越擦越多。她想起张爷爷晚年时，身体越来越差，却依旧坚持教她认字，哪怕咳嗽得厉害，也要坐在小板凳上，握着她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想起张爷爷去世前，拉着她的手，说“凌露，要好好活着，要守住这个家，别让人扒了，还要多认字，将来做个有用的人”；想起张爷爷留下的那本《成语词典》，被他用油布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木箱里，像守护宝贝一样守护着。
原来，张爷爷的一生，都在践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信念——年轻时在青山村小学，他为了孩子拒绝贪污，哪怕被诬陷也不妥协；中年时流落街头，他依旧坚持教拾荒者的孩子认字，哪怕只有一块干粮也满足；晚年时收养了她，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教她认字上，把“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她的身上。
破屋的门被轻轻推开，老赵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糊走了进来，看到凌露眼里的泪痕，连忙放下碗，关切地问：“凌露妹子，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凌露摇了摇头，拿起膝盖上的日记，递给老赵，声音沙哑地说：“赵叔，你看，爷爷以前是老师，他很爱孩子，很爱教书，可他被人诬陷，妻离子散，最后只能拾荒……”
老赵接过日记，翻开几页，看着上面工整的字迹，看着那些关于教学、关于孩子的记录，眼眶也渐渐红了。他叹了口气，说：“老张这一辈子，太苦了。可他是个好人，是个有骨气的老师，他没做错什么，错的是那些坏人。”
凌露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旧课本，扉页上“张建国”三个字依旧清晰，书页间夹着的干枯枫叶，边缘己经发黑，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鲜红。她抚摸着课本上密密麻麻的笔记，想起张爷爷日记里写的“书本里藏着知识，知识能改变命运”，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
张爷爷没能教完青山村的孩子，没能实现“教几个认字的娃娃”的心愿，那她就替张爷爷完成。她有这所破房子，有张爷爷留下的旧课本和日记，有一颗想要传递知识的心，哪怕她只剩下一两年的时间，哪怕她身患重病、右腿残疾，她也要办一个免费的课堂，教附近拾荒者的孩子、民工的孩子认字，让他们知道“再穷也能认字，认字就能看更远的世界”，让张爷爷的理想，在这片土地上重新绽放光芒。
“赵叔，”凌露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悲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我想办一个课堂，免费教附近的孩子认字，用爷爷留下的这些课本，用这所破房子。爷爷没能完成的心愿，我来替他完成。”
老赵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拍了拍凌露的肩膀，说：“好！凌露妹子，你这个想法好！老张要是泉下有知，肯定会高兴的！你放心，我支持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我老赵绝不含糊！”
凌露看着老赵真诚的眼神，心里暖暖的。她知道，办课堂会遇到很多困难——她身体不好，没有资金，没有教具，甚至可能会有人不理解、不支持。可她不怕，因为她有张爷爷的信念支撑，有老赵和邻居们的支持，更有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执着。
阳光渐渐升高，透过塑料窗，照在凌露手中的旧课本上，给泛黄的纸页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她轻轻抚摸着课本上的字迹，仿佛能感受到张爷爷的温度，听到张爷爷的叮嘱。她知道，接下来的路会很难，但她会像张爷爷一样，坚定地走下去，用自己最后的时间，传递知识，传递希望，让“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信念，在这片破败的土地上，开出最坚韧的花。
凌露站起身，拄着木棍，慢慢走到屋角的木箱旁，把日记和课本小心翼翼地放回油布包裹里，然后拿起那枚“优秀教师”奖章，轻轻擦去上面的锈迹。奖章的金属表面虽然氧化发黑，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光泽，“优秀教师”西个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这是张爷爷一生的荣光，也是她接下来要追寻的方向。
她知道，她或许不能像张爷爷那样，成为一名正式的老师，但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个传递知识的人；她或许不能改变所有孩子的命运，但她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看到知识的光芒，让他们知道，哪怕身处泥泞，也能通过读书，看到更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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