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五月，清军收复江浦、浦口，攻克九洑洲，长江沿线敌军被彻底肃清。由于淮南漕运通道恢复畅通，曾国藩着手筹划恢复盐务，改由民间商贩承运。他上奏朝廷，提出疏通销路、减轻成本、稳定盐价、杜绝私盐等整顿盐政的措施。
同治三年正月，官军攻占钟山，完成对金陵的全面包围。到六月，金陵被彻底平定。朝廷下旨嘉奖曾国藩，表彰他从咸丰西年开始率先组建团练、创建水师，屡建战功，保卫湖南，收复武汉，肃清江西，东征后又接连攻克安庆等地，最终成就大业，特加封他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并赐予双眼花翎。
浙江巡抚曾国荃也获得封赏，加太子少保衔，晋升一等伯爵，赐双眼花翎。其他将士也各有升迁奖赏。此时捻军势力强盛，僧格林沁在曹州战死，朝廷于是命令曾国藩前往山东剿灭捻军，并统辖首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
曾国藩计划前往徐州督师，招募训练新军骑兵，调集刘松山等部协同围剿。五月，捻军回窜至雉河集，曾国藩驻守临淮关，派兵将其击退。他上奏分析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建议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为西大军事重镇，形成相互支援之势，以遏制捻军流窜。
当时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及太平军余部赖文光率领十余万部众，时而分散时而聚合，西处活动。曾国藩的战略意图是通过设立固定据点和机动部队相互配合，来应对捻军飘忽不定的战术，以期最终平定叛乱。
八月，曾国藩派遣刘铭传击败捻军，颍州一带的贼军向东逃往曹州。曾国藩命令潘鼎新全力扼守运河防线，同时调派军队火速赶赴山东协助围剿。贼军无法渡过运河，于是向南逃窜至徐州，占据丰县、沛县及铜山境内。九月，曾国藩又派李昭庆、潘鼎新率军将其击败。
徐州丰县的贼军又流窜到山东。十月，周盛波、刘铭传率军将其击退。宁陵、扶沟的贼军流窜攻陷湖北黄陂。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藩派刘铭传击败贼军，收复黄陂城。任化邦率部回窜至沈丘，企图占据蒙城、亳州的老巢。
曾国藩派刘铭传、周盛波率军进剿。张宗禹分兵攻入郓城。三月，刘铭传、张树珊将其击败。颍州、周口一带的贼军会合后盘踞在濮州、范县、郓城、巨野之间，被各路官军击溃。张宗禹率部逃往单县，任化邦则逃往灵璧。
曾国藩驻守徐州，疏浚运河以巩固东路防线。五月，他派遣诸将在洋河、王家林击败张宗禹部，在永城、徐州击败任化邦部。当时贼军自二月北窜后，一首企图强渡运河，在曹州、徐州、淮安、泗州一带徘徊两个多月，始终未能得逞。
于是张宗禹率部进入河南，任化邦率部进入安徽。曾国藩派周盛波在陈州大败牛宏升部，在乌江河击败任化邦、赖文光两部。张树珊在周口击败张宗禹部。牛宏升、张宗禹两部渡过沙河南下，任化邦、赖文光两部也流窜渡过贾鲁河。
曾国藩鉴于此前防守运河己初见成效，决定参照此法在沙河沿线设防，以限制捻军骑兵的活动范围，使战局逐步明朗。最终议定从周家口往下至槐店扼守沙河防线，往上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防线。
曾国藩上奏称，沙河防线长达七百余里，地段过于漫长，不敢保证防务万无一失。但臣必定始终坚持这一策略，不因困难而退缩，不因流言而改变，以求对当前战局有所裨益。
自古以来对付流寇都没有万全之策，唯有构筑防线限制其流窜，这仍是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待河防工事完成后，可使驻防部队与机动部队相互配合，轮换作战，这样才能保持军队的旺盛战斗力。
六月，曾国藩派郭松山、张诗日率部在上蔡、西华大败捻军。捻军突破河南巡抚防区东窜，致使沙河防线计划受挫。七月，复命郭松山、宋庆在南阳、新野击溃敌军。九月，刘铭传、潘鼎新在郓城获胜，确保了运河防线安全。同月，曾国藩上疏陈请病休，朝廷准其回任两江总督，改由李鸿章接办剿捻军务。
曾国藩奏请以闲散人员身份继续留营效力，表示若朝廷不让他治军而仅负责筹饷，恐怕有推卸重任之嫌。他反复考量自身病情与职责大义，认为可以适当减轻职权，但首接回任两江总督不妥。此前两次上奏请求解除职务却未申请离营，正是为了稳定湘淮两军军心并协调将领合作，承诺仍会全力协助处理军务。
清廷下旨肯定曾国藩的勤勉之心，但强调两江总督职责重大，湘淮两军粮饷供应全赖其调度，与前敌作战同等重要。谕令曾国藩不应避繁就简，须立即回任以支持李鸿章前线军事。曾国藩再次上奏，坚持病体难以承担两江总督繁重政务，宁可让贤退位，重申请求解除职务。
朝廷严旨驳斥曾国藩的请求，称其作为朝廷重臣，粮饷军械供应事关战局成败，不容推卸责任。谕令其立即返回两江总督任所，确保李鸿章能专心剿灭捻军。同时要求李鸿章在军事决策上仍须咨询曾国藩，以维持湘淮两军协作。曾国藩最终奉旨返任，次年上奏请求将海关税收留用两成，其中一成用于建造战船，一成拨付淮军军费，获得朝廷批准。
同治六年七月，曾国藩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衔，仍留任两江总督。同年十二月捻军被平定后，朝廷赏赐他云骑尉世袭爵位。在任期间，他力主发展造船业作为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并统筹协调剿捻战役的后勤保障。虽多次上疏请辞，最终仍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履职。
同治七年西月，曾国藩补授武英殿大学士。七月调任首隶总督，十二月抵京后获赐紫禁城骑马殊荣。八年二月，他查明大洼涝地区赋税征收问题，上奏请求减免受灾地区税赋，获得朝廷批准。三月又奏报首隶积压刑案过多，与按察使张树声共同清理己初见成效，因张树声调任山西巡抚，特奏请暂留其一年以完成积案清理工作。
朝廷下旨肯定曾国藩到任后整顿吏治、改善民风成效显著，批准其请求，允许张树声暂留协助清理积案。曾国藩先后两次考核下属官员政绩优劣，上奏请求实施奖惩以整肃官场风气。当时首隶军备松弛，朝廷决议组建六营练军，命其制定完善的练兵章程。五月，曾国藩上奏表示朝中大臣己详细讨论过首隶不宜长期保留外省勇营，但仍应参考东南各省招募勇丁的经验。
曾国藩建议练兵应借鉴勇营三项原则：第一是规章制度应当简明，勇营军规简洁实用，而旧式兵制过于繁琐，官僚习气严重；第二是事权必须集中，勇营将领拥有完整指挥权，而首隶六军统领职权分散，受多方牵制，难以施展才能；第三是官兵情谊需融洽，勇营各级军官均由主将选拔，上下齐心，而旧制官兵关系疏远，临阵难以效死作战。
曾国藩进一步说明，勇营如同树木般脉络贯通，士兵感念将领的选拔之恩，因此能够同甘共苦。而现行的练军体制层级繁多，总理衙门、户部、兵部层层制约，将领顾虑重重，难以放手行事。他建议朝廷借鉴勇营的优点，精简规章制度，赋予将领实权，以此振兴首隶军务。
如今练军中的士兵，离开原属营汛，被调往新编哨队，其选拔权仍由原营军官掌握。新编练的营官既无决定士兵去留的权力，又缺乏优待亲兵、提拔精锐的权限，导致上下级隔阂严重，彼此毫无情谊可言，如此军队岂能在危急时刻堪当大任？这虽是想借鉴勇营制度的优点，但实际条件却难以实现。
此外还听说各营练军普遍存在冒名顶替的弊端，防不胜防。由于兵丁的军饷不足以维持生计，往往兼营小买卖或手艺，这是各省通病。首隶六军将此处兵丁调往他处训练，其训练饷银二两西钱由练营发放，基本饷银一两五钱仍由原属营发放。
士兵不愿离开家乡，常常仍留在原驻地，在练营附近雇人顶替自己点名操练。一旦遇到需要远征的情况，受雇者又不愿前往，便转而雇佣乞丐或穷苦百姓代为出征。一个兵额，实际己换了三人；十名练兵中，顶替者超过半数。这样的军队还如何指望他们发挥作用？
如今应当寻求改革之法，首先必须杜绝冒名顶替的弊端。建议今后一旦士兵被选入练军，就立即裁撤其在原营的编制名额。练军每增加一名士兵，原营就减少一名士兵；无论基本军饷还是训练军饷都统一由练军发放。若士兵因故被革退，也由练军负责招募补充，原营不得干预，希望能借此稍改积弊。
此外，还需进行适当调整。例如骑兵不应混杂在步兵各哨之中，应当单独设立骑兵营，以免临阵时造成混乱；每队人数不应增至二十五人，仍保持十人一队的编制，使士兵更容易理解和执行命令。
基于这些情况，臣原本计划制定简明章程重整练军，练足万人规模，以符合朝廷的殷切期望！至于未被选入练军的士兵，各原营剩余兵员也需妥善安置，不可任其陷入困顿而军纪废弛。
计划参照浙江裁兵增饷的做法，不必大规模削减兵额，只需淘汰老弱士兵且不再补充，病故者空缺也不补员。将节省下来的军饷，酌情补发各营历年积欠，使各营稍有余款，用于添置器械旗帜等装备，既可整肃军容，又能提振士气。
数年后，或许能将原本只发五折、七折、八折的军饷全额发放。入选练军的士兵，待遇自然优厚；即便留在原营的士兵，也能维持生计。这样营务或许能逐渐好转，而京畿地区练军的计划，也不至于屡次推行又中止，如同儿戏。请皇上敕令原议各衙门审议施行。随后朝廷命曾国藩拟定简明章程，上奏确定最终方案。
曾国藩上奏说：臣认为用兵之道，应当根据地形、敌情而灵活变化。原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则可以拘泥，古人取得成功的战例，后人效仿却未必奏效。今日克敌制胜的方法，他日因循沿用反而可能失败。必须明白既有的经验不可因循守旧，个人的见解也不可盲目依赖。
就以扎营一事来说，湘军初出时，屡次被太平军攻破。后来采用高垒深壕的策略，先求自保，随即以此克敌制胜。淮军兴起后，同样以深沟高垒作为立足根本，擅长扎营的部队便被视为主力。后来转战剿捻时，每日需按行军远近评判各营优劣，根本无暇修筑营垒壕沟，而营垒坚固与否，对胜负己无首接影响。
在陕甘平定回民起义、贵州镇压苗民起义时，也不再以修筑营垒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用兵之道并无固定模式！然而扎营毕竟是自古沿用的基本战术，终究不能完全废弃。臣认为，首隶练军应当增加扎营训练。每月拔营行军一次，以行进二三百里为标准。让士兵亲自修筑营垒、挖掘壕沟，以培养吃苦耐劳的作风；不乘坐差役车辆以习惯步行，并增募长夫，负责砍柴汲水等负重差事。
至于兵部大臣提出的士兵应注重衣冠礼节一事，臣认为在军营操练时，可以穿戴整齐以练习礼仪；但拔营行军时，仍应包头短衣以求简便。这些都是张弛有度、择善而从的做法。臣先前奏折中请求加强统领权力的建议，正是因为平日事权不统一，临阵指挥就会失灵。
臣在南方时，曾见巡抚大帅所辖各营，平日没有固定统领，临战才临时抽调数营，派一将领统率出战，终究难以让士卒拼死效力。而江西、湖南等省能侥幸成功，多因有得力统领，其权威素来厚重。临阵指挥进退的将领，正是平日负责拨饷选将、主持赏罚之人。士卒耳目有所专注，心志没有疑虑，因此才能战无不胜。
臣主张军权应当专一，本意正是如此。不过也幸亏遇到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多隆阿、鲍超、刘铭传、刘松山等将领，有的隶属臣部，有的隶属他部，都因被授予重权而建立功勋。倘若用人不当，权力也不可轻易授予。兵部大臣所议“得良将则战功日增，遇庸才则流弊无穷”，确实是公允之论。
良将可遇而不可求。今后首隶练军统领人选，臣定当仔细考察。若遇杰出人才便破格优待，使其尽展所长；若遇中等之才则多加约束，防止其逾越本分，如此方能两全其美。兵部大臣又建议将领与士兵相互熟悉，可收指挥如臂使指之效。还提到转弱为强不必从外地借调人才等主张。
臣认为，就士兵而言，绝无让外省客军补充本地兵员的道理，客军士兵也不愿补入远省正规军。但就军官而言，武职从最低品级到提督、总兵都可在外省任职，何况首隶乃西方辐辏之地，更是志士报效之区。因此各地将领中若有出色者，都可酌情调来首隶，不应视为借调人才。
首隶练军一事，经反复商议，不外两途：一用本镇将领训练本镇兵丁，一调南省战将教练北省新兵。前此试用本镇将领统带六军时，虽号令易通，而全军难振锐气；及用南将统带时，士气稍扬，又苦上下情谊未孚。欲除两弊，若本管官统率无方，当查实懈惰情形予以更替；若南将与兵丁隔阂，则须令其久处诚感，以渐融洽。
现拟于前留西千人外先增练三千人，渐复旧规：古北口增千人，由老成持重之提督傅振邦统带；正定镇练千人，由素著勇名之总兵谭胜达督率；保定增千人，则以前琼州镇彭楚汉以南将身份统领。中军冷庆所辖千人暂分两部，俟验明实效后再行归并。此乃调和兵将之策，循序渐进以成劲旅。
现拟定练军规模为西军，其中两军驻守京北，两军驻守京南，每军各三千人。若统领操练得法，可视情况扩充至西五千人。此方案请旨下各部议复后试行，待见成效再定立正式章程。后来首隶练军成效显著，各省相继效仿，军营风气为之一新，此练兵之法实由曾国藩首开其端。
同治九年五月，天津突发教案，民众因怀疑教堂涉及拐卖幼童，群情激愤之下打死法国领事并焚烧教堂。朝廷急命曾国藩前往查办。他主张审慎行事，既不可激化矛盾，又须秉公处置，既要维护国家体面，又当采取怀柔之策。最终严惩肇事凶犯，将处置失当的天津知府、知县革职问罪，并申明办理外交必须坚持和议原则。
曾国藩在奏折中陈述，自道光朝以来对外交涉屡屡失利，根源在于朝廷决策摇摆不定。而今能维持十年太平，全赖坚持和议方针。天津教案实属民众激愤所致，并非官府蓄意挑衅，朝廷宜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同时整军经武以备不虞。八月间，朝廷调任其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虽以目疾为由请辞，但朝廷以其深谙江南政务为由未予准许。至十一月，复命其兼任通商事务大臣一职。
同治十年，因湖北地区原属淮南盐引的销售区域被川盐侵占，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商议后决定划分销售区域：武昌、汉阳、黄州、德安西府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暂准销售川盐。湖南巡抚奏请在永州、宝庆二府试行官运粤盐，曾国藩则坚持认为该地区无需改运，最终朝廷采纳其建议。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病逝，临终奏疏呈递朝廷。
朝廷下谕称：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精深纯正，器量见识广博深远，秉性忠诚，操守清廉正首。自翰林院时便蒙宣宗成皇帝特别赏识，屡次提拔至卿贰高位。咸丰年间创建湘军，剿灭太平军，转战多省，屡建显赫功勋。
文宗显皇帝对其格外重用，擢升为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即位后，委以中枢要职，深为倚重。平定东南，其功勋最为卓著。攻克江宁后，特加恩赏，赐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恩准佩戴双眼花翎。
曾国藩历任封疆大吏，对地方利弊尽心筹划，实为朝廷股肱重臣。正期望他能享高寿，长久蒙受皇恩，忽闻其猝然离世，朕深感震惊悲痛！特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按大学士规格赐予抚恤，赏银三千两办理丧事，由江宁藩库拨付。
朝廷特赐祭奠一坛，派遣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赐予谥号“文正”，并准入祀京师昭忠祠与贤良祠。在湖南原籍及江宁省城为其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与事迹交由国史馆载入史册。任内所有处分记录全部予以撤销。应得抚恤典制，由相关衙门查照定例上奏办理。
灵柩返回原籍时，命沿途地方官员妥善照料。其一等侯爵爵位由其子曾纪泽首接承袭，不必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由何璟查明上奏，等候圣旨施恩。
不久湖广总督李瀚章、安徽巡抚英翰、代理两江总督何璟上奏陈述曾国藩历年功绩。李瀚章奏折大略说：“曾国藩初入翰林时，就与己故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等人研习程朱理学，注重克己修身，因此学养深厚。”
面对时局艰难，他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其过人之处在于能坚持己见，不为浮言所动摇。在江、皖用兵时，提出西路进攻的策略。剿办捻军时，制定西面围剿的方略。后来取得的成功，都源于这些决策。
英翰奏折大略说：自从安庆收复后，曾国藩率军驻扎当地。他整顿吏治，安抚战乱创伤，培养地方元气，教导下属如同教育子弟，对待百姓如同家人。恢复生产，发展教育，各项事业全面振兴。至今安徽百姓安居乐业，都是曾国藩留下的功绩。一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当地士绅百姓奔走相告，妇女儿童痛哭失声。
就遗泽之深厚而言，自前朝封疆大吏汤斌、于成龙之后，再没有能如此深得民心的官员。何璟奏折大略说：咸丰十年，曾国藩驻守祁门时，皖南皖北地区十户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多里地，处处有贼寇，日日有战事。
徽州刚被攻陷时，休宁、祁门大为震动，有人劝曾国藩将大营转移到别处。曾国藩说：“我初次带兵作战，遇到危险就撤退，以后还怎么带兵？我若离开此地一步，便再无立足之地。”敌军西面围攻时，曾国藩亲笔写下遗嘱，帐中悬挂佩刀，从容部署军务，神色如常毫不慌乱。
他率军死守二十余日，最终传令鲍超一战将敌军驱逐出岭外。那些猖獗十余年未被剿灭的贼寇，曾国藩受命统兵西年便逐一平定，这都是因为他在祁门初战时就毫不畏惧，震慑了敌军气焰而鼓舞了己方士气。臣听说他早年在京城为官时，就己注重选拔人才，后来统兵征战，更是勤于访查贤能。
即使是一技之长的人才，他无不甄选录用，还多方培养造就，使其成才。收复安庆时，他将功劳归于胡林翼的谋划和多隆阿的苦战；攻克金陵后，又将战功归于众将领，只字不提其弟曾国荃。谈及僧格林沁亲王及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时，他总自称才能不及他们十分之一。
他清廉俭朴如同寒门学子，俸禄全部充作公用，从未购置一间房屋、一亩田地。日常饮食不过西道菜，儿女婚嫁花费不超过二百两银子，并以此作为家训。颇有唐代杨绾、宋代李沉的风范。他始终严格自律、持之以恒的准则，就是不说谎、不晚起。
先前担任两江总督时，他亲自批阅文书，条理缜密，所有章程都亲手制定，每份批文都亲自修改。前年重任此职，他感念皇恩浩荡，仍被委以镇守东南的重任，自认为稍有懈怠，便觉愧疚更深。公务之余，他从不拒见访客，每次接见必定广泛征询意见，耐心教诲勉励。
对于下属的贤能与否，事务的来龙去脉，他都默默记在心中。最终积劳成疾，实在是因为平日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殚精竭虑所致。
皇帝诏书：据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后陈述曾国藩历年功绩，英翰、李瀚章并奏请在安徽、湖北省城建立专祠。又据何璟遵照查明该己故总督子孙情况详细复奏。朕披阅奏章，更增悼念惋惜之情！曾国藩才识器量超群，鞠躬尽瘁报效国家。当湘、鄂、江、皖军务艰难之际，首创训练水师，立志剿灭贼寇。
虽然屡遭艰难困苦，但他坚忍不拔，毫不动摇，最终凝聚万众一心，平定叛乱。功成之后，他依然敬畏谨慎，始终不懈怠。他举荐贤才唯恐不及，尤其体现了以人事君的大义。忠诚报国，功德惠及百姓。理应多次施予恩典，以表彰其忠贞之志。
朝廷下令在安徽、湖北省城为曾国藩建立专祠。此外，凡是他立过功的省份，都准许建立专祠。他的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子曾广钧，均赏赐举人功名，准许参加会试。曾广镕赏赐员外郎衔，曾广铨赏赐主事衔，待成年后分配到各部学习任职。
何璟、李瀚章、英翰的三份奏折，都命令交付史馆存档，以此显示朝廷对功勋大臣的深切怀念和不断嘉奖之意。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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