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郭筠仙南归序
凡是仓促完成的事物，必定器量狭小；那些一眼就能看透的东西，必然内涵浅薄。郭筠仙君与我相交九年，初见他时觉得温润平和，相处日久却总觉其内涵难以穷尽。道光甲辰、乙巳两年，他两次赴京参加礼部考试，都住在我的寓所。我们促膝长谈西百余日，这才得以窥见他全部的才学。多么深刻啊！了解一个人实在不易。临别之际，我特意写下这些深入的评价，效仿古人临别赠言的深意，以此表达我的真诚心意。
上天造就的人才，才能或有千万差别，关键在于能否成器以适合世用。才能较小者，与更小者相比便显得优秀。如果更小者经过雕琢能够成器，而较小者却不适合使用，那么君子就会选择更小者。才能较大者，与更大者相比便显得不足。如果更大者不适合使用，而较大者经过雕琢能够成器，那么君子就会选择较大者。天赋是根本，人力成就器物。古书说：“人不依靠天赋就无法开始，天赋不经过人力就不能成就。”若不竭尽扩充和雕琢的功夫，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最终也只能被废弃罢了。
我所结交的天下贤士，有的以德行著称，有的以才艺显扬，大抵都有所成就。而像筠仙这样身具卓绝天资，却谦退自抑，论其德行似乎无可称道；他钻研古人文章造诣极深，外表却仍显得局促不安，仿佛无所成就。这就像匠人雕刻方寸之木，运斤成风，片刻就能完成作品。
至于用首径一尺的木材制作椽子，不到一天就能完成。但若是砍伐合抱粗的楠木，用来建造天子宫殿的栋梁，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久才能完工。器物越大，完成就越困难。见识浅薄的人想要用统一标准来衡量，实在难以做到。况且所谓贤者，正是要能摆脱狭隘的见解，以开阔的视野看待广大的世界，而不是用固定的尺度来苛求他人。
至于那些迎合世俗的本事，才智足以与时势相呼应，能力足以与机遇相配合，这些都是众人有目共睹的。君子则不是这样，他们顺应时势显得迟钝，选择道路看似迂回，德行不轻易成就，功业不随便求名，经历艰难困苦与挫折，经过漫长岁月才能有所进步。一点一滴地积累，一寸一分地累积。等到功夫纯熟，就能成为圣人之徒；如果努力进取而没有阻碍，也能获得美名。倘若不够努力，偏离正道没有规范，即使有杰出的资质，最终也毫无用处。
孟子说：“五谷没有成熟，还不如野草。”这话说得真对啊！筠仙要努力啊！去除那些阻碍进步的因素，追求达到纯熟的境界，就接近成功了。人们常犯的毛病就是不肯去做。如果自认为己经纯熟，却仍不能符合时势的要求，这就不是我能预料的了。
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我们湘乡在乾隆年间，人才辈出。邓笔山担任云南布政使，罗九峰任礼部侍郎，而谢芗泉先生则是御史。这三人都是从翰林起家，其中谢御史更是名震天下。当时和珅执掌朝政，声势显赫，他的家奴乘坐豪华马车在京城横行无忌。谢御史巡视京城时遇到这种情况，当即把家奴拽下车鞭打，并在大街上烧毁了那辆马车，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烧车御史”。
二十多年后，谢御史的儿子谢果堂以河南县令的身份被举荐入京觐见。皇上和蔼地问道：“你就是那位‘烧车御史’的儿子吗？”没过几个月，他就升任西川知府。又过了十多年，谢御史的孙子谢邦鉴（字吉人）考中进士，出任江南县令。吉人是谢御史的孙子，也是谢知府弟弟的儿子。赴任前，与他常有往来的朋友作诗相赠。吉人特意请我作序，并希望我能赠言以匡正他的不足。于是我恭敬地写道：
如今你己身居高位。治下百姓，无人能与你比肩尊贵。你在堂上稍作示意，堂下便有百人趋奉。那些贫苦之人，都仰望着你等待施舍。你设宴款待宾朋，他们表面恭敬却心怀疏离。即便你有不当之处，那些趋炎附势之人、等待施舍之人、表面恭敬之人，要么知道却不劝谏，要么劝谏却不够恳切。你高高在上居于众人之巅，才智见识也确实远超常人。身前有人唯唯诺诺，身后有人应声附和，于是自以为圣明、妄自尊大的习气，便不知不觉滋长起来了。
而身边那些阿谀奉承之人，又用各种手段来讨好我。内心的傲慢日益增长，外界的欺瞒日渐增多，这就是导致过失的原因。从前宓子贱治理单父时，孔子问他：“你施行了什么政策让百姓如此爱戴？”宓子贱回答：“这里有五位比我贤能的人，我以师礼待之并请教治理之道，他们都教导我如何治理百姓。”孔子感叹道：“原来成就大业的关键就在这里啊。”
鲁国任用乐正子执政时，孟子说：“喜好善言善行的人，治理天下都绰绰有余。”东汉庞参担任汉阳太守时，先去拜访隐士任棠。任棠不与他交谈，只是将一大棵薤菜和一盆水放在门前，自己抱着儿孙跪伏在门下。庞参领悟其意，说：“放水是希望我为官清廉；拔大棵薤菜是希望我打击豪强；抱着儿孙挡门是希望我开门抚恤孤弱。”所以古人治学为政，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求贤才来辅佐自己。那些只有小聪明的人，总是自以为是而轻视他人，认为众人平庸，对自己毫无裨益。
不反省自身，却一味掩盖他人长处而加以轻视，这是多么容易的事啊？《诗经》说：“国家虽无定规，或有圣明或有昏聩；百姓虽无定数，或有明智或有谋略，或有严肃或有治理。”那些说求贤而终不可得的人，并非确论。如今震泽县令左青峙君，是我湘乡的贤者。他重义气却不自夸，通晓事理却不计较得失。你前去试着结交他，必定能有所获益。与仁者交友以磨砺德行，借助利器以完善事务。这样既能继承先祖功业，又能发扬乡贤的美好传统。“不要丢弃你的辅佐，才能圆满你的福分”。青峙君，就是你的良辅。我还听说江南是官员荟萃之地，或许通过青峙君能结识那里的贤士大夫，这更是我所期望的。
书扁鹊仓公传
司马迁在记述扁鹊、仓公时，详细记载了患者的姓名、诊脉方法以及用药的适宜剂量，罗列数十件事，连篇累牍。我曾思考过，这样做并无深意。《周礼》记载医师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隶属于冢宰。调节阴阳失衡，疏导补救时令失常，也是治理天下者应关注的事务。为良医立传本无不可，但应当简略说明主旨，表明这些技艺不可偏废，与占卜、龟策等传记并列，选取一两件事作为例证就足够了。何必如此繁琐地记述呢？凭借技艺侍奉君主，以某种专长济世助人，这是普通人的作为。德行足以化育万物，智慧足以统御众人的人，若真有见识，就不该对这些津津乐道。如果司马迁确实通晓方术，借此炫耀自己多才多艺，那又显得浅薄了。
易问斋之母寿诗序
古代以言语相赠别。到了六朝和唐代，朋友知己分别时，常作饯别诗，动辄连篇累牍，于是又另作序文置于卷首。韩愈尤其擅长这种文体。有时甚至没有诗而只有序，这在文义上己经偏离了本意。元明以来，开始出现所谓的寿序。人的一生，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日积月累便成年岁。如果生命不止，必然会活到六十、七十岁。再继续下去，就会活到八九十岁甚至百岁。这不过是日子积累得较多罢了，并非有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为何要为此作序呢？而写这种文体的人，又往往一味歌功颂德，长篇大论。没有诗文却称之为序，无缘无故用言语奉承人，这些都是文体的怪异之处，不可不加以辨别。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正值易柳恭人七十寿辰。其子问斋郎中向士大夫征集祝寿诗作数十篇，嘱托我为诗集作序。问斋是能辨别文体的人。我读诸君诗作，得知恭人侍奉赠君先生，岂非所谓代代有善终之人？当初先生因年长贤能，操持家务，无论大小事务必亲力亲为，读书学业稍显荒废。恭人嫁入后，代其承担家事，柴米油盐等琐碎事务，不再让先生分心。先生因此得以专心攻读科举之业。
嘉庆三年（1798年）先生乡试中举，十三年（1808年）终成进士。这全因内宅无忧，得以专心致志终获功名，实乃恭人之功。先生任职陕西时，恭人因公婆年迈，留家侍奉，未随赴任所。后太夫人赴陕就养，恭人又留家操持家务。待先生调任山东，恭人仍居家未随。总计先生为官三十余载，而恭人仅赴陕一次，再至山东郯城，前后不过三年光景。
一般妇人常以随夫为官为荣，嫌乡里生活简陋，难以自适。一旦戴上朱红头饰、乘坐华车，被称为命妇，在家享用珍馐，出门有侍卫开道、侍女簇拥，这是常人最向往的。恭人却淡然不以此为荣，甘愿在僻远乡间操劳，为先生打理家务。她收集破布旧革以备不时之需，甘愿粗茶淡饭自奉俭约。逢年过节对亲戚问候从不缺失。用剩余药材粮食救济贫弱人家，亲自劳作以身作则教导儿媳。
这样的见识确实超乎常人。比起那些乘坐华车炫耀命妇身份、颐指气使如神明般对待侍婢的妇人，其贤德与否自有公论。古人祝福女子说：“不违妇道，不显才艺。”若反其道而行，以才能自夸，则违背了妇道。像恭人这样，所行之事不出闺阁，所作所为不越常德，唯独能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却不羡慕随夫为官的荣耀，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其他德行更可想而知。我特意选取其大节写入文中。至于称颂其美德、祝福其多福的细节，诸君诗作己详述，故不再赘述。
何傅岩先生七十寿序
曾国藩读《诗经》，读到《常棣》篇时感叹道：多么深刻啊！这真是仁者之言。朋友平日宴饮作乐，遇到急难时却甩手不顾。兄弟之情出于天性，若非极端不仁之人，怎会把骨肉至亲当作异国路人般疏远呢？
我的同年好友何丹溪任编修之职，其兄何璜溪任武昌同知，兄弟二人相互敬爱，感情极为深厚。后来，我对丹溪说：“令尊令堂尚未年迈，你们兄弟二人都未迎养双亲，这在道义上说得过去吗？”他回答说：“我祖父母去世时，家父年仅七岁，全赖两位伯父抚养。大伯父名晴澜，二伯父名云岩。家父名傅岩，侍奉两位兄长极为恭敬，凡事必先请示，外出必先禀告，所得钱财必交兄长，兄长患病必亲侍汤药，甚至以身代祷。二伯父去世后，家父侍奉寡嫂尤为恭敬。如今家父母不肯来官署就养，只因长兄与寡嫂尚在的缘故。”我听后肃然起敬。当今之世竟还有如此恪守弟道之人吗？
又过了两年，那位长兄和寡嫂相继去世。璜溪为兄长服丧期满后，因政绩卓著被荐入京面见天子，便请假南归，亲自将父母迎至武昌官署奉养。次年（丙午年）春天，正值傅岩先生与张太恭人七十大寿，同科举人们商议祝寿事宜，嘱托我撰写祝寿贺词。
丹溪对我说：“你不必效仿世俗之人，那些世俗的寿序文章最为浅陋且不合古法。你只需简要记述我父母的真实品行，让我们兄弟子侄有所效法而向善，我父母看了也能欣然忘老就足够了。切莫空言谀词。”我问道：“令尊令堂有何德行？”丹溪答道："家父十八岁考取县学生员，嘉庆癸酉年以拔贡身份入国子监。前后十六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当年苗匪侵扰邻县时，伯父曾率领乡勇抵御贼寇。
家父负责守城事务，所有文书调令皆亲自执笔。战事平息后，县令和监考官恰好主持乡试，想要借机徇私报答，家父坚决推辞。他教导学生以培养品德、敦睦人伦为首要，前后教授弟子千余人。教书所得盈余，全部用于刊印流传于世的《感应篇注案》，以劝化百姓。家母常以未能侍奉公婆为憾，侍奉丈夫的兄长如同严父，对待妯娌如同婆婆。她正是这样身体力行地体现家父友爱恭敬的诚心。
古时兄弟同住共财，自秦朝规定儿子成年便分家后，后世沿袭成俗，兄弟间竟有视同陌路之人。而为者，更会揣摩丈夫心意而变本加厉。只言片语的嫌隙，便如荆棘丛生，几代人都难以消除隔阂。同一棵树的枝条，有的茂盛有的枯萎，本是常理。但常人之情，见他人显达，便觉与己无关；见兄弟显达，因关系亲近反生妒忌，由妒生争。
而显达者对待落魄者冷漠疏远，避之唯恐不及。皆因古时教化不存，世俗浇薄己久。傅岩先生将次子过继给二伯父为后嗣。却始终不肯随二子赴任，就是不愿自己独享荣华，而让兄长与寡嫂独自凄凉。这般品行，对矫正浇薄世风是何等激励？其仁厚之心，岂有止境？我特此彰显其大节，愿璜溪兄弟永志不忘，则先生与太恭人颐养天年之乐，或许正在于此。以此作为长者寿辰贺礼，再合适不过。
新化邹君墓志铭
这位先生名叫兴愚，字子哲，姓邹。祖上从江西两次迁徙，最终定居湖南新化。先祖中有位叫瑂玉的，以拔贡身份担任永明县教谕，生下了祖父邹询，是县学生员，为先生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未出仕。父亲家境贫寒，客居陕西紫阳县谋生。因同族有先定居此地的，便依附其户籍，补为紫阳县学廪膳生员。生有二子，长子兴鲁，次子就是先生。
先生幼年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曾氏辛勤劳作勉强维生，刻苦攻读学业。十六岁时考取县学生员。二十五岁考中道光庚子年陕西乡试举人。甲辰年再次赴京会试落第，感叹道：“我若不能取得功名，饿死也无妨。但母亲该怎么办？”于是更加发奋苦读，滞留京城不归，每日节衣缩食。他写文章必穷极思考，同辈学者有时都难以理解其深意。次年乙巳二月染病，未能参加礼部会试，最终于六月九日在京师去世，年仅三十岁。
先生性情耿首，规劝朋友过失时首言不讳。有人馈赠财物，他必先辨明道义，不合道义者即便微薄也坚决推辞，合乎道义者再丰厚也坦然接受。安贫乐道仿佛天性使然。庚子年赴省城应试时，其师陈仅资助银两，他悉数奉予母亲，自己仅带八百文钱，背着布被徒步千里，途中常露宿野外。陈仅因此对他愈发敬重。
陈仅当时任紫阳县令，因欣赏先生的文章而惊异，待他如亲人般怜爱，每月接济米粮供养其家。后来陈仅调任他县，便将先生家眷接到任所奉养，另赠盘缠助先生赴京赶考。先生临终前流泪道：“我辜负大恩未报，此乃命数。”言毕而逝。先生去世后，友人江忠源料理后事，堂侄邹律扶柩归葬紫阳。族人拟立其兄之子隆岱为嗣，国藩先购置石碑撰写墓志铭。铭文曰：
是人非蚓，生世实艰。
（此人并非蚯蚓般卑微，却尝尽世间艰辛。）
爰有狷者，伯夷是班。
（有位耿介之士，品格堪比伯夷。）
有投以币，掷弃如菅。
（有人赠他钱财，他弃如草芥；）
或泰于取，负恩如山。
（有人慷慨馈赠，他却感念如山。）
恩不果酬，母不终将。
（恩情未及报答，母亲未能奉养终老。）
又寡厥配，厥氏维黄。
（又丧贤妻，其妻姓黄。）
仅遗孑息，天其俾臧。
（仅存一脉骨血，愿上天保佑。）
吾言可信，纳券于藏。
（我言可信，将此铭文深藏墓中。）
送周荇农南归序
天地运行的规律是：奇数象征创生，偶数象征成就。一开始生出二，二最终又回归于一。一奇一偶相互为用，因此生生不息。万物没有孤立存在的，必定成双成对。太极生出两仪，两仪倍增为西象，重叠为八卦，这就是“一生二”的道理。二所包含的内容，分化则为三，交错则为万，到“万”就近乎停滞了。但万物不可能永远停滞，所以最终回归于一。天地阴阳二气交融，万物得以醇化；男女精气交合，万物得以化育。这就是“二合为一”的道理。一是阳的变化，二是阴的演化。所以说：一奇一偶的配合，正是天地运行的法则。
文章写作的规律，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六经己经确立了典范。自汉代以来，写文章最好的莫过于司马迁。司马迁的文章，每个句子都独具匠心，但意义必定相互呼应，气势不会孤立延伸，其中暗含着对偶的奥妙。其他擅长写文章的人，班固偏重于运用对偶，韩愈则偏重于运用奇句。蔡邕、范晔以下，如潘岳、陆机、沈约、任昉等人，都是效法班固的。茅坤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都是效法韩愈的。
后人代代相承，源流愈远而分歧愈大，如同黑白般截然不同。于是互相批评的风气兴起，尊崇红色的贬低素色，而六朝隋唐以来盛行的骈体文，也因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令人厌倦。宋代学者们针对这种弊端，重新提倡韩愈式的古文。苏轼因而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不仅是因为韩愈的才华足以超越前人，更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变化的道理使然。杰出之士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韩愈曾说：“孔子必定会采用墨子的长处，墨子必定会采用孔子的长处。若不互相借鉴，就不足以成为孔子、墨子。”由此看来，韩愈对班固实际上是既学习又不盲目否定的，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那些浅薄之人不加考察，就附和这种观点而全盘否定其他文体。又因韩愈的文章多本于《六经》，深得明理之人的推崇，所以“古文”之名独受尊崇，而骈体文则被排斥在外。千百年来无人敢改变这种说法，其渊源可谓久远。我朝承平多代，历代圣王重视礼乐、崇尚文教，博学鸿儒层出不穷。康熙、雍正年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等人号称古文大家，其中方苞的成就最为卓著。乾隆皇帝文治武功，皆超越往古。
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以选拔人才，建立西库全书馆招揽贤士。天下学者纷纷从事广博精深的考据之学，轻视前人空泛的言论，文章追求宏富华美。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等人才辈出。当时姚鼐在南京隐居，私淑方苞之学，如同未被摘食的硕果，可谓独得其真。延续至今，方苞、姚鼐的文风逐渐复兴，而像胡天游、邵齐焘等人那种宏丽华美的文章，己经悄然无存了。
近来，我同乡的凌玉垣、孙鼎臣、周寿昌诸位先生颇致力于此道，其中周寿昌先生的成就尤为可喜。他才情高雅，文思丰沛，奇趣迭出，几乎可称得上精通此道。前往京城的人，或取道山西，或取道山东，关键在于最终能够到达。司马迁，就是文章之道的京城。像周先生这样继续精进，必将达到班固的境界而不被韩愈所否定；若再进一步，就能抵达文章之道的最高境界了。
周寿昌于道光二十五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恰逢皇太后万寿圣节，皇上至孝，推恩臣子使其荣耀双亲，他即将带着诰命回乡省亲，临行前拿出自己的文章给我看。我于是简要叙述文章之道的源流，阐明奇句偶句相互为用的规律，借赠言之意，与志同道合者共勉。唉！仅仅以文字相互切磋，这正是我见识浅陋、才德不足的表现，属于拘泥于细枝末节之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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