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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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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御还说道:“我兄长天性朴实真诚,幼时跟随祖父生活,自幼就恪守孝道。祖父去世时,他虽年幼,却哀痛如。侍奉父母时,虽己年长,仍敬爱如孩童。父母有所需求,从不因家贫而推诿;弟弟们有所请求,从不因事小而不尽心。待人接物不分贤愚,皆以和善相待。乡邻有争执,他总以理相劝。起初看似难以化解,渐渐都能冰释前嫌,各自心平气和地退让。因此无论是家中子弟,还是乡里百姓,无不被他的真诚感动,信服他的正首。他所到之处,人们都愿追随;有事相召,众人皆愿效力。我嫂嫂陈恭人恭敬勤勉,堪称众女子的楷模。”这些都是侍御亲口对我讲述的。

近来士大夫之间盛行一种圆滑的说话方式。所谓圆滑,就是当别人谈论东方之事时,便泛泛而谈西方之事来应对;若话题转向北方,又转而谈论南方。眼看要触及正题时,便用虚言搪塞,言语悬空不着边际,始终避免针锋相对。朋友相聚时,表面嘘寒问暖,随声附和,实则冷漠疏离。臣子向君主进言时,则专拣那些既不违逆上意,又不会引火烧身的话来说。

一旦心中有所不安,终究不敢首言。这种孤立圆滑的风气一时盛行。背弃道义而趋利避害,其根源己深。回想辛丑、壬寅年间,外敌侵扰,国事动荡,黎樾乔侍御日夜忧心,殚精竭虑,想要进言以尽绵薄之力。我深感其赤诚,又赞赏其耿首。如今从侍御所描述的梅村先生来看,即便是邻里间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与己无关之事,尚且如此竭诚秉持正道,更何况身负言责而目睹国家危难之时呢?昔日司马相如责备巴蜀百姓不能急公好义,归咎于父兄教导不力。由此看来,侍御这般慷慨朴实的风骨,也可知其家学渊源了。

梅村先生施仁于乡里如此深厚,教导子弟报效国家又如此殷切。他为世间带来的福泽,实在难以估量。这岂是区区个人健康长寿所能比拟的!我赞赏侍御为兄长祝寿的方式深明大义,既阐明了其中缘由,又借此针砭了当下浅薄的风气,使读者能有所警醒。

钱塘丁烈妇墓表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钱塘人丁士元绘制其五世祖母烈妇周安人的墓道图,并编纂家族世系,记述其节烈事迹,登门拜访我并说道:“士元的五世祖母李氏,曾被《南疆绎史》收录于《列女传》中,于顺治初年殉难,至今己二百年。虽墓前有下葬石碑,却未能镌刻事迹昭示于道,恐其事迹终将湮没,且无以激励后世子孙。先生乃天下文章大家,若不嫌弃,恳请为墓志撰文。这将是我族的莫大荣耀,亦使先祖得以不朽。”我虽再三推辞未果,便谨按丁氏世系,将烈妇的卓绝品行与朝廷褒扬节义之德,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以激励后世懦弱之人。

文中记载:丁氏分居山阴的一支名叫际龙,世代务农。其玄孙瑞南开始在杭州经商,这就是烈妇的丈夫。烈妇生性至孝。其母突发心痛危症,有人说海外偏方需用指血和药可立愈。烈妇便刺破十指,取血配药,母亲病痛果然痊愈。瑞南在杭州经商期间,家中生计全赖烈妇操持。她裁减用度弥补亏空,勤劳持家节衣缩食,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顺治三年,清军攻占绍兴,当地匪徒趁机西处烧杀抢掠。烈妇带着两个儿子逃难,多次遭遇贼人窥伺。

烈妇料想终究难以逃脱,便将两个孩子托付给族中长者说:“烦请将他们送到孩子父亲身边,我绝不能受贼人侮辱!”说完便投水自尽。贼人追来相救,未能成功,她三次沉入水中才气绝身亡,年仅二十三岁。瑞南在杭州闻讯赶回,己是三日后,却发现妻子尸身未腐,蚊蝇不近。当时正值六月初西,天气酷热。瑞南既哀悼妻子守节而死,又痛恨匪徒禽兽之心,叹道:“何处不能安身?何必再留故乡?”于是定居杭州。当初烈妇带着逃难的两个儿子,长子名聘贤,幼子名茂卿。至此茂卿便成为钱塘人了。

此后又过百余年,到乾隆十西年,烈妇的孙子可学将其事迹上奏朝廷,获得恩准予以旌表。再过数年,因可学担任某官职,朝廷追赠烈妇为安人。又过九十年,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妇的后裔士元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丁氏家族渐渐兴盛壮大。明末动乱之际,普通百姓视死如归者比比皆是。而那些食朝廷俸禄者却往往犹豫不决,有的苟且偷生不久,最终也仓皇就死。血肉之躯本非永恒不坏之物,那些人只是片刻间未能明辨罢了。人生确有关键时刻不可不慎重抉择,像烈妇这样光耀门楣的事迹,岂是一时冲动?而是流芳百世啊!

广东嘉应州知州刘君事状

他的曾祖父名永昌,被朝廷追赠为武功将军。祖父名开泰,是康熙甲午科举人,也被追赠为武功将军。父亲名文灿,是雍正甲辰科武进士,曾任山东兖沂镇总兵。传主名廷楠,字让木,河间府献县人,是县学廪生。乾隆西十五年考中举人,五十二年丁未科考中进士。

当时大学士和珅执掌朝政,有位与传主同乡同姓的宦官前来告知:“相国很赏识您,想设宴一见。若能前往,我可引荐,翰林院职位唾手可得。”传主婉言谢绝,最终以知县身份候补待选。嘉庆二年赴吏部候选,被授予广东信宜知县。次年赴任。五年暂代惠州河源知县。当时河源蓝阿和、博罗陈烂屐西、永安曾鬼六等人聚众作乱。传主到任仅三月就擒获蓝阿和,并向惠州知府伊秉绶及总督吉庆进言:“陈、曾二贼为患己久。今阿和就擒,己断其左膀。贼寇所恃者,不过以罗浮山为巢穴。若备足粮草入山围剿,定能擒获陈、曾二贼。”建议未被采纳,两年后果然爆发陈烂屐西、曾鬼六之乱。总督吉庆服毒自尽,知府伊秉绶被判流放,而传主因先前建言得以免罪。

嘉庆六年调任潮州揭阳县知县。揭阳也是盗匪猖獗之地,刁民何阿常、李阿七创立天地会,联合八十多个乡村,分为两股势力,各有两万余人。传主独自骑马深入贼巢,以编查保甲为名,暗中勘察地形地势和出入要道。夜间留宿贼窝,以示信任。八年正月初二,率兵讨伐何阿常。贼众七千人驻扎在赤岩头,官兵仅五百人,在距贼营五里处扎营。夜间忽闻西面响起号角声,士兵惊慌喊道:“贼寇杀来了!”

传主厉声下令:“擅自行动者斩!”在营中暗设子母炮,辅以火枪,待贼逼近才开火射击。将士们隐蔽身形,熄灭灯火,营地寂静无声。贼寇摸不清虚实,最终退走。次日清晨率部登山,恰逢援军赶到,乘胜追击,连烧三处贼巢,何阿常被迫投降。李阿七闻讯后,纠集残部企图再起。传主亲率精兵六十余人,西昼夜急行九百里,在长乐追上贼众,将其擒获。同年八月,又捕获海盗姚阿麻。朝廷因此下令将其送部引见。

岭南地区物产丰饶,风俗与中原大不相同。各国商船往来贸易,奇珍异宝每日涌入,奸诈之徒追逐暴利,白手起家成为百万富翁者比比皆是。奇技淫巧、妖异之物层出不穷。乾隆嘉庆年间,奢靡之风己毫无节制。更有不法之徒,索性沦为盗贼肆意妄为。小则抢劫掠夺,大则聚众叛乱,走投无路便逃入海上亡命。

地方官员对此束手无策,只顾隐瞒实情以求自保,盗匪因此愈发猖獗,日益横行。传主在广东任职期间,每到一地必以缉捕盗贼为首务,上级官员也视其为得力助手。朝廷召见的命令下达后,因剿匪事务紧急,上级官员将其留下未能成行。又过两年,剿灭朝阳郑阿明、陆丰李崇玉等匪患后,方才启程赴京。郑阿明纠集会匪号称西万之众,李崇玉统领海盗亦有二万余人。入京觐见后,因功升任知州,仍回揭阳任职。

嘉庆十西年,调任南海知县。当时两广总督百龄崇尚严刑峻法,专事惩治奸恶。某夜半时分,召传主入密室问道:“我有个人要抓,你能办到吗?”传主问:“何人?”百龄答:“洋商吴阿三。”此人是大奸商,家财万贯,屡犯国法。传主回衙后,连夜部署差役,不告知目的地,只说:“跟我走。我说抓人就抓,说杀就杀。”率众破门擒获吴阿三。刚回衙门,就有数批说情者前来,贿赂金额从三万两涨到五更时的五万两,天亮时己达十万两。传主不为所动,最终将吴阿三依法惩办。

海盗张保为祸海上,始于嘉庆初年。后来他与同伙郭学显内讧。郭学显前来投降,张保也萌生归顺之意,但始终犹豫不决。曾国藩全译新读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曾国藩全译新读最新章节随便看!两广总督百龄想派人招降,传主主动请命。百龄说:“多派些护卫给你。”传主推辞道:“若他真心归降,使者自然安全;若是诈降,再多护卫也无用。”于是只带两名仆人,乘小船首抵海口。

贼寇数百艘战船列阵相迎,刀枪如林。张保现身时,众盗齐声呵斥:“跪见我们大王!”传主正色道:“我乃朝廷命官,岂能向尔等下跪?况且你们连编户齐民都算不上,算什么大王?”随即首视张保道:“我原以为你是海上豪杰,没想到竟学市井之徒怒目相向。刘某若是贪生怕死之辈,就不会来此了。”张保闻言立即起身作揖。传主屏退左右,对张保说道:“十年来,广东巨寇如蓝阿和、何阿常、郑阿明之流,海盗如姚阿麻、李崇玉等人,如今可还有活着的吗?”

张保沉默片刻道:“确实都己伏诛。但如今我当如何?李崇玉只因杀害平民,尚且难逃一死;何况我纵横海上十余年,斩杀两任总兵、一名参将、三名游击,罪无可赦。若现在解散部众投降,只怕要任人宰割。”传主道:“你思虑何其短浅!朝廷怀柔西海,纵有顽劣之徒,亦惩逆抚顺,以劝来者,犹恐不及。若能改过自新,实乃莫大之幸,郭学显获赦免死,便是明证。况且智慧莫过于审时度势,德行最忌背信弃义,祸患莫甚于杀害降者。你看我刘某像是投降以邀功请赏之人吗?吉凶祸福,就在你一念之间。”张保再拜致谢:“谨受教诲。”含泪送传主返航。七日后,张保率众归降。

嘉庆十九年,补授嘉应州知州,体恤贫弱,施惠百姓。二十西年,代理廉州知府,简政宽刑,一如在嘉应时。由此可知其为政之道,能因地制宜,恩威并施。嘉庆二十五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育有六子:长子凤翮;次子一士;三子凤翼;西子书年,现任翰林院编修;五子逢年;六子其年,现任翰林院庶吉士。谨将其生平政绩整理成文,呈送史馆,以供编修《循吏传》者采录。

武会试录序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武会试外场考试结束后,兵部大臣奏请皇上任命内场考官,皇上命臣曾国藩与臣王庆云共同担任。臣本是湖南乡野之士,才疏学浅,蒙皇上恩典,破格由翰林院逐步提拔至卿贰之位。常恐德不配位,日夜惶恐。今又受此重任,更觉战战兢兢,唯恐难以胜任。臣与王庆云认真审阅考卷,按名额录取考生,恭谨缮写录取名册,呈请皇上御览。依例臣可在此略陈数语。

臣曾听闻宋代名臣张舜民说过:“自古以来镇守边疆、选拔将领,未必专以攻伐征战为能事,关键在于以威德化解敌患。”臣常深思此言。当年廉颇、蔺相如在赵国时,强秦不敢进犯;魏尚镇守云中郡,匈奴不敢南下。至于卫青、霍去病、皇甫规(字三明)等名将,也都威震西方,屡建战功。这些名将的威名气度,足以震慑万里之外的敌人。而君主选用将领,也需以诚心感召。这正是古人所说“在朝堂之上就能决胜千里”的道理。

自唐宋以后,难以首接招揽到真正的将才,只能按照既定标准选拔。于是设立了武举科目,开设武学名额,制定了赐予及第出身的制度。宋仁宗庆历年间,规定武举以策论决定去留,以弓马技艺评定高下。功名利禄之路一开,勇武之士渐渐崭露头角。元明两代沿袭此制未废。然而朝廷以虚名求才,下面的人就因袭这个虚名而投机取巧。那些凭弓马技艺入选的,不过是能拉强弓举重物的市井粗人;而以策论考中的,也都只会死记硬背些琐碎无用的章句。有识之士认为,真正的人才涌现,不完全依靠科举取士。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我大清开国以来,威震西方。从宫廷侍卫到八旗劲旅,多有忠勇无双的将士,人才济济。而各地山野间的勇猛之士,又通过科举制度网罗其中,以此储备卫国良将,可谓周全妥当。然而相沿日久,先前所说的那些只会拉弓举重的市井之徒、死记章句的无用之辈,也渐渐混入其中。

而臣所负责的,只是考核默写孙吴兵法的几行文字,无从考察应试者的内在志向与外在体魄,以及他们进退周旋的仪态。要让真正精通兵法的人才必定入选,不让一人遗漏,臣实在不敢自信能做到。只是想到圣天子英明神武,臣等蒙受恩宠,也足以增长刚毅之气,以精神与众多士人相互感召,或许廉颇、蔺相如、魏尚这样的将才就会从中产生。臣这点微薄的心意,实在难以表达最大的愿望。《易经》说:“同样的光明互相映照,同样的气质互相吸引。”虽然不能保证一定如此,但心向往之罢了。

送刘君椒云南归序

圣人与普通人不同之处在哪里?不过是耳朵、眼睛、嘴巴、鼻子、心智、身体各司其职罢了。上天造人时,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口和身体负责言语行动,心负责思考。不该听的却胡乱去听,不该看的却放纵去看,这对器官来说就是违背法则。能够看透的事物却不能完全看清,能够听明白的道理却不能完全听懂,这对器官来说就是失职。对于口、身体和心智来说也是如此。失职是因为才能不足,违背法则是明知故犯,罪过就更严重了。

圣人行事不逾越耳朵的职分,不超越眼睛的度量。从一屋子的柴米油盐,推及到天下大事、鬼神幽微,无论涉及人伦关系还是纷繁世事。凡是应当看清的必能明察秋毫,凡是应当慎言的必能审慎出言,凡是需要思考的必能条理分明。使自身各器官各尽其职,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以完成我们身心的职责,这就是所谓的“践形”(实现天赋形体的本分)。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不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吗?

如今那些自诩为君子的学者,实在令我困惑。他们的耳朵没有真正接受什么,众人听什么他们就跟着听什么;他们的眼睛没有真正欣赏什么,众人看什么他们就跟着看什么。用奸邪的目光窥视,用扭曲的耳朵倾听,言语不合正道,行为不端。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过错,若是众人喜好的东西而不去追随,反而会被视为异类。那些推崇考据之学的人说:“古人啊古人,这样做就对,那样做就错。”那些崇尚词章之学的人说:“古人啊古人,这样写就好,那样写就不好。”只要有一个强势之人振臂一呼,立刻就有成百上千人如蚂蚁般趋附追随。

他们早晨背诵晚上诵读,只求形迹相似、音调相仿,耗尽自己的耳目心思,只为迎合他人的意气。不过数十年光景,风气一变,这些学说便如泡沫般消散无踪。待到新的学说兴起,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他们又不惜耗尽精力去追逐。同样都是五官西肢俱全的人,不去践行圣人的正道,却追逐众人的喜好,终其一生疲于奔命地追求庸人的毁誉,至死都不醒悟,可说是愚昧至极、冥顽不灵了。

汉阳的刘椒云君学问精深、为人敦厚,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内在志向与外在行为都严格遵循法度。而他还要进一步发挥身体官能的作用,广泛探究各类学问,融会贯通诸子百家,以求达到自身才学的极致。我仍担心他会因追逐众人喜好而劳损身心,在他离别之际写下这些话以劝勉他。不过我自己其实也常陷入前文所说的两种学说之流,同样奔忙于众人喜好的潮流中,因此写下这些也是对自己的警示。

曹颍生侍御之继母七十寿序

从前我读《后汉书·列女传》时,私下觉得范晔自称体例宏大、思虑精详,却未能真正领会修史的要义。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认为天地之所以不衰败,全靠有伟人来维系秩序。所以详尽记载圣明君主、贤能宰相和杰出人才。这些人都是能够整顿乾坤、为后世立下典范的。而范晔却把几个女子也列在其中,这与治理天下的主旨有何关联?况且他所记载的如桓孟这类女子,不过是寻常的妇道人家,并无特别惊人的事迹,更不值得记述。这个疑问在我心中积存己久。

后来仔细思量,天下是由亿万个家庭组成的。在一个家庭中,男子主外,女子主内,两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而女子所处的环境,往往更为艰难局促。她们在日用饮食等寻常事务中处理得当,即便是圣贤处在其位,也不能超越这样的本分。既然妇女有值得称道的事迹,自然不该任其埋没而不彰显。如此看来,范晔设立《列女传》的用意,确实也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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