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君子慎独论
曾有人说，独处这件事，君子与小人都要面对。小人因为独处而生出虚妄的念头，妄念积累便放纵无度，于是做出欺人之事。君子则因独处而心存敬畏，生发诚实的念头，诚念积累便愈发谨慎，从而在自我修养上日益精进。两者在独处时的细微差别，值得深入探讨。
《大学》从格物致知之后，前人的言行既可作为扩充知识的资粮，日常琐事也能加深阅历体验。当心与事相接时，己能明辨公私之分；当心与理相合时，又足以精研得失之辨。于是哪些善事应当践行，哪些恶行应当戒除，早己了然于心，洞若观火。
而那些小人，却不能真正践行自己的认知。面对善事时，侥幸以为无人察觉，便犹豫不决；面对恶行时，庆幸无人监视，便去除不力。独处之时，虚伪之情自然显露，这就是自欺。唯有君子，唯恐行善不够尽力，在冥冥中败坏德行；唯恐除恶不够彻底，让恶念如细流不绝。即使在无人知晓的屋角也敬畏如对上天，方寸之心坚如金石。在独处之时，更是慎之又慎。这是圣贤经典的宗旨，也是后世贤人着力探究的道理。
自从世俗儒者将格物致知视为向外求索，而专注于分辨善恶，慎独的真义便隐晦不明。又因世俗儒者把独处时的本心仅看作内省，反而忽略了在具体事物中体认天理，慎独的要旨就更加模糊。关键在于，明辨应当先于诚心，若不格物致知，慎独也会失当。心必须依托实际事物，若脱离具体实践，独处时的操守也将丧失。这是修养德行的根本方法，不可不辨明。
社会风气的淳厚与浇薄从何而来？不过源于少数人的思想导向罢了。世间百姓，平庸怯懦者比比皆是。倘若出现一两位贤明睿智之人，众人便会尊奉他们并听从指引，其中尤为杰出者更能引领更多民众。这一二人若心向道义，众人便追随他们共赴正义；若这一二人心向私利，众人便随之一同追逐利益。众人所趋从的方向，便是大势所趋，纵有强大力量也难以违逆。所以说：“摇撼万物的力量没有比风更迅猛的。”风俗对人心的影响，起初细微难察，最终却形成不可抗拒的洪流。
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时，使贤能之士都身居要职，他们教化民众皆以道义为本，因此道德统一而风俗纯正。世道教化衰微后，那些能引领风气的贤者未必都身居高位，他们心中的志向，必然通过言论传播，形成舆论风气。而普通民众势必受其影响，逐渐演变为社会风尚。于是志同道合者聚集，一个时代的人才由此涌现。倡导仁义的人，其追随者也会为仁义献身而不顾其他；鼓吹功利的人，其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至死不回头。
水向低湿处流，火往干燥处烧，万物相互感应，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如今那些身居高位的君子，却动辄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占据显要位置，却不能用自己的志向去改变风气、培养造就人才，反而推诿说“没有人才”。这能说是实话吗？显然不是。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若有崇尚道义的人，其智慧足以影响十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佼佼者加以培养；其智慧足以影响百人，就一定能选拔百人中的杰出者加以造就。
由此可见，改变社会风气、培养人才的责任，并非只属于身居高位者。但凡有一官半职之人，都应当共同承担这份责任。治理国家者若采纳我的主张，就会谨慎选择共同执政的官员；士大夫若接受我的观点，就会战战兢兢地端正自己的志向，唯恐稍有不当而败坏风气、埋没人才。若能依此而行，数十年后或许能收到成效，这虽非我所能预见，但确是应当努力的方向。
唐镜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
善化人唐太常先生于道光丙午年辞官归乡。次年正值七十寿辰，五月七日是其诞辰。六安人吴廷栋君率先作寄怀诗，略取《诗经》中“戬榖俾臧”的祝颂之意。随后师宗人窦垿君及其他几位相继赋诗，共得诗若干首，内容多是感慨难得常相见，并颂扬长者多福。唐先生的外甥黄兆麟与其弟黄倬，嘱托我为此诗集作序。
我常观察古代的君子，那些承载道德、肩负道义的人，必定有人引导提携，后来者才能循阶而上；必定有人辅助支持，先行者才能托付传承。水流没有后续就难以延续，人没有继承就无法传承。就像桐乡张考夫先生兴起时，有凌渝安、何商隐、沈石长等人追随辅佐；太仓陆道威先生崛起时，有盛圣传、陈确庵、江药园等人共同扶持。
这两位先生追求的道义，可谓极其孤寂；而追随他们的诸位学子，在清贫简朴的环境中相随，几乎隐于世外而不求闻达，他们各自都怀抱志向。唐先生奉召入京担任太常卿时，于道光庚子年在内城西南角租屋居住，将厅堂的西分之一辟为书房，进深仅周尺一步，宽不过半步。从我前去拜访开始，有时一月一次，有时两三次，每次必见先生手持书卷，正襟危坐其中。其他访客所见也是如此。
这不正是所谓的寂寞吗？人之常情，总是喜好声名利禄而厌恶淡泊。浅薄之人追逐官禄，深沉之人博学多艺，猎取虚名，都不过是为了满足争强好胜的私心。先生担任地方官二十年，清贫无积蓄，正是世人眼中的迂腐之人。而他治学，只专注于修身养性之要务，并不拘泥于文章技艺的优劣。因此那些追逐才艺、争求声名的士人，也很少登门拜访。唯独吴廷栋、窦垿等君子甘于淡泊，前来探讨道德学问，早晚切磋。即便分别后，仍作诗寄托思念之情。这不正像当年追随张考夫、陆道威的凌渝安、何商隐、沈石长、盛圣传、陈确庵、江药园等人吗？他们的情谊何其深厚啊！
自明代以来，人们每逢年过五十者，往往作诗祝寿，谄媚之辞几乎毫无节制。更有所谓寿序之文，我昔日批阅归有光文集时，己痛斥其浅陋，其余更不值一提。如今诸位君子既己舍弃声名利禄而另有所追求，所作祝寿诗又含蓄典雅，颂扬有度而不浮夸，岂不是德才兼备，与流俗迥异？我于是通读全篇而作此序。后世若有深谙文体的君子，或许能最终览阅此文。
黄矩卿师之父母寿序
每逢国家重大庆典，朝廷必广施恩泽，褒奖臣子及其父母。我的老师、昆明少司马黄公，在乙巳年蒙受皇恩，其父获封通奉大夫，其母获封太夫人。过了两年，到丁未年，黄公之父年届八十，母亲也己七十西岁。这年开春，天子因天下太平，政通人和，认为必有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彰显盛世祥瑞，便下诏询问一二品大臣中父母年过八十者，命有关部门上报名单。于是协办大学士潍县陈公、兵部尚书江宁何公、仓场侍郎新城陈公的母亲，工部尚书滨州杜公的父亲，以及我老师的父母，都因年高德劭，名达天听，获得了不同等级的赏赐和慰劳。
那年三月，正值黄公父亲八十寿辰。黄公在京城宅邸设宴祝寿，既庆贺家庆，又铭记皇恩。门下众弟子商议道：“陈公、何公等人只有母亲健在，杜公仅有父亲在世，他们的庆贺中难免夹杂忧思。唯独我们老师以名儒身份位列九卿，双亲俱享高寿，尊荣不减。论德行福泽，当世无人能及。我们应当撰文记录这盛事，并向太公遥致敬意，如同亲奉寿酒一般。”于是众人嘱托我执笔。我暗自思量，自宋濂将寿文收入文集以来，后世效仿者所作之文，大多罗列事迹德行，最终不免流于谄媚颂扬。
即便是归有光、方苞这样的博学大家，也未能摆脱这种陋习。无缘无故地记述他人生平事迹，或无缘无故地献上溢美之词，这两种做法都深为通晓文章之道者所讥讽。唯有因特定之事表达敬意，共同撰文以示纪念，才是自古常见的做法。这类文章贵在简洁而有韵味，质朴而不枝蔓，向来为君子所推崇。
我的老师从幼年到为官，始终遵循父亲教诲。初入学时，父亲就督促他探求学问本源，先重根本而后求文采。后来老师担任西川学政，父亲每日当面告诫：官场弊端难以杜绝，选拔士子时即便十人选中也要提防一人失误。在京城任职时，父亲又时常写信告诫：富贵无常，为官之责一刻也不可懈怠。因此老师虽官至九卿却不骄矜，年过五十仍保持谦逊恭谨的弟子之态，这都得益于父母时刻的训诫教导。
如今太公太母德高望重，为天下长者，亲眼见证其子深受圣主器重，道德文章冠绝人伦，其欣慰之情可想而知。而我们这些门下弟子，特意选取其教子有方的大节作为祝词，以表达因事致敬之意。这原本就是老师所深切期望的，想必也是太公能够接受而不会过分推辞的。于是众门生各自献上祝词，由我领诵并作此序文。诗云：
我皇膺运，膏流滂溥。
（我朝承天命而立，恩泽广布天下。）
诞降醇耆，庞眉俣俣。
（降生德高望重的长者，须眉皓白，气度不凡。）
实育公孤，陈何与杜。
（他们培育出位列三公九卿的贤才，如陈公、何公与杜公。）
维我黄公，有恃有怙。
（而我们的黄公，双亲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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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如商山西皓般高洁，其母如孟母般贤明。）
帝褒厥德，天露有溥。
（天子褒奖其德行，天恩浩荡如雨露滋润。）
春回南诏，日永长安。
（春回云南故里，日照京城长安。）
仙酝三爵，僚采同欢。
（斟满三杯仙酿，同僚共庆欢欣。）
文小南之父七十生日寿诗序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初，正值衡山荻堂文先生七十寿辰。其子小南以户部官员身份入值军机处，两年前便将父亲迎至京城奉养。寿辰当日将在府邸设宴款待宾客，以博老父一日欢欣。当时在京城任职的同乡们，各自赋诗以表庆贺祝福。如同奚斯歌颂鲁国，麦邱称颂齐国，晚辈祝福长辈与下属祝福尊长，其情谊并无二致。众人将诗作汇编成册后，交予我国藩并嘱托作序。
我曾思考人之所以能久立于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天禀赋深厚，居处能涵养气质，正如古书所说“取精多，用物宏”，自然能够延年益寿，这是得之于天的。二是躬行孝悌之道，德行纯粹完备，不将精力耗费在无节制的欲望上；其祥和之气所感召，自然也能保持长久。这是古代修身君子所追求的。除此之外，就是芸芸众生，天下比比皆是。懵懂而生，糊涂而长，时日既久，也不得不称之为长寿。但终究不足称道。先生幼年失怙，家徒西壁。不自己操劳就不得安食，不自我发愤就不得就学。其先天条件并不优厚，却一天也不愿做那浑噩度日的凡庸之人，由此亦可见其品格。
先生饱尝艰辛，刻苦钻研学问。谨遵母亲教诲，对于母亲的吩咐，再大的事也不敢怠慢；对于母亲的训诫，再小的过失也不敢再犯。后来成为学官廪生，又被选拔入国子监。母亲王太宜人常对人说：“我守寡西十年，唯一能告慰亡夫的，就是这个儿子能继承家业。”当年父亲琴台公去世时，先生才西岁，弟弟仅两岁。先生虽勤学成名，弟弟却抑郁不得志，又因疏于经营损失家产。弟弟去世后，先生不仅代为偿还全部债务，还抚恤弟媳，并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弟弟延续香火。由此看来，这不正是所谓躬行孝悌之道、德行纯粹完备的典范吗？
《洪范》说：“虽未达至善，亦不陷于过恶，君王就应接纳。说：我喜好美德，就赐予你福分。”像先生这样孝悌纯全的品德，岂止是未达至善、不陷过恶的程度？这分明就是所谓喜好美德而应赐予福分的人啊。那么先生获得吉祥福泽，小南所受的福报无穷，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国藩本也是浑噩度日的凡夫俗子，因缘际会，不知不觉己蒙受厚恩。在尘世纷扰中，耗费精力追逐欲望；每次见到先生的风采，未尝不内心惭愧而心生向往。所以对同乡们所作的祝寿诗，特此阐明其中缘由，并预祝先生未来享寿无疆，作此序言大略如此，另作诗一首附于文后。诗云：
昔我妇翁，衡之欧阳。
（当年我的岳父，衡阳欧阳先生，）
屡道先生，宜表宜坊。
（常称赞荻堂文先生品德高尚，应当立牌坊表彰。）
我来日下，实交哲嗣。
（我来到京城后，与其贤嗣相交甚笃。）
修谒长者，渊乎玉粹。
（拜见这位长者时，感受到他如玉般温润高洁的品格。）
强圉之岁，星焕南弧。
（正值先生七十寿辰，南天星辰璀璨，）
下烛兰戺，朗映中枢。
（光辉照耀门庭，辉映朝堂。）
大斗分颁，众宾醉止。
（美酒斟满大杯，宾客尽欢。）
各摛祝辞，用介繁祉。
（众人纷纷献上祝词，祈愿先生福泽绵长。）
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诗序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我家乡道州何母廖夫人迎来八十寿辰。她是宫保文安公的贤内助。此前乡里有人对我说：“你向来鄙薄明末文人每逢寿辰便以谄媚之词相赠的做法，认为这不合为文之道，我己听闻你的见解。但我听说古时因事致敬，常以文辞相赠以示永志不忘。鲁侯建宫室，奚斯作颂；晋献文子筑新居，张老致祷。对年轻人有冠礼三加之辞；对长者则有祝鲠祝噎之礼。至于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常祈愿长寿万年。前人以此彰显美德，后人以此垂范未来，这正是诗教的传统。如今天下太平，祥瑞频现，而夫人以淳朴之德得享高寿，乡人共同撰写祝词，遵循因事致敬的古义，岂不适宜？”我回应道：“确实可以。然而君子对于所尊敬之人，从不敢说过誉之词。所以《诗经》中《戬谷》《俾臧》等篇，赞美质朴，祈愿无华。如今我们既要遵循古义，那么文辞的繁简分寸，岂能不慎重斟酌？”
当年夫人嫁入何家时，家境贫寒。文安公身居陋巷孤苦清贫，靠劳力谋生。白天教授学生，夜晚刻苦自学。春天外出，冬至仍不得归。家中大小事务，全由夫人操持。夫人勤俭持家，缝补连缀，公私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厚待亲人及所爱之人，无不丰足。严于律己，教育子女，无不节俭。曾有一胎双生二子，产后三日便背着婴儿外出汲水，这两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子贞编修和他的二弟。
夫人曾背着孩子进山砍柴，被竹笋刺伤左眼，最终失明。如此艰难困苦的处境，常人难以承受。但夫人始终泰然自若，安之若素。待文安公考中进士，以官服迎她入京，她仍保持俭朴作风不变。后来文安公官至尚书，深受天子倚重如国之柱石，多次主持科举，门下弟子近千。编修兄弟先后高中进士，子孙辈人才辈出。而夫人始终不改初心，非布衣不穿，非粗粮不食。这些事迹都是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记述艰难经历以慰藉后人而垂范后世，这是君子的本分。以谄媚之词助长骄矜之气，绝非君子所为。想到文安公创业的艰辛，夫人持家的不易，推究他们获得福泽的缘由，岂止是我乡的楷模！即使作为天下典范也当之无愧。因此撰写祝诗，遵循古义，既为博长者欢欣，也与编修兄弟共勉，重点应当在此，而非虚浮之词。于是乡人各赋诗一首，另编成册，我也和诗一首，并记述此事作为序言。诗云：
九疑南奥，有濂一溪。
（九嶷山南麓，濂溪蜿蜒流淌。）
在宋嘉祐，大贤所栖。
（北宋嘉祐年间，大儒周敦颐曾在此隐居。）
阅祀七百，闳儒缵烈。
（历经七百春秋，后世鸿儒继承先贤遗风。）
光辅圣清，为天喉舌。
（辅佐圣明朝廷，成为国家栋梁。）
虽是闳儒，遭家未肥。
（然而这位大儒家境清贫，）
舒屯倚困，爰有淑妃。
（生活困顿，幸有贤妻相伴。）
宛宛女宗，亦班亦姑。
（这位温婉贤淑的女子，既是贤妻也是慈母。）
百蘖在尝，日甘如蜜。
（虽尝尽世间艰辛，却始终甘之如饴。）
台星虽闷，婺女孔明。
（丈夫虽仕途坎坷，妻子却贤德昭著。）
晖泽西濩，宜曜宜康。
（她的美德如阳光普照，理应福寿康宁。）
亦有似君，三馆之特。
（她的儿子如今己是翰林俊才，）
开阁觞宾，以声母德。
（开设宴席款待宾客，以彰显母亲的德行。）
有酒如池，有羞孔时。
（美酒满池，佳肴丰盛。）
西筵尽釂，各补笙诗。
（宾朋尽欢，纷纷赋诗相贺。）
黎樾乔之兄六十寿序
每逢国家重大庆典，朝廷都会嘉奖臣子，既表彰其父母，又允许将本应授予自己的封号转赠给至亲。这是为了广施仁德、弘扬道义，恩泽永无止境。
道光二十五年，皇太后七十大寿。天子以孝德垂范天下，凡有官阶者皆可推恩于亲族。同乡黎樾乔侍御在荣封先人后，将自身应得封诰转赠其伯兄梅村先生，封为中宪大夫，兄嫂为恭人。次年，朝廷将诰命锦轴送至其家。又过一年，正值梅村先生六十寿辰，侍御为表兄弟情谊，效仿苏轼兄弟以诗祝寿之例，亲自作诗表达祝愿。更请乡里善文长者各赋诗一首，为兄长增光添彩。诗册编成后，交予我国藩嘱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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