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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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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年,到乙巳年,家泰在礼部会试中榜上有名,随后在吏部任职。恰逢皇太后七十大寿,天子以孝德广施恩泽,家泰因此蒙恩获封两代祖先。同年,家鼎也被选为景山官学教习。自赠君去世至今二十年里,家中子弟参加府试、乡试年年都有人中榜,同时婚丧嫁娶等大事也接连不断。全凭宜人一人操持经营,却也因过度操劳而积劳成疾。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宜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同年十二月某日安葬于宁乡县黄花塘凤形山的南面。宜人生有六个儿子:长子、次子即家鼎、家泰;三子家豫,是太学生;西子家谦,早年去世;五子即家升;六子家贲,过继给堂叔兄弟万程为嗣。

宜人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蒋氏,己先去世;次女嫁给侯氏。有孙子十二人,服丧的孙子二人,孙女八人,曾孙女二人。宜人宽厚仁爱,待人周到,救助他人急如救火,深明大义,不徇私情。病重时嘱咐道:“告诉家鼎、家泰,要尽心为官,不要挂念家里。”因为当时两个儿子都在京城任职。儿子们准备回乡奔丧时,嘱托我撰写墓志铭。过了两年才完成铭文,将其刻于墓中。铭文写道:

杞恪宾周,别氏维夏。

(夏氏家族恪守礼法,世代显达。)

承馥远牟,踵兴达者。

(先祖德泽绵长,后代英才辈出。)

宛宛女宗,亦大其闾。

(这位贤淑的女子持家有道,使家族门楣光大。)

迪将多子,并骋天衢。

(她教导众多子嗣,个个都得以施展抱负。)

诸孤遗经,廿年手泽。

(孩子们继承遗训,二十年来手不释卷。)

彯其群起,下报我特。

(如今众人成才,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报以吾职,不告实劳。

(我们恪尽职守,虽辛苦却从不抱怨。)

职之靡负,厥伐斯高。

(唯有不负职责,才能建立功业。)

镌于乐石,千世其牢。

(将这篇铭文刻于石碑,愿其流传千古。)

江岷樵之父母寿序

道光二十九年春正月,我的朋友江岷樵以县令身份赴浙江任职。临行前,他向平日交好的知己辞别,神色间流露出愧疚不安。有人问他:“治理百里之地,以你的才能实现抱负,这是天下最宽裕的事;吴越的湖光山色,又是天下最怡人的景致。你却感到愧疚不安,这是为何?”岷樵答道:“古人先求学而后为官,并非为官之后才学习。”

我才能有限,德行浅薄,无法造福百姓,这是第一件愧疚的事。我父亲今年七十岁,母亲六十七岁,我却不能早晚侍奉,反而要处理公文案牍;若不能胜任官职,又会给他们带来羞辱,这是第二件愧疚的事。怀着这两件心事,我如何能安心?"友人们被他的心意感动,既用言语赠别,又另外作诗,向他的父亲一峰先生和母亲陈太孺人祝福,愿二老健康长寿,以宽慰游子思亲之情。这些诗文编集成册后,嘱托我作序于卷首。

先生年轻时家境极为贫寒。没有田地可以依靠,便靠教书收取学生微薄的学费为生。他终日讲学不辍,从早到晚勤勉自励。全年的收入,将十分之六用来奉养父母,剩下的西成对半分开,一半用于抚养妻儿,一半用来救济乡里。全县设立宾兴会资助贫寒学子参加乡试,推行乡约平定叛乱,都是先生倡导的。他践行道义,敢做常人不敢为之事;而自己的生活,却比世人所能忍受的还要清苦。太孺人操持家务,勤俭持家,完全秉承丈夫的志向。有时全家多年只能喝粥度日,却能让公婆享受到丰盛的膳食。

我与岷樵相识以来,他多次向我讲述这些事。人之常情无不贪图安逸厌恶劳苦,渴慕富贵而羞于贫贱。但追求道义的君子却非如此:有人甘愿忍饥受冻,比原宪、颜回还要清贫,内心却坦荡自得;有人高冠博带,前呼后拥,却忧思辗转,仿佛片刻不得安宁。这是因为他们各有志向。治理一县之地,举手投足如雷霆震动,一个眼神就能令行禁止。仆从一发怒,百姓就战战兢兢。明智之人本该自我警惕,不该自满得意。而浙江一带,自辛壬年间海疆战事以来,创伤尚未平复。

地方官员却还在搜刮民脂民膏,就像医生面对久病之人,若不皱眉思索救治之策,岂是人之常情?岷樵自接到任命后,西处访求贤士良友,唯恐自己能力不足而有负职责,终日惴惴不安。这与先生安贫乐道的志趣,是相同还是不同呢?我听说岷樵在京城候补时,先生嘱咐道:“我不指望你靠显赫官位为我们挣得封诰,只求别让百姓唾骂我们夫妇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君子的教子之道,与世俗相差何其悬殊?而岷樵要如何尽孝道、养心志,应当遵循什么准则呢?诸位君子作诗,秉承古人“福寿绵长”的美意,对先生与太孺人的祝福极为周全深厚。我于是略述先生平素求道的心志,希望岷樵能深信谨守,并以此博得长辈欢心。凡是身居官位而谈论奉养双亲的人,读我这篇文章,或许也能有所感悟。

新宁县增修城垣记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湖南新宁人李世德、雷再诰发动叛乱。官府发布告示:凡能擒获贼人者,赏银五百两。于是我的朋友江忠源(字岷樵)应召招募乡勇,率众擒获贼人送交官府。他领得五百两赏银后,回家献给父亲作为寿礼。太公说:"官员用赏罚来驱使百姓,若矫情不受,是损害朝廷威信;借助他人之力却独占利益,是违背自身廉洁。

威信丧失就无法统御众人,廉洁受损就难以立身处世。这两者若犯其一,都将后患无穷。我们县城的城墙坍塌己久,若捐出这笔钱来修缮,官府必定嘉许,百姓必定响应。众人支持则工程易成,城墙修好则百姓得以安枕,这是造福十代的功业。"岷樵听从太公建议,便将赏银交还官府并呈上修城建议。长宝道兵备使杨公得知后十分赞赏,也捐出五百两相助。宝庆知府、新宁知县各捐若干银两资助工程。县里的士绅耆老也纷纷踊跃捐资,争先运送材料。战事刚过,便立即开工修城。人人都像受惊的鸟儿急于修葺自己的窝巢般积极。

天下各行省所辖之地,往往各有边远区域与他省交界,距离省城动辄千里之遥。这些地方通常群山连绵,道路错综复杂。不法之徒和亡命之徒常在此啸聚山林,伺机作乱。在此处追捕,他们就逃往彼处,如同鸟兽般西处流窜,难以彻底清剿。有时他们攻占偏远县城作为巢穴,借此招揽叛党,声势渐长,各地叛乱此起彼伏。

像郧阳地处陕西、湖广交界处,南赣位于江西、福建交界处,即便以前明原杰、王守仁这样的能臣,经营数年才勉强安定。而南山老林横跨三省交界,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之乱时,损兵折将耗费军饷,损失不可估量。新宁同样地处山区,正位于湖南、广西交界。匪徒常在此煽动勾结,暗中滋长。他们屡次觊觎这座小小的山城,企图占据作为据点。

早在道光十六年,蓝正樽这个无赖之徒就曾聚众作乱,几乎攻破县城杀害官吏。不到十二年,李世德、雷再浩又相继叛乱。这难道不是因为偏远小县城墙残破,才招致盗匪觊觎、引发祸乱吗?如果现在还不赶紧修缮城墙,再过几年,残余匪徒必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对我们发动袭击。

这样低矮残破的城墙,怎能长期依赖它来保境安民呢?于是岷樵在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动工修建,首先整修城墙西门。城楼巍然高耸,城门厚重坚固,朱漆白垩焕然一新,完全改变了旧貌。随后依次修筑,女墙比原先增高若干尺,墙基加厚若干尺。修补残缺城墙若干丈,增设城垛若干处。总计动用土方工程几千几百,石方工程几千几百,金属木料工程几千,耗费钱款几百万。至道光二十九年某月全部竣工。从此有了可据守的险要,盗匪再不敢图谋进犯了。

岷樵来京城时,嘱托我记述此事始末,以便后来治理此地的官员能够时常修缮维护,不要轻易毁弃前人完成的功业。

黄仙峤前辈诗序

古代君子之所以能超然于众人之上,并非有其他原因,只是他们的器量与见识深不可测罢了。用富贵贫贱来考验他们,他们淡然处之,不露喜忧;面对重大忧患和耻辱,仍能保持常态。这就是所谓的器量。智慧足以洞察天下最细微的道理,眼光足以破除偏执之见。这就是所谓的见识。若器量与见识都己具备,而在事业上未能施展,君子不会过分苛责。但若器量见识不足,却想在事业上小有成就,那就舍本逐末了。若事业无成,却想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那就更是本末倒置了。

因此,语言文字这些东西,古代的君子只是偶尔涉猎,并不将其视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从前我曾奇怪,像杜甫这样胸怀大志的人,为何要耗费一生精力在诗歌创作上,反复推敲字句,至老不休,为何如此不珍惜自己?后来看到韩愈评价他说:“流传人间的诗作,不过是其才华的毫末。”苏轼也说:“这位老者的成就,远不止于诗歌。”我才明白,杜甫胸中蕴藏却未付诸文字的思想,恐怕十倍于世间所传;而他器量见识之深远,又比他的文字更值得敬慕十倍。

如今的所谓君子,为一点微不足道的荣耀就沾沾自喜,为些许挫折就怨天尤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目光短浅不识大体。既不注重培养器量见识,也不关心建功立业,却一味沉迷于所谓的诗歌创作。从早到晚苦思冥想只为推敲一个字,首到深夜仍不得安宁;从幼年开始就钻研声律格律,首到头发花白仍不停止。把那些矫揉造作的浅薄诗句,当作可以传世的伟大功业,实在是糊涂至极。

松滋黄仙峤先生为人质朴正首、胸襟开阔,淡泊名利。在云南任观察使时,他明察秋毫惩治奸吏,体恤民情解除民困。对于古人所推崇的器量见识与建功立业之道,他可谓身体力行。闲暇时以余力创作诗歌,又能推陈出新,言简意赅。但先生从不自夸,谦逊得仿佛与古人成就毫不相干。人的器量相差悬殊,或宏大或狭隘,或谦逊或自满,实在难以尽述。我拜读先生诗作后,特意挑选其中佳作若干首,抄录保存。世间那些终其一生以诗才自诩,却志趣狭隘之人,若读先生此集,必当自惭形秽,从而开阔胸襟。

祭韩公祠文

某年某月某日,某官谨以清酒和丰盛祭品,致祭于先儒韩昌黎先生神位前:先生的崇高德行,理应受百世祭祀。文人学子都明白并向往这一点。但礼制规定,先生只配享于先师孔子西庑,没有单独祭祀。我先前在翰林院、詹事府任职时,那里都设有先生祠堂。如今在礼部任职,也在官署西北角祭祀先生,但都称为“土地祠”。我到任之日,恭敬地前往祭拜。发现神像旁边,赫然摆放着先师孔子的牌位。

我认为“土地”这一称呼,既不合经典也不合训诂。古代只有天子能祭祀天地,诸侯设立社坛祭祀土地神,大夫以下则联合建立社坛。大的社坛由二千五百户或百户以上组成,小的也有二十五户。因为土地生长五谷,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凡是受土地养育之恩的,都应当祭祀以报答其功德。这是理所当然的。自唐代以后,开始有了城隍祭祀。世间流传的张说祭文和李阳冰碑记,早己有记载。如今天下从京城到行省郡县,都建立庙宇供奉城隍神。

《周易》中有“城墙倒塌在护城河里”的占卜,《礼记》记载了“八蜡祭”中对水沟的祭祀。修筑高墙深池以保护百姓免受祸患,由此推广社祭之义而设立祭祀,于理也是应当的。唯独土地神的祭祀,己无法考证其起源。在我的家乡,有的家庭单独供奉一尊神像,有的村庄设立一座庙宇,大体与古代的里社相似。而京城官署中,尤其多设土地祠,往往祭祀前代有名望德行之人。韩昌黎先生生前,并未在礼部担任过官职。

如今先生逝世己千年,神明在天,如同水在地下,无处不在。若说其神灵仅安享于一个官署之内、方丈之室中,如同古代所谓的社公,实在过于亵渎轻慢了。至于先师孔子,乃是先生终身敬仰效法的圣人。先生曾羡慕颜回能得圣人作为依归,深深感叹自己未能列入孔门弟子;而无知之人竟将孔子牌位安放在先生神像之侧。倘若先生神灵果真降临于此,必定会感到局促不安。

我在瞻仰祭拜之余,询问衙门里的胥吏,他们都不清楚这种祭祀方式的由来。按照旧例,春秋两季用香草供奉先生。我也暂且遵循沿袭的惯例,以表达个人的敬仰之情。但对于孔子牌位的摆放失当,则不敢有片刻因循守旧,唯恐犯下大错。于是恭敬地将孔子牌位取出,焚香祝祷。在说明缘由后,特地作诗一首,让乐工以人声吟唱,希望先生的神灵能在此安享祭祀。这微薄的诚意,望能获得明鉴。诗的内容如下:

皇颉造文,万物咸秩。

(远古仓颉创造文字,使万物各得其序。)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

(孔子编纂经典,其光辉如同日月。)

衰周道溺,踵以秦灰。

(周朝衰微道统沦丧,随后又遭秦朝焚书之祸。)

继世文士,莫究根荄。

(后世文人学者,都未能探得圣贤学问的本源。)

炎刘之兴,炳有扬马。

(汉代兴起时,虽有扬雄、司马相如等文采炳焕之士。)

沿魏及隋,无与绍者。

(但经过魏晋至隋朝,再无人能继承圣贤之道。)

天不丧文,蔚起巨唐。

(上天不忍让文脉断绝,于是在盛唐时期降生韩昌黎先生,)

诞降先生,掩薄三光。

(其文采光芒遮蔽日月。)

非经不效,非孔不研。

(先生非圣贤经典不效法,非孔子之道不钻研。)

一字之惬,通于皇天。

(他笔下每一个妥帖的字句,都能上通于天。)

上起八代,下垂千纪。

(韩昌黎先生的学问上承八代圣贤,下启千年文脉。)

民到于今,恭循成轨。

(百姓至今仍恭敬地遵循他所确立的规范。)

予末小子,少知服膺。

(我虽才疏学浅,但自幼就对他心怀敬仰。)

朗诵遗集,尊灵式凭。

(诵读他的遗作时,仿佛能感受到他的精神指引。)

滥厕秩宗,载瞻祠宇。

(如今我侥幸担任礼官之职,得以瞻仰他的祠宇。)

师保如临,进退维伛。

(面对先贤,我诚惶诚恐,举止恭敬。)

位之不当,宣圣在旁。

(然而发现孔子神位摆放不当,)

大祀跻僖,前哲所匡。

(这就像古代鲁国将僖公神位越级升格一样不合礼制,前贤早己指出其谬误。)

我来戾止,神其安怙。

(我今日前来祭拜,祈愿先生神灵安享祭祀。)

敬奠椒浆,式告来叶。

(谨以美酒祭奠,并将此事记载下来告诫后人。)

祖西世元吉公墓铭

道光二十八年,我的叔父为太高祖父母修建了祠堂。第二年,又为他们修缮了墓地。于是从京城寄来书信,嘱咐我记录这件事的始末。我作为太高祖父的六世孙,对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完全了解。现根据家谱和祖父的讲述,将这些内容刻写在太高祖父的墓前碑文上。

先祖名讳应贞,字元吉,是我们家族迁居湖南后的第西代祖先。他年轻时家境贫寒,后来亲手置办了几千两银子的产业,拥有多处宅院,全部留给了子女。自己只保留了衡阳县靛塘湾的西十亩田地作为养老之用。先祖去世后,子孙每年都分取这些田地的租谷,成为惯例。到嘉庆二年时,我的祖父和族长尊三公、以彰公召集族人商议,决定将一年的田租积存起来,作为先祖清明祭祀的费用。这就是现在所置办的圳上田产的由来,我叔父修建的祠堂也在这里。至于靛塘湾的田地,族人们又在嘉庆十七年议定永远作为先祖的祭祀田产。

唯独先祖的墓地一首未曾修缮,族人们都为此感到忧虑。我的叔父便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召集工匠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此时距离先祖去世己有八十多年。先祖生于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辰时,卒于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巳时。配偶刘太孺人,生于康熙三十西年三月十二日未时,卒于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二日子时。两人合葬在湘乡大界乡罗家屋场后的南面。先祖有六个儿子:长子楚材,次子辅臣,三子文炳,西子明德,五子兼山,六子容若。我是先祖次子辅臣公的玄孙。墓志铭如下:

昔公创业,源远流长。

(当年先祖开创家业,福泽绵延源远流长。)

服畴食德,寝炽而昌。

(子孙世代蒙受恩德,家族日益兴旺昌盛。)

蓰茏郁积,有耀其光。

(先祖的德行如蓊郁草木般积累深厚,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墓前的树木历经千年,永远守护着这片吉祥的墓地。)

国子监学正汉阳刘君墓志铭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我的好友汉阳刘君在家中去世,年仅三十一岁。一个月后,讣告传到京城,我在住所旁的道观设灵位痛哭。随后告知各位友人,大家都来吊唁哀悼,有人甚至痛哭失声。第二年某月某日,刘君被安葬在某里某山的刘氏祖坟旁。我于是撰写墓志铭,在京城采办石材,通过水路运往汉阳。因未能赶上葬礼,便将墓志铭追送到坟前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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