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上
先生对于《大学》中“格物”等学说的阐释，完全以古本为依据，而这正是前代儒者所认为的讹误版本。我最初听闻时感到震惊，继而产生怀疑，经过反复思考推敲并向先生请教后，才明白先生的学说如同水之寒、火之热般确凿无疑，纵使百代之后圣人复生也不会对此产生疑惑。先生天资聪慧，却为人谦和坦率，不修边幅。人们见他年少时豪放不羁，又曾沉迷诗文辞章，出入佛老之学，乍闻此说都以为是标新立异。殊不知先生谪居龙场三年，在困境中修养心性，其精研专一的功夫早己超凡入圣，达到纯粹中正的最高境界了。
我每日在先生门下受教，只觉得先生的学问看似平易，实则愈钻研愈觉高深；看似粗浅，实则愈探究愈觉精微；看似近在眼前，实则愈深入愈觉无穷无尽。十多年来，我竟连门径都未能窥见。世间君子，有的与先生仅一面之缘，有的甚至未曾亲聆教诲，有的先存轻视或偏激之心，却想在片刻交谈中，凭道听途说妄加揣测，这怎能真正理解先生呢？跟随先生求学的弟子们，听闻先生教诲，往往只得其一而失其二，如同相马时只辨毛色而忽略了千里马的本质。因此我将平日所闻详细记录，私下与同道分享，共同考订修正，方可不辜负先生的教诲。门人徐爱谨记。
徐爱问：“《大学》中‘在亲民’一句，朱熹认为应作‘新民’，后文‘作新民’似乎可作依据；先生主张依从旧本作‘亲民’，可有什么根据？”先生答道：“‘作新民’的‘新’是使民众自新，与‘在新民’的‘新’不同，这怎能作为依据？‘作’字虽与‘亲’字相对，却不含‘亲’字本义。后文‘治国平天下’部分都未阐发‘新’字之义，如‘君子尊贤亲亲，小人乐得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等句，都是‘亲’字的内涵。‘亲民’即孟子所说‘亲亲仁民’，亲爱民众就是仁政。百姓不和睦，舜命契为司徒推行五教，正是为了使他们相亲。《尧典》‘克明峻德’即‘明明德’；从‘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即‘明明德’，‘安百姓’即‘亲民’。说‘亲民’己包含教化养育之意，说‘新民’反而显得偏颇了。”
徐爱问：“《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一句，朱熹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固定不变的道理’，似乎与先生的观点相矛盾。”
先生回答：“在具体事物上追求至善，是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将‘明明德’的功夫做到精纯专一的地步就是至善。但这并非脱离具体事物，正如原注所说‘穷尽天理的极致，没有一丝一毫人欲的掺杂’，这个解释是恰当的。”
徐爱问：“如果至善只在心中求取，恐怕无法穷尽天下事物的道理。”
先生回答：“心就是理。天下哪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呢？”
徐爱说：“比如侍奉父亲的孝道、效忠君主的忠心、交友的诚信、治理百姓的仁政，这些事里都包含着许多道理，恐怕不能不去探究。”
先生感叹道：“这种见解的谬误流传己久，岂是一句话能点醒的？现在姑且就你所问的来说：如果侍奉父亲不孝，难道要去父亲身上找孝的道理？效忠君主不忠，难道要去君主身上找忠的道理？交友治民不诚信不仁爱，难道要去朋友和百姓身上找诚信仁爱的道理？这些都只在此心，心就是理。此心不被私欲蒙蔽，就是天理，不需要从外面添加一分。用这纯粹天理之心，对待父亲自然就是孝，对待君主自然就是忠，对待朋友和百姓自然就是诚信与仁爱。只要在这颗心上，下功夫去除人欲、存养天理就够了。”
徐爱说：“听先生这么说，我己经有所领悟。但旧说仍萦绕心头，未能完全释怀。比如侍奉父亲这件事，其中嘘寒问暖、晨昏定省等有许多细节，不知是否也需要讲求？”
先生答道：“怎能不讲求？但要抓住根本，就是在去除私欲、存养天理的心上下功夫。比如讲究冬天保暖，就是要尽这颗孝心，唯恐掺杂一丝私欲；讲究夏天纳凉，也是要尽这颗孝心，唯恐掺杂一丝私欲。关键是要修养这颗本心。此心若无私欲，纯粹是天理，成为真诚孝顺的心，冬天自然会挂念父母寒冷，自然就会寻求保暖的方法；夏天自然会挂念父母暑热，自然就会寻求纳凉的方法。这些都是真诚孝心自然生发的表现。但必须先有真诚的孝心，才会有这些具体表现。好比树木，真诚孝心是根，具体表现是枝叶，必须先有根才能长出枝叶，而不是先找枝叶再去种根。《礼记》说：‘有深厚爱心的孝子，必定态度温和；态度温和者，必定神色愉悦；神色愉悦者，必定面容柔顺。’必须要有深厚的爱心作为根本，自然就会如此。”
郑朝朔问：“追求至善是否也需要从具体事物上探求？”
先生回答：“至善就是这颗心完全达到天理的极致，怎么还需要在事物上寻求呢？你不妨举几个例子说说看。”
郑朝朔说：“比如侍奉父母，如何把握冬温夏凉的节度，如何做到奉养得当，必须求得恰到好处才是至善，所以才需要学问思辨的功夫。”
先生答道：“如果只是冬温夏凉的节度、奉养得当的规矩，一两天就能讲完学会，哪里需要什么学问思辨？”
关键在于，在冬温夏凉时，要让这颗心完全符合天理的极致；在奉养父母时，也要让这颗心完全符合天理的极致。这才真正需要学问思辨的功夫，否则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即便是圣人，也还要强调“精一”的训诫。如果只把那些礼节做得恰当就认为是至善，那就像现在演戏的人，把温凊奉养的礼节演得很到位，难道也能称为至善吗？"徐爱听了这番话，当天又有所领悟。
徐爱因为未能领会先生“知行合一”的教诲，与宗贤、惟贤反复辩论仍不能明白，便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你举个例子说说看。”
徐爱说：“比如现在人人都知道应该孝顺父亲、尊敬兄长，但实际却不能做到孝悌，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回事。”
先生回答：“这种情况己经被私欲阻隔了，不是知行的本来面目。没有真正知道却不去做的。知道而不去做，只是没有真正知道。圣贤教导人知行合一，正是要恢复那本然的状态，不是让你停留在表面的认知上。所以《大学》举了个真知真行的例子给人看，说‘就像喜欢美色、厌恶恶臭一样自然’。”
看见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属于“行”。当看见美色时就己经喜欢上了，不是看见之后才另外生出一个喜欢的心。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闻到恶臭时就己经厌恶了，不是闻到之后才另外生出一个厌恶的心。就像鼻子堵塞的人，虽然看见恶臭在前，但闻不到气味，就不会特别厌恶，这正说明他并未真正“知”臭。
再比如我们说某人懂得孝道、懂得悌道，必定是这个人己经实践过孝悌，才能说他知孝知悌。难道只是会说些孝悌的话，就能称为知孝悌吗？又如知道疼痛，必定是自己己经痛了才知道痛；知道寒冷，必定是自己己经冷了；知道饥饿，必定是自己己经饿了。知与行怎么能分开呢？这才是知行的本来面目，没有被私欲阻隔的状态。
圣人教导人，必须达到这种程度才能称为“知”，否则就只是“不知”。这是多么切实紧要的功夫啊！
现在非要坚持把知行分成两件事，是什么意思？我主张知行合一，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立言的宗旨，只管争论是一个还是两个，又有什么用？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分开说，也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区别，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有下手处。”
先生回答：“这恰恰违背了古人的本意。我常说：知是行的主导，行是知的实践；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完成。如果真正明白了，说一个‘知’时，‘行’己经包含在内；说一个‘行’时，‘知’也己经存在。古人之所以既说‘知’又说‘行’，是因为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糊里糊涂地任意妄为，完全不懂得思考反省，只是盲目行动，所以必须强调‘知’，才能正确行动；另一种人整天空想，不肯踏实实践，只是凭空揣测，所以必须强调‘行’，才能真正明白。”
这是古人为了纠正偏颇而不得己的说法。如果明白其中真意，一句话就足够了。现在的人却把知行分成两件事来做，认为必须先“知”然后才能“行”，于是整日空谈讨论，只做“知”的功夫，等到认为真正“知”了才去“行”，结果终身不去实践，也就终身不能真知。这不是小毛病，由来己久。
我现在提出“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下药。这并非我凭空杜撰，知行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如果明白这个宗旨，说两个也无妨，其实还是一个；如果不明白宗旨，即使说是一个，又有什么用？不过是空谈罢了。
徐爱问道：“昨天听先生讲解‘止于至善’的教诲，己经觉得功夫有了着力处。但和朱子关于‘格物’的训导对照思考，始终不能相合。”
先生回答：“格物就是达到至善的功夫。既然知道至善所在，也就明白格物的真义了。”
徐爱说：“昨日用先生的教诲来推究格物之说，似乎也能明白大概。但朱子的训导，在《尚书》的‘精一’、《论语》的‘博约’、《孟子》的‘尽心知性’上都有依据，因此我还是不能完全释怀。”
先生回答：“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则反求诸己。笃信固然不错，但不如反求来得真切。既然心中存疑，怎能拘泥旧说而不求其真谛？就像朱子虽尊崇程子，遇到不合心意处又何尝盲从？‘精一’、‘博约’、‘尽心’本与我的学说吻合，只是你未曾深入思考罢了。朱子的格物之训，未免牵强附会，并非其本意。‘精’是达到‘一’的功夫，‘博’是达到‘约’的功夫。你既然明白知行合一的道理，这应该一点就通。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之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之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之事。”
朱子误解“格物”的含义，是因为颠倒了这个道理，把“尽心知性”当作“物格知至”，要求初学者一开始就去做生知安行的事，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徐爱问：“为什么说‘尽心知性’是‘生知安行’？”
先生回答：“性是心的本体，天是性的本源。尽心就是尽性。《中庸》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进而知晓天地的化育’。存心的人，说明心性还未完全实现。知天，就像知州、知县之‘知’，是分内之事，己经与天合而为一；事天，则如同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必须恭敬奉承才能没有过失，这还是把天看作外在对象。这就是圣人与贤人的区别。”
至于“夭寿不贰其心”，是教导学者要一心向善，不能因为穷通寿夭等外在境遇而动摇为善之心，只管修身以待天命；明白穷通寿夭自有命数，不必为此动摇心志。事天虽然仍与天为二，但己经能感知天的存在；俟命则如同尚未见面，在此等候一般：这是初学者确立心志的起点，包含着困知勉行的意味。如今却本末倒置，使得学者无从下手。
徐爱说：“昨日听先生教诲，己隐约明白功夫应当如此。今日听此解说，更无疑惑。我昨晚思考‘格物’的‘物’字就是‘事’字，都是从心上说的。”
先生答道：“正是。身的主宰是心；心所发动的是意；意的本体是知；意之所在就是物。比如意在侍奉双亲，侍亲就是一物；意在侍奉君主，事君就是一物；意在仁民爱物，仁民爱物就是一物；意在视听言动，视听言动就是一物。所以我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中庸》说‘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的功夫，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又只是个格物。”
先生接着说：“格物的‘格’字，如同《孟子》中‘大人格君心’的‘格’，意思是去除心中不正的念头，恢复本体的纯正。只要意念所到之处，就要去除不正以保全其正，这样无时无刻不在存养天理，这就是穷理。天理就是‘明德’，穷理就是‘明明德’。”
先生继续说道：“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能知：见到父亲自然知道孝顺，见到兄长自然知道敬爱，看见小孩掉入井中自然会产生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不需要向外寻求。如果良知的发用没有私欲的阻碍，就能达到孟子所说‘充分扩充恻隐之心，仁德就会取之不尽’的境界。但普通人难免被私欲蒙蔽，所以需要通过致知格物的功夫来克服私欲、恢复天理。当心中的良知不再受阻碍，能够充分发用流行，就是实现了‘致知’。做到了致知，意念自然就真诚了。”
徐爱问：“先生说‘博文’就是‘约礼’的功夫，我反复思考仍不明白，请您简要开示。”
先生回答：“‘礼’字就是‘理’字。理显现出来、能被感知的叫作‘文’；文中隐含的、不可见的本质叫作‘理’：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约礼就是要让这颗心纯粹地合乎天理。要使心纯粹合乎天理，就要在理显现的具体事为上用功。比如在侍奉父母时显现，就在侍亲之事上学习存养天理；在侍奉君主时显现，就在事君之事上学习存养天理；在对待富贵贫贱时显现，就在处世之道上学习存养天理；在面临患难困境时显现，就在应对艰难中学习存养天理；乃至言行举止、动静语默，无不是如此，随天理在何处显现，就在那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这就是通过广泛学习具体事理（博文）来实践约束身心于天理（约礼）的功夫。‘博文’就是追求精微（惟精），‘约礼’就是持守根本（惟一）。”
徐爱问：“《尚书》说‘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用先生‘精一’的教诲来推敲，这话似乎有问题。”
先生答道：“确实。心本是一个，没有掺杂人为造作的称为道心，掺杂了人为造作的称为人心。人心若能归于正道就是道心；道心若偏离正道就是人心：原本并非有两个心。程子说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这话看似将二者分开，实则把握了真义。现在说‘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这就成了两个心。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怎会有天理为主、人欲又听命的情况呢？”
徐爱请教关于文中子和韩愈的评价。先生说：“韩愈不过是文人中的杰出者，文中子才是真正的贤德儒者。后人只因文辞的缘故推崇韩愈，实际上韩愈比文中子差远了。”
徐爱问：“那文中子模仿经典的作法为何会被认为不妥呢？”先生说：“模仿经典未必完全不对。你且说说后世儒者著书立说的用意，与模仿经典有何不同？”
徐爱回答：“后世儒者著述，虽不免有求名之心，但目的在于阐明道理；而模仿经典似乎纯粹是为了名声。”先生反问：“著书立说为阐明道理，那该效法谁呢？”徐爱说：“孔子删定《六经》，就是为了阐明道理。”
先生说：“那么模仿经典难道不正是效法孔子吗？”徐爱答道：“著书立说能对道理有所阐发。模仿经典似乎只是模仿形式，恐怕对道理并无帮助。”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道理是要使人返璞归真、落实于实际行动呢？还是仅仅追求华丽的言辞来哗众取宠？天下大乱，正是因为虚浮的文辞盛行而实际的德行衰败。如果道理己经明白于天下，那么《六经》就不必著述。孔子删述《六经》，实在是不得己而为之。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周公，其间解说《易经》的如《连山》《归藏》之类，纷繁杂乱，不知有多少种，导致易道大乱。孔子见天下崇尚文辞的风气日益盛行，知道这样下去学说将没有准则，于是选取文王、周公的学说加以阐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其根本。于是各种杂说都被废弃，天下解说《易经》的才归于统一。《书经》《诗经》《礼记》《乐经》《春秋》也都是如此。《书经》自《典》《谟》之后，《诗经》自《二南》以下，像《九丘》《八索》之类，那些浮华放荡的文辞，不知有几千百篇；《礼》《乐》的名物制度，到那时也己多得不可胜数。”
孔子对这些典籍都进行了删减修订，使其回归正道，那些杂乱的学说才得以废止。在《尚书》《诗经》《礼记》《乐经》中，孔子何曾增添过一句话？如今《礼记》中的各种解说，都是后世儒者牵强附会而成，早己不是孔子当年的原貌。至于《春秋》，虽说是孔子所作，其实都是鲁国史官的旧文。所谓“笔”，就是照录原文；所谓“削”，就是删减繁复：都是做减法而非增补。孔子整理《六经》，是担忧繁复的文辞扰乱天下，只能尽量精简，让世人摒弃虚文而探求实质，并非要用文辞来教化世人。
《春秋》之后，浮华的文章越发盛行，天下更加混乱。秦始皇焚书虽然有过错，但那是出于私心；而且不该焚烧《六经》。如果当时是为了阐明正道，把那些违背经义、悖逆常理的学说全部焚毁，反倒正好符合孔子删述经典的本意。自秦汉以来，虚文又日益泛滥，想要完全清除己不可能；只能效法孔子，选取其中较为正确的加以表彰，那些怪诞悖谬的学说自然就会逐渐消亡。不知文中子当年模仿经典的用意何在？我对此深表赞同，认为即便是圣人重生，也不会改变这种做法。
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治理，正是因为虚文盛行而实际德行衰微。人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互相攀比，以此来迷惑世人、博取名声。这种做法只会扰乱天下的视听，蒙蔽世人的耳目，使得天下人争相追求修饰文辞，以求闻名于世，却忘记了返璞归真、崇尚实际的德行：这都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开启的风气。
作者“涓涓不止江河生”推荐阅读《王阳明全译新读》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http://www.220book.com/book/VJXN/)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