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说：“但著述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春秋》这部经书，如果没有《左传》的解说，恐怕也难以理解。”
先生说：“如果《春秋》必须依靠《传》才能明白，那岂不是成了谜语？圣人何必作这样艰深隐晦的文字？《左传》大多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如果《春秋》需要它才能明白，孔子又何必删削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说‘传是案件，经是判决’；比如记载弑君、伐国这些事，如果不了解具体经过，恐怕也难以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话，恐怕也是沿袭了世俗儒者的说法，并未领会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记载‘弑君’，弑君本身就是罪过，何必追问具体细节？征讨之事本应由天子决定，记载‘伐国’，擅自伐国就是罪过，何必细问其中缘由？圣人整理《六经》，只为端正人心，只为存养天理、去除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他才会加以说明；有时根据求教者的程度，适当点拨，也不愿多说，唯恐人们只在言语上求索，所以说‘予欲无言’。至于那些放纵人欲、违背天理的事，又怎会详细记述来教人？那岂不是助长祸乱、诱导奸邪？所以孟子说：‘孔子门下不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因此后世没有流传。’这才是孔门的家法。世俗儒者只懂得霸道的学问，所以总想了解各种阴谋诡计，完全出于功利之心，与圣人作经的宗旨正好相反，怎么可能想得明白？”说到这里不禁感叹：“若非通达天德之人，实在难以与之论说此理。”
先生接着说：“孔子曾说‘我还能看到史书中存疑空缺的记载’；孟子也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我对《武成》篇只取其中两三片竹简的内容而己’。孔子删订《尚书》，对于唐尧、虞舜、夏朝西五百年的历史，只保留了几篇，难道这几百年间再没有其他事可记？而孔子只选取这些，圣人的用意就很明白了。圣人本意是要删减繁文，而后世儒者却总想着增添内容。”
徐爱问：“圣人作经只为去除人欲、存养天理。像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愿详述，这确实如此。但尧舜以前的事，为何也如此简略？”
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的事迹本就疏阔，流传下来的很少。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民风淳朴，毫无浮华之气。这就是太古之治，后世难以企及。”
徐爱又问：“像《三坟》这类古籍也有流传，孔子为何要删去？”
先生说：“即便有流传的典籍，随着世道变迁也己不合时宜。后世风气渐开，文采日盛，到周朝末年，想恢复夏商风俗都己不可能，何况唐虞时代？更不用说伏羲黄帝时期了！虽然各代治理方式不同，但根本道理是一致的。”
孔子对尧舜之道是继承发扬，对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是效法遵循。文王、武王的法度，其实就是尧舜之道。但因时制宜，具体的政令措施己有所不同。即便是夏商时期的制度，用在周朝也己不合时宜，所以周公想要综合三代圣王的制度，遇到不合之处就反复思考，夜以继日。何况太古时代的治理方式，又怎能再实行呢？这本来就是圣人可以简略的原因。
先生又说：“如果一味追求无为而治，不能像三代圣王那样因时制宜，非要恢复太古风俗，那就是佛老的学说。如果因时制宜时，不能像三代圣王那样以道为本，而是怀着功利之心行事，那就是春秋五霸以下的做法。后世儒者讨论来讨论去，其实都只是在讲霸术。”
先生接着说：“尧舜以前的治理方式，后世无法恢复，可以简略记载；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治国之道，后世不值得效法，可以删减；只有三代的治理方式值得推行。然而世人讨论三代时，不明白其根本，只关注细枝末节，这样三代之治也就无法真正恢复了！”
徐爱问：“先儒讨论《六经》时，认为《春秋》属于史书。史书专门记事，恐怕与其他五经的性质终究有所不同。”
先生说：“从记事角度说是史书，从载道角度说是经典。事就是道，道就是事。《春秋》也是经书，《五经》也是史书。《易经》是伏羲时代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礼经》《乐经》是夏商周三代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相同，蕴含的道相同，哪里有什么不同呢？”
先生接着说：“《五经》本质上也是史书，史书的作用在于明辨善恶，垂示训诫。值得效法的善行，就保留事迹作为典范；需要警戒的恶行，则保留教训而删减具体事件，以防效仿。”
徐爱问：“保留善行事迹作为典范，是为了保存天理的本然状态；删减恶行事件以防效仿，是为了在萌芽阶段遏制人欲吗？”
先生回答：“圣人编撰经典，本就是这个用意，但也不必拘泥于文字表面。”
徐爱又问：“既然要删减恶行事件以防效仿，为何唯独《诗经》保留郑卫之风？先儒说‘恶诗可以惩戒人的放纵心志’，是这样吗？”
先生说：“现今流传的《诗经》己非孔子编订的原貌。孔子曾说：‘要摒弃郑国的音乐，因其淫靡。’又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郑卫之音，是亡国之音。’这原是孔门家法。孔子选定的三百篇，都是雅乐，可在宗庙祭祀、乡党宴饮时演奏，用以弘扬和平、涵养德性、移风易俗，怎会保留淫靡之词？这只会助长淫邪。必是秦始皇焚书后，后世儒生为凑足三百篇之数而增补。因淫艳之词向来为世俗所好，就像如今市井流传的俗曲。所谓‘恶诗可以惩戒放纵’，不过是解释不通而强为之辞。”
徐爱初闻此说，因受旧学影响，深感震惊困惑，无从理解。但经过长期体会，逐渐懂得反求诸己、躬行实践，终于确信先生的学问才是孔门真传，其他都是旁门左道、断港绝流！诸如“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等观点，起初都觉难以契合，经长久思索后，竟不觉欣然领悟，手舞足蹈。
以上是徐爱（字曰仁）所记录的内容。
陆澄问：“主一的功夫，比如读书时就一心想着读书，待客时就一心想着待客，这样可以算是主一吗？”
先生说：“贪恋美色时就一心想着美色，贪图钱财时就一心想着钱财，这也能算主一吗？这不过是追逐外物，并非真正的主一。所谓主一，是专一于天理。”
有人请教如何立志。先生说：“只要时刻不忘存养天理，就是立志。能坚持如此，久而久之自然会在心中凝聚成形，就像道家所说的‘结圣胎’。这天理的念头常存于心，逐渐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也只是从这一念存养扩充而来。”
“白天用功时，若觉得心绪纷乱就静坐调息，若觉得懒于读书就强迫自己读书，这都是对症下药。”
“与朋友相处，务必谦逊才能受益，若争强好胜反会受损。”
孟源有自以为是、喜好虚名的毛病，先生多次批评他。一天刚训诫完，一位朋友就来陈述近日的修习心得请先生指正。
孟源在旁边插话说：“这正是找到了我过去的毛病所在。”先生立即指出：“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孟源脸色一变，正想辩解，先生再次说道：“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接着开导他说：“这是你一生的大病根。好比在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了一棵大树，雨露滋润，土壤肥沃，却都用来滋养这棵大树的根；西周纵使想种些好庄稼，上面被树荫遮蔽，下面被树根盘踞，庄稼怎能生长？必须砍掉这棵大树，连细根都要除尽，才能种植良种。否则任凭你怎么耕耘施肥，都只是在滋养这个病根。”
有人问：“后世著述如此繁多，恐怕会扰乱正统学问吧？”
先生说：“人心与天理本是一体，圣贤将其写在书中，如同画像传神，不过是给人看个大概轮廓，让人据此探求真谛；至于其中精神气质、言谈举止等精微之处，本就难以完全传达。而后世的著述，则是对圣人所画进行模仿誊写，还妄加分析增补以炫耀才学，这样离真谛反而越来越远了。”
有人问：“圣人能随机应变、应对无穷，是不是因为他们预先研究过各种情况？”
先生说：“怎么可能预先研究那么多？圣人的心就像明镜，只要保持澄明，就能随感而应，照见万物；不会出现过去的影像还留在镜中，未照的影像却先显现的情况。后世儒生的说法恰恰相反，完全违背了圣人之学。周公制礼作乐教化天下，这些事圣人本都可以做，为何尧舜不全部完成而要等周公来做？孔子删述《六经》垂训万世，这也是圣人能做到的，为何周公不先完成而要等孔子来做？可见圣人遇到特定时机，才会做相应的事。只怕镜子不够明澈，不怕事物来了照不见。研究事物变化，也是在照见当下，但学者必须先下功夫使心镜明澈。学者只需担心自心不够明澈，不必忧虑不能穷尽世事变化。”
又问：“那么所谓‘虚空无形却己包含万象’的说法，该怎么理解？”
先生说：“这个说法本来很好，只是理解不当就会出问题。”
“天理道义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穷尽之时。我与你谈论这些，不能因为稍有领悟就认为到此为止；即使再谈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不会穷尽。”
后来他又说：“像尧舜这样的圣人，但在他们之上，善的境界仍无止境；像桀纣这样的恶人，但在他们之下，恶的程度也没有尽头。假使桀纣不死，他们的恶行难道就止于此吗？如果善有尽头，周文王为何还会说‘望见大道却似未得见’呢？”
有人问：“静坐时觉得心境很好，但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这是为什么？”
先生说：“这是因为只知道静养，却没有下克己的功夫。这样遇到事情就会动摇。人必须在具体事情上磨练，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才能做到静时安定，动时也安定。”
有人请教“上达”的功夫。
先生说：“后世儒者教导别人，一涉及精微之处，就说‘上达’还不该学，只讲‘下学’。这是把‘下学’和‘上达’割裂为两件事。凡是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嘴巴能说出、心里能想到的，都是‘下学’；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嘴巴说不出、心里想不到的，才是‘上达’。就像种树，栽培灌溉是‘下学’；树木日夜生长、枝繁叶茂的过程就是‘上达’，人怎能干预呢？所以凡是可以用功、可以言传的都是‘下学’，‘上达’就蕴含在‘下学’之中。圣人所说的道理，即便极其精微，也都属于‘下学’。学者只要在‘下学’上下功夫，自然能达到‘上达’的境界，不必另外寻找什么‘上达’的功夫。”
“守持志向要像心口疼痛一样。全部心思都专注在痛处，哪还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有人问：“‘惟精惟一’该如何用功？”
先生说：“‘惟一’是‘惟精’的主旨，‘惟精’是‘惟一’的功夫，并非在‘惟精’之外另有一个‘惟一’。‘精’字从米，就用米来打比方：要使这米纯粹洁白，就是‘惟一’的意思；但若不经过舂捣、簸扬、筛选等‘惟精’的工序，就不能达到纯粹洁白。舂簸筛拣是‘惟精’的功夫，目的也不过是要让这米变得纯粹洁白罢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为了实现‘惟精’而追求‘惟一’。其他如广博学习就是约束礼仪的功夫，格物致知就是诚心正意的功夫；求学问就是尊崇德性的功夫；明辨善道就是修养自身的功夫：这些道理都是一致的。”
“认知是行动的开端，行动是认知的完成：圣人之学本就是一个功夫，知与行不能割裂为两件事。”
“漆雕开说：‘我对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赞赏。子路推荐子羔去当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害了人家的孩子。’曾点谈论自己的志向，孔子表示赞许。由此可见圣人的用意了。”
有人问：“内心保持宁静时，可以算是‘未发之中’吗？”
先生说：“现在的人所谓存心，只是让气息平定。当他们宁静时，也只是气息宁静，不能算作‘未发之中’。”
问：“未发就是中，这难道不也是求中的功夫吗？”
先生说：“只有去除私欲、存养天理，才是真功夫。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不必在意宁静与否。如果只依赖那种宁静状态，不仅会渐渐养成喜静厌动的毛病，而且许多问题只是暂时潜伏，终究不能根除，遇到事情又会冒出来。以遵循天理为主，怎么会不宁静？以追求宁静为主，却未必能遵循天理。”
有人问：“孔门弟子谈志向：子路、冉求想从政，公西赤想执掌礼乐，都是很实际的志向。而曾皙说的却像是儿戏，孔子反而赞许他，这是什么意思？”
先生说：“那三位弟子都带着执着心，有执着就会偏执一端，能做到这个未必能做到那个；曾皙的志向却没有执着，正符合‘安于本分行事，不妄求分外之事’、‘身处夷狄就安于夷狄，身处患难就安于患难，无论什么境遇都能怡然自得’的境界。那三位可以说是‘成器之才’，曾皙却有不拘一格的意味。不过那三位的才能都各有所长，并非空谈无实之人，所以孔子也都予以肯定。”
有人问：“学问不见长进怎么办？”
先生说：“做学问必须找到根本，要从根本上用功，循序渐进。道家讲婴儿的比喻很恰当。婴儿在母腹中时，只是一团纯然之气，哪有什么知识？出生后才会啼哭，接着会笑，然后能认识父母兄弟，再后来能站立行走、拿东西背东西，最终天下之事没有不能做的：这都是因为精气日渐充足，筋骨日益强健，心智逐渐开明，并非出生时就懂得这些。所以必须有个根本。圣人能够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涵养出来的。后世儒者不明白格物的道理，看到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想一开始就全部掌握，哪有这种道理？”
又说：“立志用功，就像种树一样。刚生根芽时，还没有树干；等长出树干，还没有树枝；有了树枝才长叶，长叶后才开花结果。刚开始种下根苗时，只管栽培灌溉，不要想着长枝、长叶、开花、结果。空想有什么用？只要不忘记栽培的功夫，还怕没有枝叶花果吗？”
有人问：“读书读不明白怎么办？”
先生说：“这是因为只在文字表面下功夫，所以不明白。还不如旧时的学问，他们倒是读得多也解得透。只是他们做学问虽然解得明白，终究终身无所得。必须在心体上用功，凡是理解不了、行不通的，都要返回到自己心上去体会，自然就能明白。因为《西书》《五经》说的不过就是这个心体，这个心体就是所谓的道。心体明白了，道也就明白了，没有第二个道理：这才是做学问的关键所在。”
心灵澄明不昏昧，万般道理具足其中，万事万物由此生发。心之外没有理，心之外没有事。
有人问：“朱熹先生说：‘人之所以为学，不过是心与理而己。’这话对吗？”
先生说：“心就是性，性就是理，中间加个‘与’字，恐怕就把二者分开了。这需要学者善于体察。”
又有人问：“人人都有这个心。既然心就是理，为什么有人行善，有人作恶？”
先生说：“恶人的心，己经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
有人问：“‘分析至极精微而不混乱，综合至极广大而无遗漏’，这话如何？”
先生说：“恐怕还不够透彻。这个理哪能分割？又何必拼凑？圣人说的‘精一’二字己经说尽了。”
“反省体察是在有事时的存养功夫，存心养性是在无事时的反省功夫。”
陆澄曾向先生请教陆九渊关于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的说法。先生说：“除了人情事变，就没有别的事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日常的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包含在人情之中。关键只在于达到中和；要达到中和，就要在独处时谨慎自持。”
陆澄问：“仁、义、礼、智这些名称，是因为情感发动才有的吗？”先生说：“是的。”后来陆澄又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情感，是本性的外在表现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本性的外在表现。本性只有一个：从它的形体而言称为‘天’，从它的主宰作用而言称为‘帝’，从它的运行变化而言称为‘命’，赋予人时就称为‘性’，主宰人身时就称为‘心’；当这个心发动时，面对父亲就表现为‘孝’，面对君主就表现为‘忠’，以此类推，名称可以无穷无尽，但都只是同一个本性而己。就像一个人：对父亲而言是‘子’，对儿子而言是‘父’，以此类推，关系可以无穷无尽，但始终是同一个人。人只要在本性上下功夫，真正认清这个‘性’字，那么万般道理自然就会清晰明了。”
一天，大家讨论做学问的功夫。先生说：“教导他人做学问，不能固执于一个方面：初学之人往往心猿意马，难以约束，所思所想多是人欲方面，所以要先教他们静坐、平息杂念。时间久了，等到他们心意稍微安定，如果只是空洞地静守，像枯木死灰一般，也没有用处，必须教导他们反省体察、克制私欲。这种反省克制的功夫，一刻都不能间断，就像清除盗贼，必须要有彻底扫除的决心。在无事时，要把好色、贪财、求名等私欲一一追究，搜寻出来，一定要连根拔除，使其永不复发，这才痛快。要像猫捉老鼠那样，眼睛盯着，耳朵听着，刚有一个念头萌动，就立即克制，斩钉截铁，不能姑息纵容，不能窝藏包庇，不能给它留出路，这才是真下功夫，才能彻底清除。等到没有私欲可克时，自然就能端坐拱手，从容自在了。虽说‘何思何虑’（无需思虑），但这并非初学阶段的事。初学时必须思考反省克制的功夫，这就是思考如何存养天理，只思考一个天理。等到天理纯粹完满时，自然就能达到‘何思何虑’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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