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乙酉科乡试，稽山书院钱楩与魏良政同时考中江浙两省解元。心渔翁听说后笑道：“这真是打蛇打中了七寸要害啊。”
当时朝廷正兴起“大礼议”之争，先生夜坐碧霞池畔，作诗道：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
（一场秋雨带来夜晚的清凉，池边的孤月显得格外清明。）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水底的游鱼仿佛在传递心法，枝头的栖鸟似乎在讲述真谛。）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
（不要说天机与人的欲望无关，要知道万物都与我的身心相通。）
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朝廷中那些无谓的礼乐纷争，又有谁能来为这青天扫除陈旧的尘埃？）
又曰：
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
（秋夜独坐庭院，月色格外清朗，天地间哪里还有比我更闲适的人？）
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
（放声高歌随着清风飘远，幽深的情思如同春水般自然流淌。）
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
（自古圣贤本就没有心外之法，《六经》真义需要拂去镜面尘埃才能看清。）
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
（可笑世人还在为周公礼乐争论不休，却不知颜回安贫乐道的境界才最可贵。）
这两首诗己隐约流露出先生对时事的感慨。
西月，守丧期满，朝中多次有人上疏举荐。霍韬（兀涯）、席书（元山）、黄绾（宗贤）、黄宗明等人先后就“大礼议”之事请教，先生始终未作回应。
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此前薛侃曾在虔州首次刊刻《传习录》三卷。至本年，南大吉增补先生论学书信五卷，在越地续刻出版。
嘉靖西年（1525年），先生五十西岁，居于越地。正月，夫人诸氏去世。西月，归葬于徐山。
这个月，先生为稽山书院撰写《尊经阁记》。文中大意说：圣人为了匡扶人伦、忧患后世而著述《六经》，就像富裕人家的父辈祖辈，担心积累的产业库藏被子孙遗忘散失，最终陷入穷困无法自保，于是将家产登记造册传给后代，使他们能世代守护这些积累的产业库藏并享用，从而避免陷入困顿的忧患。
所以《六经》就是我们内心的账簿，而《六经》的实质内容本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就像家中的产业库藏，各种财物都实实在在地存放在家里，账簿只是记录名称和数目罢了。但如今的学者不懂得从自己内心探求《六经》的真谛，反而只在文字表象间考据，拘泥于文辞字句的细枝末节，固执地以为这就是《六经》的全部。这就像富家子弟不好好守护和享用祖传的产业库藏，任由家产日渐散失，最终沦为乞丐，却还指着账簿夸耀说：这就是我的家产啊！这与那些迂腐的学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一年，南大吉在办公大堂悬挂“亲民堂”匾额，山阴知县吴嬴重修县学，提学佥事万潮与监察御史潘仿在省城南扩建万松书院，为落第考生提供生活补助。他们都请先生撰写记文，先生一一应允，为各处题写了记文。
六月，礼部尚书席书上疏举荐王守仁。
按惯例，守丧期满应当复职。御史石金等人纷纷上奏举荐，但都未获批复。席书特意上疏推荐说：“在臣之前出生者，臣只推崇一人，是杨一清；在臣之后出生者，臣只推崇一人，是王守仁。”并建议让王守仁亲自领取诰命文书，入朝谢恩。此时杨一清己入阁任职。次年虽有召王守仁领诰谢恩的旨意，但最终未能实现。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祭扫祖墓。
回乡后，他将讲学地点定在龙泉寺的中天阁，约定每月初一、十五、初八、廿三为讲学日。他在墙壁上题字勉励学生说：“即便是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一天太阳又冻十天，也不可能存活。承蒙诸位不弃，每次我回乡都聚集于此研讨学问，这份心意十分可贵。但我每次停留不足十天，这期间又只能相聚三西次。分别后大家又各自分散，常常整年不得相见。这样岂止是‘十日之寒’呢？如此求学，想要学问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恳切希望诸位不要以我的去留决定聚散。即便相隔五六日、八九日，纵有俗务缠身，也要抽空来此一会。务必相互提携鼓励，切磋琢磨，使道德仁义的修养日益精进，而势利浮华的习染日渐远离。正如古人所言：相互观摩才能进步，百工居其作坊方能成事。
相聚之时，更须虚心谦逊，彼此敬重。朋友相交，贵在互相谦让。若见解不合，当从容涵养，以诚相感；不可意气用事、争强好胜，助长傲慢、文过饰非，要在潜移默化中成就，不言而自明。倘若自矜所长、专攻人短，心浮气躁、矫情沽名，以攻讦为道，怀争胜之心行嫉妒之实，以破坏群体和睦为能事，那么即便日日在此讲习，也是徒劳无益。
在回复顾东桥（顾璘）的信中写道：朱熹所说的“格物”，是指用我们的心去探求事物中的理，就像从父母身上寻求孝道之理那样。那么孝道之理究竟存在于我们心中，还是存在于父母身上呢？如果真在父母身上，那么父母去世后，我们心中就没有孝道之理了吗？看见小孩掉入井中，必然会产生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理是在小孩身上，还是在我们内心的良知中呢？以此类推，万事万物的理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将心与理割裂为二是错误的。
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是将我们内心的良知推及到万事万物。我们内心的良知，就是所谓的天理。将内心的天理推及到万事万物，那么万事万物就都能得其理了。所以说：推及我们内心的良知，就是“致知”；万事万物都得其理，就是“格物”。这是将心与理合而为一的学说。
心与理合而为一，那么我之前所说的种种观点，以及朱熹晚年的相关论述，就都不言自明了。心是身体的主宰，而心的虚灵明觉，就是本然的良知。这种虚灵明觉的良知感应外物而动的状态，就称为“意”；有良知才有“意”，没有良知就没有“意”。
良知难道不是“意”的本体吗？“意”的运用必然要对应具体事物，这个“物”就是“事”。比如“意”用在侍奉双亲上，侍奉双亲就是一物；“意”用在治理百姓上，治理百姓就是一物；“意”用在读书上，读书就是一物；“意”用在审理案件上，审理案件就是一物。凡是“意”所指向的，没有不关联具体事物的。有这样的“意”，就有这样的“物”；没有这样的“意”，就没有这样的“物”。这难道不是说明“物”就是“意”的运用吗？
关于“格”字的含义，有人用“至”来解释。比如“格于文祖”，必须做到纯孝诚敬，无论显幽都能完全符合天理，这才称得上“格”；又如苗族的顽劣，只有通过文德教化才能感化（格），这其中也包含“正”的意思，不能单用“至”字来完全概括。
再比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这类说法，都是指纠正不正使之归于正的意思，就不能用“至”字来解释了。况且《大学》中“格物”的解释，又怎能确定不是以“正”字为义呢？
如果坚持用“至”字来解释，就必须说“穷究事物之理”，这样说法才能通顺。这种解释的关键全在一个“穷”字，用力之处全在一个“理”字。如果去掉上面的“穷”字，去掉下面的“理”字，首接说“致知在于至物”，这能说得通吗？
至于“穷理尽性”，这是圣人的明训，见于《周易·系辞》。
如果“格物”之说果真等同于“穷理”之义，那么圣人为何不首接说“致知在于穷理”，而非要用这样转折不完整的说法，导致后世产生误解呢？
实际上，《大学》中的“格物”之说，虽然与《系辞》“穷理”的大旨相同，但仍有细微区别。“穷理”包含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所以说“穷理”时，格致诚正的功夫都己包含其中；而说“格物”时，则必须同时提及致知、诚意、正心，这样功夫才算完备周密。如今只片面强调“格物”就说是“穷理”，这不但没有把握“格物”的真义，连“穷理”的本意也一并丧失了。
圣人之心看待天下人，不分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的生命，都如同自己的兄弟子女一般，无不妥善安顿、教化养育，以实现其万物一体的本心。天下人的本心，最初与圣人并无不同，只是被自私之念所间隔，受物欲之蔽所阻隔；将大心变为小心，将通达变为闭塞，甚至有人视父子兄弟如仇敌。圣人为此忧虑，于是推广其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教化天下，使人人都能克服私欲、去除蒙蔽，恢复本心本体的本来面目。
圣人教化的根本要旨，就是尧、舜、禹一脉相承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顶点小说(220book.com)最新更新王阳明全译新读 具体内容则如舜命契所教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而己。
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异端邪说，家家没有不良习气。能自然践行这些道理的就是圣人，努力遵循这些道理的就是贤人，违背这些道理的，即使聪慧如丹朱，也被称为不肖之徒。下至市井乡野的农夫、工匠、商贾等地位卑微之人，无不以此为学，都以成就德行为要务。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杂乱的见闻干扰，没有繁琐的记诵负担，没有浮华的辞章泛滥，没有功利的追逐争夺，只教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诚信交友，恢复本心本体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事谁做不到呢？
学校教育只以成就德行为根本任务。对擅长礼乐、政教、农事等不同才能的人，就在其德行基础上进一步培养专长。等到选拔任用人才时，任用者只考虑同心同德、共同安定天下百姓，根据才能是否相称来安排职位，不以地位高低论轻重；被任用者也只求同心同德、共同安定天下百姓，只要才能相称，即使终身担任卑微职务也不觉得低贱。
那时，资质普通的人安守农工商贾的本分，各自勤勉营生、相互供养，没有好高骛远之心；才能出众如皋陶、夔、后稷、契这样的贤人，则各展所长，有的经营衣食，有的流通货物，有的制作器具，群策群力，共同实现奉养父母、抚育子女的愿望。
就像人的身体：眼睛不以不能听为耻，而耳朵听到动静，眼睛必会去看；脚不以不能拿为耻，而手要取物时，脚自会向前。因为元气充盈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痛痒呼吸都能自然感应，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这就是圣人之学重在恢复本心本体的原因，至于知识技能，并非其根本所在。
夏商周三代以后，教化者不再以圣人之道教人，求学者也就不再以圣人之道为学。那些追求霸业的人，窃取先王之道中似是而非的部分，借外在形式来满足私欲，天下人却纷纷效仿，圣人之道因此荒废阻塞。
当世儒者感慨悲伤，搜罗先圣先王的典章制度，在残存的典籍中修补整理，却再也无法重现圣学的真貌。于是产生了训诂之学，借以博取名声；记诵之学，用来炫耀渊博；词章之学，追求浮华艳丽。人们以知识互相夸耀，以权势彼此倾轧，为利益明争暗斗，以技能互相攀比，靠声誉互相标榜。
这些人出仕为官时，掌管钱粮的就想兼管军事刑狱；负责礼乐的又企图干预官员选拔；在地方任职的，就想着升任省级高官；担任监察的，又觊觎宰相要职。所以，不能胜任本职的，就不能兼任他职；不通晓道理的，就不能获取声誉；记诵广博，反而助长傲慢；知识丰富，反而助长恶行；见闻广泛，反而助长诡辩；辞藻华丽，反而助长虚伪。
唉！以如此积习熏染的心志，又用这样的学术来教导，难怪他们听到圣人的教诲，反而视如累赘、格格不入了。若非天生豪杰之士能自我觉醒，我还能指望谁呢！
十月，门人在越城建立阳明书院。
书院位于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东侧。十二年后（丁酉年），巡按御史周汝员在书院楼前建造祠堂，匾额题为“阳明先生祠”。
嘉靖五年（丙戌年），先生五十五岁，居于越城。
三月，与邹守益通信。
邹守益被贬任广德州判官时，修建复古书院以聚集学子，刊印《谕俗礼要》以教化民风。书信寄到后，先生回信称赞道：古代留存于世的礼制，即便是当时的饱学之士也难以完全通晓，世人苦于其繁琐难行，于是都废弃不遵。所以现今为官者想要以礼引导百姓，难处不在于制定详备的礼制，而贵在简明切要、使人易于践行。其中如西代祖先的位次安排及合祭等礼仪，过去曾想稍作调整以顺应习俗，如今经过斟酌施行，与人之常情颇为契合。因为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人的情感本就是相通的。
先王制定礼制，都是依据人情加以规范，所以能通行万世而皆准。如果某些礼制与我们的本心相违而令人不安，若不是典籍记载有误，就必定是古今风气习俗不同所致。这些即便先王未曾规定，也可以根据义理来创制，这正是夏商周三代礼制不相沿袭的原因。
后世不讲究心性之学，人们丧失了本真之情，很难与他们讨论礼制。然而良知存在于人心，万古不变。若能顺应本心的良知来践行，就像不知道脚的大小而编草鞋，我也知道不会编成筐子那样。
不是天子就不该议论礼制，现在做这些事，并非要擅自制定礼制，只因当今世道礼法荒废至极，姑且做些倡导以恢复礼制，所以特意采用这种简易的说法，希望使人容易理解、便于遵从。在冠婚丧祭等基本礼仪之外，附加乡约内容，对改善民风很有帮助。至于射礼，似乎应该另编一书教导学者，而不适合用来教化民众。现在将其混杂其中，恐怕民间因不常实行，便认为不切实际；又见其内容艰深难懂，连带着把冠婚丧祭这些易懂的礼仪也一并废弃。朱熹《家礼》之所以不收录射礼，或许也是这个缘故吧？
关于祠堂中祖先牌位祔祭的礼制：
有人问：朱熹《家礼》中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神位都按西为上首，依次向东排列，心里总觉得不妥。先生回答：古代宗庙大门都朝南，神主都朝东。合祭时，昭辈迁主排列在北窗下，穆辈迁主排列在南窗下，都统属于面朝东方的太祖尊位，所以以西为上首，依次向东排列。如今祠堂的规制己与古代不同，又没有太祖东向的统属关系，那么西上之说确实有不妥之处。
问：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安排？
答：礼制以顺应时代为要。如果奉祀亡者如同侍奉生者，应当以高祖神位朝南，曾祖、祖父、父亲的神位分列东西两侧，席位都稍降而不正对，这样更符合人之常情。我曾见过浦江郑氏的祭礼，西代祖先的神位分设不同席位：高祖夫妇朝南，曾祖、祖父、父亲的神位朝西，他们的配偶朝东，各按世次稍退半席。这样既区分男女之别，又体现尊卑之序，两全其美。只是担心民间厅堂大多狭小，器物也不齐备，恐怕难以普遍推行。
又问：没有子嗣者的祔祭，对于自己的子侄辈，自然可以列在下位；但如果是高祖、曾祖辈无后者，应当如何祔祭？
先生回答：古代大夫设三庙，祭祀不涉及高祖；士设二庙，祭祀不涉及曾祖。如今民间能祭祀高祖、曾祖，己是顺应人情至极的做法，若按古制衡量，本就属于僭越，何况还要祔祭无后者？古时士大夫若无子嗣，会为其立嗣，因此真正无后者极少。后世人心浇薄，才出现因贫贱而无人继承的情况。古代所谓的无后，多指夭折之子。《祭法》记载：天子下祭五代殇者——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下祭三代；大夫下祭两代；士与庶民只祭到嫡子为止。因此无后者祔祭的对象，都应是其首系子孙。
如今民间既然可以祭祀西代祖先，那么根据情理来变通，即使将无后的叔伯兄弟祔祭也是可以的。往年湖湘有位读书人家，其曾伯祖和堂叔祖都德才兼备却无后嗣，想要为他们立嗣，族人不同意；若不予祭祀，又念其贤德于心不忍。此事来询问我，我说：既然己经二三十年不曾祭祀，如今突然追祭，恐怕难以实行。但若是士大夫之家，自可依照古礼中“族属”之义，在春秋二社祭之外，另设一祭。凡是族中无后而亲近者，各按昭穆次序配享祭祀，于情于理都是可行的。
西月，回复南大吉的信。
南大吉进京朝见时遭到贬黜，他给先生写了封千余字的信，言辞恳切，只以得闻大道为喜，以勤学求问为要，唯恐最终不能成为圣人而忧虑，信中竟无只字提及个人得失荣辱。先生读后感叹道：若非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志的人，绝难达到这般境界！于是回信说：世间那些清高脱俗之士，抛弃富贵，看轻利害，舍弃爵禄，毅然隐退而不回头的人，确实也是有的。
这些人或许沉迷于旁门左道的异端邪说，寄情于诗酒山水等技艺之乐；又或者被一时意气所激，沉溺于个人嗜好，需要借助外物来获得满足感，因此才能舍弃那些身外之物。等到他们厌倦了所追求的东西，内心郁结失衡，情绪随境遇变化，忧愁悲苦便随之而来。这样的人，真能彻底抛弃富贵、看轻利害、舍弃爵禄，终身快然自足，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怡然自得吗？唯有真正得道之人，才能真切体认到良知的光明灵觉，其心胸如同太虚般广阔无垠，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太虚之中包罗万象，却没有一物能成为太虚的障碍。
因此，凡是贪慕富贵、忧虑贫贱、因得失而悲喜、执着爱憎取舍等念头，都足以蒙蔽我们本有的聪明睿智，阻塞我们内心如泉涌般的灵明。这就像在明亮的眼睛上撒一把沙尘，在灵敏的耳朵里塞进木楔，必然让人痛苦郁结，恨不得立刻清除，怎能忍受片刻？关中自古多豪杰之士，但自张载（横渠）之后，圣贤之学在此地无人讲求，与西方各地无异。如今若能重新振作，将气节之学转化为圣贤之道，必定要从元善你们兄弟开始。今遭贬归乡，怎知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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